“宁波商帮精神”的历史文化探源

“宁波商帮精神”的历史文化探源

130多年前，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曾多次到浙东沿海考察，并著有《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做研究的成果》一书，他在讲到宁波人时这样写道：“沿海有特殊种族，如宁波人。宁波人在勤奋、努力奋斗、对大事业的热心和大企业家精神方面较为优秀……宁波人是浙江人中的特殊分子……尤其是商业中的宁波人，完全可以和犹太人媲美。”至于这个德国地质学家说的对不对，这一个多世纪以来宁波商帮的表现已足以证明。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十大商帮中许多商帮已逐渐式微乃至衰亡，如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徽州商帮等等，而宁波商帮却历久不衰，一枝独秀，称雄于海内外，成为世纪奇观，其原因何在？

宁波作协副主席、宁波商帮的资深研究者王耀成在《百年商帮，系于国运——为新千年而作》一文中作了精当的剖析：“探索近代宁波帮长盛不衰史，有两个鲜明特点：其一，宁波帮始终得到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的关怀；其二，宁波帮始终高扬爱国、奋进的旗帜，系一己之命运于国运，与民族之兴亡共兴亡。”正如王先生所剖析的，纵观宁波商帮的发展历程，在漫长的历史河流中，宁波商帮始终坚持了爱国、奋进、走在时代的前列，它勇于变革，开拓创新，富有韧性，务实大气，兼容并包，究其原因，其精神实质的形成和宁波地域文化的特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宁波商帮之所以能够成功，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而经久不衰，本质原因就在于它是吸取了宁波历史文化的营养而发展起来的，而宁波文化最本质的特征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要求，所以，在宁波商帮的身上也是集中体现了宁波历史文化的精华。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域文化造就了生存其间的人们不同的秉性和精神面貌。地域文化是指在特定地理位置和自然疆域内形成的具有强烈地域特征和明显地方特色的社会文化系统。地域一般是从古代沿袭而来，地域文化也由于历史的文化发展而形成其特征，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延续下来。它在保留传统文化精神和思想结构的背景下，带有独立性、地域性和特殊性，更多地体现着地区性的风俗传统、心理状态、生存方式和行为观念。本文试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对“宁波商帮精神”作一历史文化的探源。

一、地理环境

地域文化特征在其萌生期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地域的环境条件，普列汉诺夫曾指出：“自然界本身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原始推动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的特点。”（《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读》，三联书店1961年版）生活在宁绍平原、河姆渡文化的发源地、古越大地上的宁波商帮亦不例外。

宁波商帮的先祖于越（一叫越）是一个僻居中国东南沿海一隅的古老部族，从河姆渡遗址的考古发掘证明它至少已经有了七千年繁衍生息的历史。越地濒江临海，境内多沼泽、丘林，山洪、潮汐与猛兽虫蛇相继侵害，自然环境险恶，生存艰难。《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阖闾言：“吾国僻远，顾在东南之地，险阻润湿，又有江海之害”，所谓“其川三江，其浸五湖”，虽是水乡泽国，气候湿润，但迫于江海，屡遭水患。尤其是约一万年前卷转虫海侵的发生与

发展，使自然环境恶化，沿海平原成为一片汪洋，人们的生存范围缩小，同时土地盐碱度增高，对农事极为不利，先民们在生存搏斗中遇到更多的艰难险阻。虽然自然环境对先民的生存影响极大，但是我们的祖先敢于与灾害抗争，在困境中韧性战斗，练出一股勇猛强悍之气。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他们勇于开拓，从不懈怠，不仅使自己适应自然环境，还试着以自己的力量去征服自然。面对洪水泛滥、海水倒灌，“越人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以适应渔猎捕捞；部习水便舟，漂洋过海，迁移到舟山群岛，有的远赴台湾、琉球、印度等地寻求发展。《越绝书》中分别称他们为“内越”与“外越”。外越先民是世界上最早尝试征服海洋的民族之一，他们不畏艰险，勇于开拓，在哪里生存发展就在哪里传播本民族的经济文化。在开拓传播文化的同时，先民们也不断吸取外来文明，把其他民族的文化观念、生产经验吸收进来，毫不保守地融进到本民族的文化之中。

先民们在生存发展的过程中克服重重自然障碍，利用自然条件的有利之处发展生产，积极改造自然环境，发展经济文化，把东南地区的远古文明推向了一个高峰，他们那勇于开拓、顽强进取的精神也代代相传了下来。这是宁波历史文化发展的源头，也是宁波商帮精神的历史文化渊源。

二、人文渊薮

宁波商帮地处宁绍平原，古越国的大后方，就其历史发展来看，有两个时期不能不提，一是古越国时期，二是明清时期。在前一个时期，古越国的生存环境及因此所形成的文化品格，对后世影响深远；在后一个时期，明清浙东学术文化泽被至今，尤其是王阳明倡导的“心学”和黄宗羲开创的带有近代民主色彩的启蒙意识、经济理论，至今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深厚的人文渊薮，成为宁波商帮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也对宁波商帮的生存方式、行为观念、经商的理念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宁波商帮精神”。

（一）古越遗风

1．理性务实的作风

因越地荒凉贫瘠，国小势危，无论是生存繁衍，还是雪耻图强，都需要踏踏实实一步一步的辛勤劳作，需要点点滴滴力量的积累。于是，不事浮华，不好玄思遐想，重稳定实在，力求解决为现实逼到眼前的具体目标任务，逐渐成为古越重要的文化品格。

以理性务实为基点，越人在关系的处理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越人面对天与人的关系，突出人的主体地位，相信事在人为，认为“道出于天，事在于人”（《吴越春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由于越人在复国的过程中深深感受到国家实力的重要性，虽然谋略也很重要，但在争战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包括军力、物力在内的实力，这也促使其形成稳重、切实的处事风格。而且，面对越地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发展水平、自然条件等等，越人很早就认识到必须尊重自然规律，重视天象观察，在春秋之时就已建立了天文观测台。古越国为了尽快增强国力，早已实行计划经济，并有了严格的社会分工、行业管理，建立了有一定规模的手工业作场，而手工业者一器一物的完成都需要付出艰辛的汗水，要严格遵循一定的操作规程。凡此种种，促使越人实干苦干、艰苦节俭，一步步形成理性务实的作风，并作为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