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商帮精神”的历史文化探源

“宁波商帮精神”的历史文化探源130多年前，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曾多次到浙东沿海考察，并著有《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做研究的成果》一书，他在讲到宁波人时这样写道：“沿海有特殊种族，如宁波人。

宁波人在勤奋、努力奋斗、对大事业的热心和大企业家精神方面较为优秀……宁波人是浙江人中的特殊分子……尤其是商业中的宁波人，完全可以和犹太人媲美。

”至于这个德国地质学家说的对不对，这一个多世纪以来宁波商帮的表现已足以证明。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十大商帮中许多商帮已逐渐式微乃至衰亡，如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徽州商帮等等，而宁波商帮却历久不衰，一枝独秀，称雄于海内外，成为世纪奇观，其原因何在？宁波作协副主席、宁波商帮的资深研究者王耀成在《百年商帮，系于国运——为新千年而作》一文中作了精当的剖析：“探索近代宁波帮长盛不衰史，有两个鲜明特点：其一，宁波帮始终得到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的关怀；其二，宁波帮始终高扬爱国、奋进的旗帜，系一己之命运于国运，与民族之兴亡共兴亡。

”正如王先生所剖析的，纵观宁波商帮的发展历程，在漫长的历史河流中，宁波商帮始终坚持了爱国、奋进、走在时代的前列，它勇于变革，开拓创新，富有韧性，务实大气，兼容并包，究其原因，其精神实质的形成和宁波地域文化的特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

宁波商帮之所以能够成功，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而经久不衰，本质原因就在于它是吸取了宁波历史文化的营养而发展起来的，而宁波文化最本质的特征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要求，所以，在宁波商帮的身上也是集中体现了宁波历史文化的精华。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域文化造就了生存其间的人们不同的秉性和精神面貌。

地域文化是指在特定地理位置和自然疆域内形成的具有强烈地域特征和明显地方特色的社会文化系统。

地域一般是从古代沿袭而来，地域文化也由于历史的文化发展而形成其特征，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延续下来。

它在保留传统文化精神和思想结构的背景下，带有独立性、地域性和特殊性，更多地体现着地区性的风俗传统、心理状态、生存方式和行为观念。

本文试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对“宁波商帮精神”作一历史文化的探源。

一、地理环境地域文化特征在其萌生期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地域的环境条件，普列汉诺夫曾指出：“自然界本身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原始推动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的特点。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读》，三联书店1961年版）生活在宁绍平原、河姆渡文化的发源地、古越大地上的宁波商帮亦不例外。

宁波商帮的先祖于越（一叫越）是一个僻居中国东南沿海一隅的古老部族，从河姆渡遗址的考古发掘证明它至少已经有了七千年繁衍生息的历史。

越地濒江临海，境内多沼泽、丘林，山洪、潮汐与猛兽虫蛇相继侵害，自然环境险恶，生存艰难。

《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阖闾言：“吾国僻远，顾在东南之地，险阻润湿，又有江海之害”，所谓“其川三江，其浸五湖”，虽是水乡泽国，气候湿润，但迫于江海，屡遭水患。

尤其是约一万年前卷转虫海侵的发生与发展，使自然环境恶化，沿海平原成为一片汪洋，人们的生存范围缩小，同时土地盐碱度增高，对农事极为不利，先民们在生存搏斗中遇到更多的艰难险阻。

虽然自然环境对先民的生存影响极大，但是我们的祖先敢于与灾害抗争，在困境中韧性战斗，练出一股勇猛强悍之气。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他们勇于开拓，从不懈怠，不仅使自己适应自然环境，还试着以自己的力量去征服自然。

面对洪水泛滥、海水倒灌，“越人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以适应渔猎捕捞；部习水便舟，漂洋过海，迁移到舟山群岛，有的远赴台湾、琉球、印度等地寻求发展。

《越绝书》中分别称他们为“内越”与“外越”。

外越先民是世界上最早尝试征服海洋的民族之一，他们不畏艰险，勇于开拓，在哪里生存发展就在哪里传播本民族的经济文化。

在开拓传播文化的同时，先民们也不断吸取外来文明，把其他民族的文化观念、生产经验吸收进来，毫不保守地融进到本民族的文化之中。

先民们在生存发展的过程中克服重重自然障碍，利用自然条件的有利之处发展生产，积极改造自然环境，发展经济文化，把东南地区的远古文明推向了一个高峰，他们那勇于开拓、顽强进取的精神也代代相传了下来。

这是宁波历史文化发展的源头，也是宁波商帮精神的历史文化渊源。

二、人文渊薮宁波商帮地处宁绍平原，古越国的大后方，就其历史发展来看，有两个时期不能不提，一是古越国时期，二是明清时期。

在前一个时期，古越国的生存环境及因此所形成的文化品格，对后世影响深远；在后一个时期，明清浙东学术文化泽被至今，尤其是王阳明倡导的“心学”和黄宗羲开创的带有近代民主色彩的启蒙意识、经济理论，至今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深厚的人文渊薮，成为宁波商帮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也对宁波商帮的生存方式、行为观念、经商的理念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宁波商帮精神”。

（一）古越遗风1．理性务实的作风因越地荒凉贫瘠，国小势危，无论是生存繁衍，还是雪耻图强，都需要踏踏实实一步一步的辛勤劳作，需要点点滴滴力量的积累。

于是，不事浮华，不好玄思遐想，重稳定实在，力求解决为现实逼到眼前的具体目标任务，逐渐成为古越重要的文化品格。

以理性务实为基点，越人在关系的处理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越人面对天与人的关系，突出人的主体地位，相信事在人为，认为“道出于天，事在于人”（《吴越春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由于越人在复国的过程中深深感受到国家实力的重要性，虽然谋略也很重要，但在争战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包括军力、物力在内的实力，这也促使其形成稳重、切实的处事风格。

而且，面对越地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发展水平、自然条件等等，越人很早就认识到必须尊重自然规律，重视天象观察，在春秋之时就已建立了天文观测台。

古越国为了尽快增强国力，早已实行计划经济，并有了严格的社会分工、行业管理，建立了有一定规模的手工业作场，而手工业者一器一物的完成都需要付出艰辛的汗水，要严格遵循一定的操作规程。

凡此种种，促使越人实干苦干、艰苦节俭，一步步形成理性务实的作风，并作为越民族集体潜意识而长期沉潜下来。

2．趋利经商的特点在中国古代社会，在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业为本业，视商业、手工业为末业，重农抑末成为长期坚持的国策，但越国却不然，它实行的是“农末俱利”的政策。

据《吴越春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记载，在越王勾践时期，越国大夫计然就提出：“处于吴、楚、越之间，以鱼三邦之利，乃知天下之易反也”。

就是要充分利用越国的地理环境发展三国间的贸易，以此来振兴越国的经济。

他还提出要畅通流通渠道；要预测丰歉规律，及早囤积货物，牟取暴利；要保证农业、商业和其他各个生产部门的协调发展，等等，都闪烁着古代商业思想的光辉，也在越人中逐渐形成了经商的传统。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类的思想已逐渐被越人抛弃。

而越国大夫范蠡（即陶朱公）在退隐之后，用计然之策而致巨富，并被后人尊为商人的鼻祖。

范蠡经商之后，“三聚三散”，其理财观直接影响了后世的商人，对宁波商帮影响尤为明显。

自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宁波帮的捐赠总数高达六、七十亿，不能不说多少是受了范蠡聚散思想的影响。

3. 开放性特色与中原齐、鲁诸国相比较，越国民众受传统思想的束缚较少。

据说孔子曾经劝告句践“膺服周礼”，句践答道：“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

夫子异则不可。

”“道不同不相为谋”，“于是孔子辞，弟子莫能从乎”，孔子只好作罢，丧气地回到鲁国。

此事虽无明确的史料佐证，但也可从中看出越人具有不同于中原民族的思想特点。

越人追求个性的自由，敢于变革，而且不为传统所宥，有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

越文化的这种开放性特征，对以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以近代为例，在思想文化领域，有鲁迅、蔡元培等纷纷走出国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中做出重要贡献。

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并包”的著名口号，在文化教育乃至社会各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经济领域，越人素有经商的传统，并在实践中积累起丰厚的商贸理论。

所有这些，都对以后的宁波商帮产生直接的影响，也成为“宁波商帮精神”的文化渊薮。

（二）浙东学术文化精神明清浙东学术文化不仅是宁波历史文化的核心，其精神更是宁波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宁波传统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核。

因为作为宁波历史文化核心的明清浙东学术是由地域文化孕育而成，它植根于地域民众的思想之中，是地域精英们从积淀于民众生产实践、社会生活的人文精神中加以提炼概括而成的宁波文化最精致形态。

其精神主要表现为经世致用、兼容并包、创新、务实精神等，这些精神作为宁波人的群体心理特征影响决定着历史的宁波，也深深植根在宁波商帮的心中，成为“宁波商帮精神”的基本构成。

1．经世致用经世致用是明清浙东学术的重要精神之一，浙东学人黄宗羲在其《南雷文案·今水经序》中明确提出，治学的目的“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

其实，这何尝不是讲究实用的宁波人文精神在浙东学人身上的反映。

历史上宁波城市的形成和建设就体现出这种与现实社会发展相联系，切于实用的精神。

也就是以入世、实用、实践为主导的生活态度。

宁波人的实用意识的产生与宁波人祖先的经济活动分不开，为了生存，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他们既向海江索取渔盐之利，利用海江进行交通运输；又向山林提用生活资料；并在平原之地种植水稻，发展农耕经济。

凡能利于生存的，他们都不轻易放弃，追求实用的生活态度使先人们创造出灿烂的河姆渡文化。

讲究实用的宁波人较早摆脱了自然经济的束缚和传统城市的封闭性；显示了自己独特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他们不囿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小农经济生活，发展起各项手工业，如烧制的越窑瓷器闻名遐迩，成为世界著名的商贸品牌，远销亚洲、非洲、欧洲等海外各国。

重用精干的宁波人还创业习商，切于实用的商业使宁波的经济社会得以发展繁荣。

以商为业，以商为荣成为人们普遍的价值取向，经商成为一种时尚和习俗。

黄宗羲所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正是在宁波地域长期实践基础上得出的正确结论。

讲究实用的宁波人把农业文化和商业文化有机结合，并融汇贯通于海洋文化之中，造就了一个繁盛的对外贸易港城。

2．兼容并包兼容并包精神在宁波由来已久，它是宁波文化的个性。

历史的宁波是农耕文化和海洋文化两者的融合体。

宁波人既具备农耕文明的勤勉安定的品质；又有在海洋的狂风恶狼中乘风破浪的勇敢和本领。

这里既有内陆农耕文化重视调整人人与人的关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又有海洋文化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既有内陆农耕文化重舍生取义的无畏精神；又有海洋文化中重死里求生的拼搏精神。

由于宁波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开放意识，因此，兼容并包的人文精神也就早早地扎根于甬城这块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