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生命”与“鬼”——鲁迅之生命论与终末论(一)

鲁迅的“生命”与“鬼”——鲁迅之生命论与终末论(一)

一、战后日本的自我反省和鲁迅

（一）战后日本之“反省思想”如果回顾一下我们战后50年的鲁迅研究的出发点的话，不能否认，其中存在着以战败为契机的“民族的自我反省”这一动机。“自我反省”一词，出于战前《欧洲之虚无主义（）》：“明治以来，日本人从西方学来了许多东西，唯有欧洲文化之根底自我反省却没有学到，而且是用日本式的自重偷换了它”。这段话，因为被丸山真男的《日本之思想》（《岩波新书》）所引用而为众人所周知。之所以称之为“反省思想”，是因为在跟亚洲式的“停滞”相对的欧洲近代“发展”之背后，存在着“（通过自我反省）而发展这一欧洲固有的思想”，而开始接受这一“思想”，正是被迫进行“第二次开国”的日本战后思想史上的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把这反省思想限于中国研究、鲁迅研究的范围内来说的话，那就是在对侵略战争的反省的基础是，对中国革命的成功表示吃惊，再加上那完全无视实现这一成功事业的中国人的精神力与伦理的自我反省。在竹内好的《鲁迅》和《现代中国论》中，把这两个反省归结到了一点。在日本国内，一部分保守政治家非难这一自我反省（《日本国宪法》的三大原则，基本人权、民主、放弃战争，代表了这一反省）为“自虐”的呼声甚高，这证明“日本式的自重”还活着。我想从再一次确认这一点来展开我的论述。

（二）“民族的反省·忏悔的文学”在这一带着自我反省来进行的鲁迅研究的背后，存在着把鲁迅文学视作“民族的自我反省之学”的理解。这种见解，不仅存在于日本友人的论文中，而且近年在中国也有把这“反省（忏悔）思想”看做来自西方基督教，并以此范畴来讨论鲁迅的“自我忏悔意识”的①。竹内好在他的《鲁迅》（1943年）一书中，称鲁迅的文学自觉“乃相似于宗教信仰者之罪的自觉”，“鲁迅文学之根据，乃是应该称之为无的某种东西”，又说“在把鲁迅看做赎罪文学的体系上，我抗议那种把他看做单纯的爱国主义者的看法”。竹内好之鲁迅研究成为战后鲁迅研究的出发点，其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他看到了在《狂人日记》的背后跟某种超越者的邂逅（自觉），深刻地捕捉住了鲁迅文学的“反省·忏悔”的特征。至于在中国这一个没有超越神的文化风土的环境里，鲁迅的“赎罪”意识究竟是“面对着谁”的？（一个人站在超越神面前时，才有“罪”的意识）竹内写道：“……深夜，他只是跟那个谁的影子对坐。毫无疑义，那不是靡菲斯特（Mephisto），也许更像汉语里的鬼。”把一切人看做“罪人”，这是西欧的人生观。鲁迅的“自觉”，不是跟西欧式的超越神相遇，而是在跟“鬼”的对坐中产生的。在日本战后的“自我反省思想”中，竹内跟丸山真男、大冢久雄等人（或可称为“西方主义者”）之不同，就在于此。我拟论及的也是这个问题。

二、“生命”之位相

（一）把人理解为“生命”

日本战后的鲁迅研究的动机之一，是试图站在对日本“疑似近代”的反省的立场上，通过鲁迅看到“真的近代”。也许说得太简单了，所谓近代就是使人从封建规制中解放出来，树立起人的尊严的时代。那么，该解放的“人”是什么呢？鲁迅从尼采那儿学来的人，首先是要有自主的“精神”（《文化偏至论》）。但是，还有一种看法，是把近代看做是解放“肉体（欲望）”的时代。鲁迅从尼采那儿看到的“人”，是“个人（个性）”。而不久以前，在中国却是一直把现代看作是“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扬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时代。进而，还有人指出，近代“知性”的“精神与物质的二元论”以及西方的“主体性个人”等论调造成了公害，还造成了人的癹外。在这种情况下，把人理解为“生命”的人生观，应该如何置放它的位置呢？置放在哪里呢？作为“生命”的人之解放，不是包含肉体和精神两方面吗？关于这一点，我们来看看鲁迅的观点。这是本文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二）亚洲近代之初心

我曾指出，鲁迅的《随感录六十六·生命的路》跟北村透谷的《内部生命论》有着相通的地

方，可以说他们都发现了作为“生命”的人的尊严②。《内部生命论》虽写于1893年，但据下文将引及的铃木贞美的文章，至1905年在他的全集出版以后，才得到社会的重视。那正是鲁迅来日本留学的时候（1902－1909）。

透谷写道：“造化支配人，然人亦支配造化。人之内部所有之自由精神不肯默从造化。”同样的思想，乃是留学期间鲁迅论文的特点之一。其实，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作为教科书使用的《伦理学原理》里的批语，也跟透谷所言相似。其后，“反对自由主义”的毛泽东也认为，从自然独立出来的人的主体性，乃来自于“自由的意志”。鲁迅、透谷、毛泽东，这些亚洲的青年之魂，一开始跟西方相遇时（虽然他们理解的内涵有所不同），恐怕都为西方那种具有发展的、自由的精神的人生观所感动。可以说，这是在鲁迅初期论文中所提到的对“人类尊严”之发现。透谷在《内部生命论》里，是在这样的文脉中提到“生命”的：人，果有生命乎？这里所说的生命并非指五十年之人生。吾信人有生命，……彼之文明、彼之学艺，乃外物，……非吾所言者。“生命”、“不生命”，此即东西思想之大冲突也。外部文明乃内部文明之反映，故东西二大文明之要素，其差异唯在于有无尊重“生命”之宗教。优胜劣败，非此而何？

透谷用“生命”之有无，来区别东西文明，认为由此而“优胜劣败”。这一认识，跟后面将论及的、鲁迅所说的、在中国的书上看到的是“死人的乐观”，在西方书上看到的即使是“颓废”也是“活人的颓废”这一认识是一致的。在日本和中国，都把“生命”跟“精神”、“个人”相并列，把它作为传统思想中所没有的西方近代思想来接受。

去年出版的铃木贞美的《用“生命”来读近代日本》③，正如其书名所示，以“生命”为关键词，试图探索日本近代思想。在中国，去年也出版了《中国文学观念之近代变革》④一书。作者认为，旧文学把文学视作跟“政教”相联系的“道”的显现，而“五四”新文学则把它看作是“人生”即“人的生命体验”的表现；从这一转换中，可以看到文学观的根本变革。在日中两国，同时出版了把用“生命”一词表现出来的人生观看作划分近代与前近代的关键的书，使人感到这是一个今日亚洲的共同课题。

三、大正的生命主义与鲁迅

（一）中泽临川和鲁迅

最近读到一位学者的论文⑤，他据上述铃木的书，以鲁迅的《随感录六十六》（《新青年》1919年11月）和载于《中央公论》1916年1月号的中泽临川的《生命之凯歌》为例，指出鲁迅受到了大正时期的“进化论生命主义”的影响。转引中泽的叙述如下：况生命之本性乃乐观。于虚伪、罪恶、皆笑而凌驾于其上。整体之生命，轻蔑死。生命，笑，舞，嬉戏。面对死，构筑，积蓄，于是爱。于是，我等可不至于失望。否，我等任何场合，均不失望。……艺术、自然之无限，电子与放射能之发现，心灵……，美之物，自由之物，唯有人性。生命之大道，光芒万丈。为了便于读者对读，这里把众所周知的《随感录六十六·生命的路》中的有关部分也引录如下：

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

自然赋予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

……

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

对读一下的话，正如那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鲁迅很可能参考了中泽，我们可以看到两人的共同的“进化论生命观”。

（二）大正时期的生命主义

大正时期的文艺、思想跟中国留学生之间的关系，呈现出远比现在更为亲密的同时代性。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