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_蛙_三题

一如既往，莫言的长篇新作《蛙》以似有还无、虚实相生的高密东北乡为背景；而其所思所指，也一如既往地超越了这一隅原乡，涵纳了更为广袤纷然的时空变迁、历史思索与人生经验。由于小说涉及计划生育政策，一时颇为引人注目，评论者或惊讶于莫言的勇气，为作家敢于触碰这一敏感题材而击节叫好1；或指斥小说与多年前的《红高粱》系列一脉相承，不过是作家在诺贝尔情结的驱使下，对西方阅读趣味的又一次迎合与投机2。在我看来，这些议论虽然彼此针锋相对，甚或不免过甚其辞；但考虑到它们各自的意识形态立场，其实都有自洽的内在理路及批判意图，不可简单以“误读”一词否定之。尽管如此，从主题设置、人物勾画到形式分析，我的感想却与上述论调有所不同，以下试分三题，约略述之。

一部关于生育的民族史

所谓“信史”常常千疮百孔，而虚构之文学作品有时反能折射部分的真实。如果将《蛙》视为一部依赖所谓“题材敏感性”招徕读者的小说，这未免太小看了莫言。尽管小说的主要情节都是围绕计划生育政策展开，而且莫言自己也确曾遭遇“国策”所带来的人生烦恼3；但计划生育只是小说必需的背景而非主旨——

—与其说作家是试图反思这一政策的得失利弊，倒不如说是为民族撰写一部以生育为主题的当代史；而其终极意图，或在于思索人类社会中最为神圣恒久的“生命繁衍”与国族的现代化进程之间，错综复杂、纠缠万端的历史与现实关系。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沉重到难以言说的话题。

诚如作家所言：“生育繁衍，多么庄严又多么世俗，多么严肃又多么荒唐。”4对于我们这个注重家族血统、以“上事宗庙，下继后世”为伦理基石的古老农耕民族而言，生育繁衍的意义从来就不止于维系血脉、绵续种族；而是已经渗透进社会文化、伦常道德乃至民族心理，成为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小说家用乡野之中的娘娘庙象征着民族集体的生育崇拜，并暗示着生育不仅是乡土中国社会生活的中心，也是人们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我的乡亲们，我的旧友们，都在为这座庙活着，都是靠这座庙活着啊”5。莫言收起了以往华丽铺陈、艳异奇崛的文风，转而以平实朴拙、琐细庸常的笔触细细写出了乡民对于生育的祈望、虔敬与执著。虽然面临着国家机器的猎捕、严刑峻法的威压，人们，特别是那些怀了孕的女人们，对繁衍子嗣的渴望依旧强烈。她们为了腹中的孩子费尽心机，可以躲在地窖里不见天日，可以跳入河水以躲避检查，可以不顾性命在木筏上生产——

—她们对生育的渴望超越了现实利害的计算，在人类最为顽强的繁衍欲望面前，现世的种种戒律与诱惑、灰飞烟灭。在小说的结尾，一生以执行计划生育为天职的“小狮子”早已丧失生育能力；但在购得一子之后，干瘪的乳房竟然神奇地分泌出喷泉般的乳汁——

—如此魔幻的想象只不过为了验证小说中的一句话：“女人归根结底是为了生孩子而来。”6在小说家看来，母性无论被压抑多久，终究会喷涌而出，冲决身份、职守、制度和政治信念的世俗堤防，只有生育才能让女人成为女人，也只有生育才能让女人成为人。

《蛙》中的生育之所以显得如此崇高庄严，还在于作家写出了它的另一面——

—死亡。整部小说刻意凸显生与死的亲密无间，凡有生命呱呱坠地之处，死亡即如影随形，死亡不仅是生育的反义词，更成为它的近义词。莫言把生育写得如此惊心动魄、命悬一线，以至于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另一部关注生育与死亡的现代中文经典，萧红的《生死场》。萧红以女性作家的身份，凭藉对生育和死亡的杰出描写，探讨了特定历史时空中的女性身体经验与历史命运。然而，

莫言《蛙》三题

孟庆澍

与《生死场》把生育繁衍看做对女性身体的严厉惩罚并给予嘲讽不同7，《蛙》中的生育及死亡令人伤感但并不可怖；相反，女人们的勇气与坦然使死亡变成了生育仪式的高潮，生与死的轮回更替诠释了民族不屈不挠的生命意志。

当然，《蛙》并不仅满足于对生育进行泛神论式的膜拜与图解。小说继承了莫言将历史空间化、局部化的叙述技巧8，把一个妇产科医生的荣辱人生、几个悲怆的生育故事与半个世纪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勾连起来，并将省思重点投射于家国命运，这也使得小说成为典型的“第三世界民族寓言”9。其中一些细节尤其意味深长，例如，故事开篇不久便以充满亮色的笔调描绘了一出风俗喜剧：1953年，卫生学校毕业的姑姑斗败了土法接生的“老娘婆”田桂花，成功救治难产孕妇，新法接生开始在高密东北乡推广。从技术角度来看，新法接生与小说中出现的卫生局、喷气式飞机乃至民族革命一样，都是现代性的题中之义，也都带来了进步与发展；然而，作家亦指出了现代性进程的两面性：现代医学知识既带来更高的生育率和存活率，又以更精密的器械、更发达的技术带来对生育的人为控制和强制干涉。不仅如此，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生育不仅仅再是个人和家族的私事；而是与整个民族的兴衰联系在一起，上升为国家和公共事务的一部分。随着新法接生的普及，科学接管了民间产婆的接生权，现代民族国家对个体生育的强力介入也成为天经地义，而这恰恰为日后无数的人间悲剧埋下了伏笔。同样，随着世纪末商业化进程的到来，生育再次成为时代的牺牲品。小说中的牛蛙公司将生命的繁衍改造成精明的生意，不仅控制青蛙的繁殖以攫取商业利润，而且迫使年轻姑娘们成为权贵富豪们代孕的工具。生育尚未逃离政治的掌控，便又落入了资本的牢笼。作家选择陈鼻父女扮演小说后半部分的主角，可谓意味深长。无论是陈鼻凭借自己的大鼻子扮演唐吉诃德，还是陈眉替人代孕，都不过显示了资本现代性的本来面目：“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10身体，甚至包括生理机能如怀孕、生育，都成为了市场不等价的交换物。

面对如此“被现代化”的生育行为，小说没有也不可能做出轻松的、非此即彼的价值决断。莫言显然徘徊在充满矛盾的现代性想象之中，他既认为自然资源如此有限，为了民族的生存，进行生育控制是不得已而为之，另一方面，他又不能无视计划生育给某些个体生命带来的深重创伤；他既承认代孕技术的进步可以解决不孕夫妇的人生苦恼，又对生育被金钱所操纵深恶痛绝。这种内在的矛盾性构成小说家历史观的基本特征：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个不满现实的现实主义者，一个反抗宿命的宿命论者，一个质疑现代性的现代主义者。正是这种观念的矛盾性构成了小说叙事的内在动力，并使“生育”这一传统主题充满了现代性的张力。

一位亦神亦魔的女人

莫言在接受采访时说，《蛙》是因为人物而产生灵感和激情，也是把塑造人物、展示人物命运作为最根本的追求11。换言之，人物既是小说的起点，也是小说的终点。因此，准确地理解小说的灵魂人物，对于解读小说具有了相当关键的意义。

姑姑是《蛙》中的灵魂人物。她具有反差型的人格，或者说，神性与魔性的冲突、并存是这个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她是烈士后代，有着“黄金般璀璨的出身”，父亲是八路军西海地下医院的创始人。自幼聪明绝顶，智勇双全，还是儿童的时候，就曾经智斗日本鬼子杉谷司令。长大之后，又继承了父亲的革命卫生事业，成为一个全身心为党服务的“红色木头”。在她的黄金时代，她是受人尊崇的送子娘娘、观音菩萨，身上散发着百花的香气，成群的蜜蜂和蝴蝶围绕她飞舞……妇产科医生的妙手仁心以及高贵的革命血统，使她成为高密东北乡的“圣母”，无可争议的生育之神。

然而，姑姑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使她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到了铁面无私的地步。她忠实于自己的工作，无论是接生还是引产，似乎都没有区别。她可以拉倒邻居的门楼来逼迫侄儿媳妇自首，可以对被迫跳入河水的孕妇穷追不舍，可以像日本人追捕游击队一样对逃跑的孕妇布下天罗地网。不论多少孕妇死在引产的手术台上，都无法动摇她的信念。莫言借小说人物之口，一语道破了姑姑神魔并存的性格特征：“你姑姑住了半个月院，伤没好利索就从院里跑出来，她有心事啊，她说不把王胆肚子里的孩子做掉她饭吃不下，觉睡不着。责任心强到了这个地步，你说她还是个人吗？成了神了，成了魔啦！”12她的“手上沾着两种血，一种是芳香的，一种是腥臭的”，救人与杀人、活菩萨与活阎王、天使与无常，同时体现在姑姑身上，造成了性格的极端反差与人格的内在分裂。

从原型批评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典型的“既善又恶的母神原型”（mother archetype），同时具有“善良母神”与“恐怖母神”的特点；既与生殖力、温暖、保护、多产、生长有关，又象征着女巫、女术士（高超的接生技术？），与死亡、毁灭恐惧、危险、饥饿相关，并且“生与新生以一种深刻的方式，永远与死亡和毁灭联系在一起”，这正是恐怖母神原型之所以伟大的原因13。事实上，如同《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姑姑的形象可以从民间生育崇拜文化中找到源头。这种来自于文化原型的反差型人格虽然色彩强烈，对比鲜明，富于戏剧效果，但并不复杂，看上去更接近E. M.福斯特所说的“扁平人物”。或者按照弗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