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_蛙_三题

一如既往，莫言的长篇新作《蛙》以似有还无、虚实相生的高密东北乡为背景；而其所思所指，也一如既往地超越了这一隅原乡，涵纳了更为广袤纷然的时空变迁、历史思索与人生经验。

由于小说涉及计划生育政策，一时颇为引人注目，评论者或惊讶于莫言的勇气，为作家敢于触碰这一敏感题材而击节叫好1；或指斥小说与多年前的《红高粱》系列一脉相承，不过是作家在诺贝尔情结的驱使下，对西方阅读趣味的又一次迎合与投机2。

在我看来，这些议论虽然彼此针锋相对，甚或不免过甚其辞；但考虑到它们各自的意识形态立场，其实都有自洽的内在理路及批判意图，不可简单以“误读”一词否定之。

尽管如此，从主题设置、人物勾画到形式分析，我的感想却与上述论调有所不同，以下试分三题，约略述之。

一部关于生育的民族史所谓“信史”常常千疮百孔，而虚构之文学作品有时反能折射部分的真实。

如果将《蛙》视为一部依赖所谓“题材敏感性”招徕读者的小说，这未免太小看了莫言。

尽管小说的主要情节都是围绕计划生育政策展开，而且莫言自己也确曾遭遇“国策”所带来的人生烦恼3；但计划生育只是小说必需的背景而非主旨———与其说作家是试图反思这一政策的得失利弊，倒不如说是为民族撰写一部以生育为主题的当代史；而其终极意图，或在于思索人类社会中最为神圣恒久的“生命繁衍”与国族的现代化进程之间，错综复杂、纠缠万端的历史与现实关系。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沉重到难以言说的话题。

诚如作家所言：“生育繁衍，多么庄严又多么世俗，多么严肃又多么荒唐。

”4对于我们这个注重家族血统、以“上事宗庙，下继后世”为伦理基石的古老农耕民族而言，生育繁衍的意义从来就不止于维系血脉、绵续种族；而是已经渗透进社会文化、伦常道德乃至民族心理，成为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

小说家用乡野之中的娘娘庙象征着民族集体的生育崇拜，并暗示着生育不仅是乡土中国社会生活的中心，也是人们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我的乡亲们，我的旧友们，都在为这座庙活着，都是靠这座庙活着啊”5。

莫言收起了以往华丽铺陈、艳异奇崛的文风，转而以平实朴拙、琐细庸常的笔触细细写出了乡民对于生育的祈望、虔敬与执著。

虽然面临着国家机器的猎捕、严刑峻法的威压，人们，特别是那些怀了孕的女人们，对繁衍子嗣的渴望依旧强烈。

她们为了腹中的孩子费尽心机，可以躲在地窖里不见天日，可以跳入河水以躲避检查，可以不顾性命在木筏上生产———她们对生育的渴望超越了现实利害的计算，在人类最为顽强的繁衍欲望面前，现世的种种戒律与诱惑、灰飞烟灭。

在小说的结尾，一生以执行计划生育为天职的“小狮子”早已丧失生育能力；但在购得一子之后，干瘪的乳房竟然神奇地分泌出喷泉般的乳汁———如此魔幻的想象只不过为了验证小说中的一句话：“女人归根结底是为了生孩子而来。

”6在小说家看来，母性无论被压抑多久，终究会喷涌而出，冲决身份、职守、制度和政治信念的世俗堤防，只有生育才能让女人成为女人，也只有生育才能让女人成为人。

《蛙》中的生育之所以显得如此崇高庄严，还在于作家写出了它的另一面———死亡。

整部小说刻意凸显生与死的亲密无间，凡有生命呱呱坠地之处，死亡即如影随形，死亡不仅是生育的反义词，更成为它的近义词。

莫言把生育写得如此惊心动魄、命悬一线，以至于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另一部关注生育与死亡的现代中文经典，萧红的《生死场》。

萧红以女性作家的身份，凭藉对生育和死亡的杰出描写，探讨了特定历史时空中的女性身体经验与历史命运。

然而，莫言《蛙》三题孟庆澍与《生死场》把生育繁衍看做对女性身体的严厉惩罚并给予嘲讽不同7，《蛙》中的生育及死亡令人伤感但并不可怖；相反，女人们的勇气与坦然使死亡变成了生育仪式的高潮，生与死的轮回更替诠释了民族不屈不挠的生命意志。

当然，《蛙》并不仅满足于对生育进行泛神论式的膜拜与图解。

小说继承了莫言将历史空间化、局部化的叙述技巧8，把一个妇产科医生的荣辱人生、几个悲怆的生育故事与半个世纪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勾连起来，并将省思重点投射于家国命运，这也使得小说成为典型的“第三世界民族寓言”9。

其中一些细节尤其意味深长，例如，故事开篇不久便以充满亮色的笔调描绘了一出风俗喜剧：1953年，卫生学校毕业的姑姑斗败了土法接生的“老娘婆”田桂花，成功救治难产孕妇，新法接生开始在高密东北乡推广。

从技术角度来看，新法接生与小说中出现的卫生局、喷气式飞机乃至民族革命一样，都是现代性的题中之义，也都带来了进步与发展；然而，作家亦指出了现代性进程的两面性：现代医学知识既带来更高的生育率和存活率，又以更精密的器械、更发达的技术带来对生育的人为控制和强制干涉。

不仅如此，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生育不仅仅再是个人和家族的私事；而是与整个民族的兴衰联系在一起，上升为国家和公共事务的一部分。

随着新法接生的普及，科学接管了民间产婆的接生权，现代民族国家对个体生育的强力介入也成为天经地义，而这恰恰为日后无数的人间悲剧埋下了伏笔。

同样，随着世纪末商业化进程的到来，生育再次成为时代的牺牲品。

小说中的牛蛙公司将生命的繁衍改造成精明的生意，不仅控制青蛙的繁殖以攫取商业利润，而且迫使年轻姑娘们成为权贵富豪们代孕的工具。

生育尚未逃离政治的掌控，便又落入了资本的牢笼。

作家选择陈鼻父女扮演小说后半部分的主角，可谓意味深长。

无论是陈鼻凭借自己的大鼻子扮演唐吉诃德，还是陈眉替人代孕，都不过显示了资本现代性的本来面目：“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10身体，甚至包括生理机能如怀孕、生育，都成为了市场不等价的交换物。

面对如此“被现代化”的生育行为，小说没有也不可能做出轻松的、非此即彼的价值决断。

莫言显然徘徊在充满矛盾的现代性想象之中，他既认为自然资源如此有限，为了民族的生存，进行生育控制是不得已而为之，另一方面，他又不能无视计划生育给某些个体生命带来的深重创伤；他既承认代孕技术的进步可以解决不孕夫妇的人生苦恼，又对生育被金钱所操纵深恶痛绝。

这种内在的矛盾性构成小说家历史观的基本特征：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个不满现实的现实主义者，一个反抗宿命的宿命论者，一个质疑现代性的现代主义者。

正是这种观念的矛盾性构成了小说叙事的内在动力，并使“生育”这一传统主题充满了现代性的张力。

一位亦神亦魔的女人莫言在接受采访时说，《蛙》是因为人物而产生灵感和激情，也是把塑造人物、展示人物命运作为最根本的追求11。

换言之，人物既是小说的起点，也是小说的终点。

因此，准确地理解小说的灵魂人物，对于解读小说具有了相当关键的意义。

姑姑是《蛙》中的灵魂人物。

她具有反差型的人格，或者说，神性与魔性的冲突、并存是这个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

她是烈士后代，有着“黄金般璀璨的出身”，父亲是八路军西海地下医院的创始人。

自幼聪明绝顶，智勇双全，还是儿童的时候，就曾经智斗日本鬼子杉谷司令。

长大之后，又继承了父亲的革命卫生事业，成为一个全身心为党服务的“红色木头”。

在她的黄金时代，她是受人尊崇的送子娘娘、观音菩萨，身上散发着百花的香气，成群的蜜蜂和蝴蝶围绕她飞舞……妇产科医生的妙手仁心以及高贵的革命血统，使她成为高密东北乡的“圣母”，无可争议的生育之神。

然而，姑姑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使她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到了铁面无私的地步。

她忠实于自己的工作，无论是接生还是引产，似乎都没有区别。

她可以拉倒邻居的门楼来逼迫侄儿媳妇自首，可以对被迫跳入河水的孕妇穷追不舍，可以像日本人追捕游击队一样对逃跑的孕妇布下天罗地网。

不论多少孕妇死在引产的手术台上，都无法动摇她的信念。

莫言借小说人物之口，一语道破了姑姑神魔并存的性格特征：“你姑姑住了半个月院，伤没好利索就从院里跑出来，她有心事啊，她说不把王胆肚子里的孩子做掉她饭吃不下，觉睡不着。

责任心强到了这个地步，你说她还是个人吗？成了神了，成了魔啦！”12她的“手上沾着两种血，一种是芳香的，一种是腥臭的”，救人与杀人、活菩萨与活阎王、天使与无常，同时体现在姑姑身上，造成了性格的极端反差与人格的内在分裂。

从原型批评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典型的“既善又恶的母神原型”（mother archetype），同时具有“善良母神”与“恐怖母神”的特点；既与生殖力、温暖、保护、多产、生长有关，又象征着女巫、女术士（高超的接生技术？），与死亡、毁灭恐惧、危险、饥饿相关，并且“生与新生以一种深刻的方式，永远与死亡和毁灭联系在一起”，这正是恐怖母神原型之所以伟大的原因13。

事实上，如同《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姑姑的形象可以从民间生育崇拜文化中找到源头。

这种来自于文化原型的反差型人格虽然色彩强烈，对比鲜明，富于戏剧效果，但并不复杂，看上去更接近E. M.福斯特所说的“扁平人物”。

或者按照弗莱的看法，这种人物无非是原有文学类型中定型人物模式的变体，只不过多少加以个性化了14。

那么，塑造这样一个类型化的人物对于莫言来说是不是过于容易了？莫言是不是又开始翻检他那盛满民间珍宝的锦囊？这样的人物不会有些过于夸张而失去真实性吗？这些质疑或许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以为，这乃是莫言的一种写作策略，其目的是不愿让过于精致复杂的人物性格和心理分析妨碍某种理念的表达。

人物的后续发展验证了我们的看法：退休之后，姑姑晚景凄凉，作为一个成功的计生干部和一个失败的女人，她沉浸在无尽的忏悔和梦魇之中。

她精神憔悴，神志恍惚，“身披宽大黑袍，头蓬如雀巢，笑声如鸱枭，目光茫然，言语颠倒”。

更重要的是，她认为自己不但有罪，而且罪大恶极。

她终日供奉着泥娃娃，等待他们获得灵性，投胎于人间，希望以此获得救赎。

在这里，作家不仅重新赋予姑姑以人性，更隐晦地表达了对民间伦理的认同，从而否定了“神性”与“魔性”。

作为高密东北乡的“一个神话”，姑姑有着巨大的人格魅力，拥有众多的崇拜者和追随者，这样一个卡利斯玛型人物的精神崩溃，难道没有暗含着政治性的讽喻意味？她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正是那些正确而空洞的政治符码赋予她权威和力量，“三代单传”、“绝后”等民间话语以及它们背后的传统伦理观念显得软弱无力、不堪一击，被彻底地压抑直至消失。

然而，她晚年的忏悔赎罪的举动，不正隐喻着民间伦理对国家意志、传统文化对现代性力量的卷土重来和最终胜利？个人史、家族史、民族史交织重叠的叙述中，作家对姑姑的复杂情感，不也折射了他对当代中国历史的力透纸背的反思、批判和言说？类型化的人物往往有利传递世俗的伦理教谕，表现简化的感情道德体系，也许《蛙》的好处，就在于人物性格既有恰如其份的矛盾，也有拿捏精准的单纯。

一枚自我反讽的文本《蛙》的文本形式颇为特别，前四部为书信体，第五部则为九幕话剧。

这种不寻常的文本形式意味着什么？它仅仅是一次形式层面的文体实验，还是有着更深层的含义？针对这一文本形式，莫言有段话很值得注意：最后的章节变成了一个话剧，彻底的虚构，又推翻了前四章的真实性，是为了跟前面形成一个互相补充、互相完善的互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