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_革命史范式_与_现代化范式_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5月/30日/第007版理论月刊・特稿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徐秀丽学术研究与现实需要的高度契合，是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有学者指出，这门学科从20世纪初一开始就是为了满足当时的救亡需要而出现的，是直接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主题而产生的。

因此，虽然早在这门学科形成之初就存在着两种解释体系，即将中国近代史视为在西方冲击下走向近代化历史的“近代化（现代化）体系”，和将中国近代史视为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程和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过程的“革命史体系”。

由于其与时代精神的高度合拍、对近代史事的高度解释能力以及针对性极强的资治功能，“革命史范式”在长时期中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唯一范式。

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了实质性的社会转型，“此时的‘时代精神’已由激烈的‘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追求……这就为从‘现代化’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百年中国的‘新范式’的出现和影响的不断扩大提供了先决条件”。

这种从现代化的角度重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趋向，在80年代初就已出现，后逐渐扩大影响，并从理论上加以系统化，形成学派。

从90年代中期开始，“革命史范式”（旧范式、革命史取向、革命史观）和“现代化范式”（新范式、现代化取向、现代化史观）的论辩反复展开，是近年来近代史学界少有的针对性强并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学术争论之一。

笔者认为，两种范式的讨论对于拓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对于近代史研究中理论思维的深入，对于不同学术流派发现和纠正自身及对方的偏颇和不足，对于推动学术界的思想解放，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革命史范式”“革命史范式”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

根据这一学说，在阶级社会里，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最集中地反映了该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矛盾，考察和研究阶级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便能把握住历史发展中最本质的内涵，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按照这一理论框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争取民族独立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进步以反对封建主义，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并以此作为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和参照系。

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反帝反封建是中国近代的时代基调和主要内容，发生于近代一百多年来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被给予更多的关注。

从革命的视角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革命事业的成败相联系。

一部中国近代史，如果抓住了这个基本线索，就能够顺藤摸瓜，理清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

相反，如果忽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特殊性，将现代化视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或本质内容，说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则证据不足，不符合历史事实。

持“革命史范式”的学者认为对方对自己的理解存在着误差甚至严重歪曲。

革命史观，诚然是以革命为基调，为主线，为主要内容，但绝对没有把中国近代史仅仅看作是一场革命史，更不是“以农民战争为主线”。

在“革命史范式”下所写的中国近代史，也都叙述了并不属于“革命”至少并不属于“农民战争”范畴的洋务运动史、戊戌维新史、辛亥革命史、新文化运动史和五四运动史、北洋军阀史、资本主义发展史，也都包括清末统治阶级内容状况、改良主义思想以及西方思潮在中国的传播等内容。

但相关学者也对自身的不足进行了检讨，认为用“革命史范式”撰写中国近代史，局限于革命史的视角，可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注意不够。

有的学者进一步指出，“旧范式”当然存在着许多缺陷，如研究对象的片面化，研究方法的单一化，研究思维的绝对化，研究理论的教条化，以及存在若干研究误区和禁区等等。

该派学者同时肯定了现代化取向研究的贡献，认为以之观察近代中国的历史，分析现代化事业在中国的迟滞、发展和曲折，是有意义的，它使读者通过另一个视角看到了近代中国的历史。

中国近代历史纷繁复杂，丰富多彩，从任何一个侧面或角度为视角去观察、研究它，都将是一种有益的探索；20年来许多学者（包括持“现代化史观”的学者）对中国近代史所作的多角度、多领域研究，或者校正了传统观点的某种偏颇，或者拓宽了研究领域，填补了学术空白，丰富了人们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整体认识，无疑是一种有益的研究工作。

“现代化范式”不同于坚持“革命史范式”学者立场观点的高度一致，被归纳于“现代化范式”旗下的学者可分为两派。

根据“现代化范式”中“主流派”的认定，这两个派别，其一是“告别革命论”者，认为将其定性为“历史虚无主义”是恰当的；其二是“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论者，此为“现代化范式”的主流，他们的学术观点迄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主流”派学者对“革命史范式”学者在论战中不加区别、将“支流”当作“主流”、未厘清真正对手的做法表示了明确的不满。

“革命史范式”论者在争论中指向有所偏差确是一个事实，然而，或许身在其中者更容易看到内部的分野，而争论的对手方却往往更关注其同质的一面。

从总体上说，这两个派别均强调中国近代史上现代化历程相对于革命历程的重要性，均以是否有利于现代化作为评判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也都承认为“新范式”的拥护者。

将之统归于“现代化范式”是可以理解的，在争论中将矛头对准旗帜更鲜明、立论更直截简明的一方也是合理的。

当然，随着讨论的深入和学术性的加强，更具自身学术逻辑和学术建设意义的学术流派和学术观点理应受到更大的重视，本文所介绍的也就是现代化史观中主流派学者的学术观点。

相关学者指出，“现代化范式”的主流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应用和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

这一理论的主要建构是：中国近代存在三大矛盾：殖民主义侵略和反殖民主义侵略的矛盾，资本主义新生产方式与中国古老的小农与手工业结合的生产方式的矛盾，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现代工业－商业文明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农耕文明的矛盾。

三大矛盾决定了四大趋向，即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

衰败化是指“国家政治权威的衰落与立国的阶级基础农业和农村的衰败”；与内部衰败相连的是外部力量不断导致中国的“半边缘化”，中国虽仍保有主权和独立，但逐步沦入新兴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半边缘地位。

遏制衰败化和半边缘化趋向的方法有两种：激进的革命手段和温和的自救运动，两者的目标都指向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历程经历了几代人的艰苦奋斗，期间出现了三次局部断裂和三次模式转换。

论者指出，这一现代化理论，与源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界限鲜明，双方在现代化的动力、目标、理论基础以及现代化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单向“传播”过程还是多因素作用下的多线性发展过程等方面的认识，都有着本质的差别。

它也反对几种生产方式单线演进的传统理论。

其理论核心是“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把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或大过渡）的现代化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心内容，同时强调，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具有多样性，在各个国家、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可以各不相同。

他们指出，从现代化视角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

有了这个中心主题，纲举目张，就不难探索近百年中国巨变和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线索。

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在于：它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与史学研究的领域，并且将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融入史学，进一步实现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和跨学科的研究，有利于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

“现代化范式”学者认为自己与“革命史范式”有剪不断的关系，并肯定“革命史范式”的历史地位和贡献，但认为它存在着明显的失误和不足，主要是忽略甚至否定了近代史上许多方面的内容。

而“现代化范式”旨在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

包纳抑或并存如上所述，无论“革命史范式”，还是“现代化范式”，都不否认对方存在的价值，都在自己的解释体系中为对方保留了一席之地，双方的分歧在于，如何看待两者的关系？谁更能反映中国近代史的主要趋势和本质内容？对方是否可以作为一种研究模式存在？在这些问题的看法上，大体有三种意见，一是以“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二是用一种范式包纳另一种范式；三是提倡共存，认为不仅这两种范式可以并应当并存，而且应该倡导史学研究范式的多元并存。

对于“取代说”，“革命史范式”论者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指出：用“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其结果，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面貌的解释，与人们通常熟知的中国近代史知识完全相反，因此不能认为是正确的替代。

他们不认为有用“新范式”替代“旧范式”的必要。

由于这一反驳没有引起对方的回应，而持“取代说”者也较少进行学理方面的深入探讨，因此目前看不到继续争论的迹象。

分属两种范式的学者均有持“包纳说”者。

“革命史范式”论者提出，如果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注意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关注社会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反作用，就可以完善“革命史范式”的某些不足。

与此相反，一些“现代化范式”论者主张将“革命史范式”包纳进自己的解释系统中。

有学者指出，用现代化史观考察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进程，不仅包纳了百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且涵盖了像戊戌变法这样的改革运动和其他众多的社会变迁，这就比革命史观广泛得多，也较接近历史的真实。

显然，两种范式都不排斥对方，但也都只把对方作为自身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试图用己方模式包纳对方模式。

这样的争论，已经进行了多年，事实上不大可能说服对方，达成共识。

而且，任何解释系统都应该有自身的界定，“无所不包”常常导致自身意义的稀释，这是应当引起警惕的问题。

“并存说”的明确提出虽较近，但全面衡量和调和两种范式的意见却早已出现。

一些学者从分析近代中国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人民富裕）入手，指出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是围绕着这两大任务的实现而不断前进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是现代化实践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构成实现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首要前提；实现国家独立和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国家独立，现代化只能是幻想，但如果没有现代化造成的阶级基础，也就不会有成功的反帝反封建革命。

显然，国家独立、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革命史范式”的研究主题，而“繁荣富强”、“工业化”、“民主化”等是“现代化范式”的研究对象。

有的坚持“革命史范式”的学者表示，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广义上隶属于世界资本主义范畴，如果将近百年的中国社会放在世界范围内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国际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说中国近百年历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也未尝不可；自己所反对的，是以“现代化”作为更主要的视角来建构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理论框架，将现代化视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或本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