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忧心的历史惯性——读《黄河边的中国》

对于一个国家的执政者来说，见微知著、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是最为重要的素质要求。

特别是一个正处于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更要注意从社会上发生的标志性事件中发现社会危机的蛛丝马迹，说服同僚采取非常规的决策方式，及早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挽住历史发展的巨大惯性，以防患于未然。

因为对这类国家而言，事实上一直在进行着民主政治发育的速度与社会矛盾积累的速度之间的比赛，如果后者明显高于前者，那往往意味着这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中断。

对于目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言，我认为有两个薄弱环节亟待引起注意：一是在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滞后，或者说职工下岗、失业的状况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状况不对称，职工下岗、失业过快过多，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受多方掣肘进展缓慢；二是在农村，政府汲取能力与农民负担能力不对称，政府汲取过多且呈刚性增加之势，而农民承受负担的能力相对而言要弱得多。

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是事关中国现代化前途命运的大问题，曹锦清最近的新著《黄河边的中国》对后一问题作了充分的揭示。

一一个社会总是由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两部分人组成的，强势集团的行为肯定有其自身的逻辑和道理，弱势集团的行为也肯定有其自身的逻辑和道理，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力量对比的结果是在很大程度上按照强势集团的逻辑和道理行事。

对农村而言，强势集团就是县、乡、村的各级政府官员（在这里我们把村也视为一级政府，因为对绝大多数地区而言，村党支部、村委会的行为方式和各级党政机构的行为方式并无实质区别），弱势集团就是庞大的农民阶层。

从道理上说，各级政府从它们所管辖的社区内汲取收入，靠这些收入养人、办公、办事，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里的问题只是，政府是量入为出还是量出为入，是“老百姓允许我花多少钱就收多少钱”还是“我愿花多少钱就从老百姓手里收多少钱”。

如果是前一种逻辑，则社会能保持持久的良性运转状态；如果是后一种逻辑，则意味着政府的异化，意味着政府凭借自己的强势地位对老百姓的强行剥夺。

不幸的是，我们国家的政府遵循的恰恰是后一种逻辑。

先从养人方面看，基层政府人满为患、人浮于事的状况相当严重。

以兰考县X乡为例，全乡党政机构现在有150人左右，实际只需要30人左右，也就是有五分之四是冗员（第93页）。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在从公社体制向乡体制转轨过程中，原有的职能，虽大大萎缩，但机构犹存，人员未去，新机制随新需要而不断增设，人员随之扩大。

二是县人事劳动部门，每年硬性向乡摊派复员军人与大中专毕业生。

本乡几乎没有乡、村两级集体企业，只能安插在乡政府与乡中学内。

这是造成乡党政机构人员逐年扩大的主要原因。

三是上级各主管部门的官员安排他们的子女、亲友就业。

“如不给安排，就是不给上级领导面子，你不给他面子，他不给你办事，谁顶得住啊？”四是乡党政主要官员调动频繁，换一茬官员，便增加若干编制，吃皇粮。

随老关系而来的不会随老关系而去，凭新关系进来的不断增加（第92页）。

再从办公、办事方面看，出于炫耀与攀比的目的，即便再穷的地方，乡镇主要领导、县党政机关及直属机构的领导的轿车、大哥大也要配，星级宾馆也要修，新的办公大楼也要建，党政官员的福利也要逐年提高，招待费也要一分不少地花；出于保官升官的目的，盲目追求所谓的政绩；向农民集资，搞一些“短、平、快”的华而不实的项目，强迫农民种这种那却不承担任何后果，结果往往是劳民伤财、劳而无功。

这样的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

应该说，基层政府官员这样做也是有理由的：在官场上混不就是图个保官升官吗？乌纱帽拎在上级手里，我不听话、不围着上级的指挥棒转行吗？接待上级和其他地方的官员，不讲究点门面和排场、不哄得他们高兴行吗？这些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在这些理直气壮的冠冕堂皇的说辞背后，一个最大的道理——农民也是人，他们也要生存、要生活的道理被毫不留情地遗忘和忽略了。

二目前农民生活的困苦、农民负担的沉重确实值得我们同情和忧虑，但这还不是我最为担心的，我最担心的是历史发展的惯性，也就是农民负担非但不见减轻，反而愈来愈重的趋势。

从书中提供的材料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个事实。

第一，不仅农民自己认为负担重，党校领导、报纸编辑、中小学教师认为农民负担重，而且各级政府官员也都认为农民负担重。

比如，信阳县H乡的一位村支书说：“我们这里的农民负担，确实很重。

做村支书的，本不应该这么说，但这是实际情况。

”（第651页）兰考与杞县交界处的Y乡党委书记说：“农民负担确实太重。

”（第459页）几位正在开封党校学习的县乡干部说：“我们来自农村，来自农民，我们的父老乡亲就生活在农村，对过重的农民负担，我们怎么会不知道？！”（第449页）作为过重负担的承受者和直接受害者，农民自己认为负担沉重并不奇怪；作为中立者的党校领导、报纸编辑、中小学教师认为农民负担沉重也情有可原；但连作为农民负担的施加者的各级政府官员自己都承认农民负担重，就可以想象农民负担问题究竟严重到什么地步了。

但他们想因此而减轻农民负担了吗？没有。

他们的说法是减轻农民负担问题只能说、不能做，“沉重的农民负担，不是想不想减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减下来”的问题（第459页）。

第二，基层官员对中央规定的农民负担不超过上年乡农民人均纯收入5%的条文的抱怨。

这个5%是国务院为农民负担问题硬性规定的最高限额，但基层官员对此并不理解。

X县某乡党委书记说：“按国务院规定，村提留、乡统筹这一块，不能超过上年全乡人均纯收入的5%。

去年，我乡核定的人均纯收入是1030元，人均农负应是50元。

若某村有80 0人口，该村农负总计应是4万元。

村提留、乡统筹各占一半，留给村委使用的全年经费只有2万元。

……全村干部的年薪就占去⒈54万元，村委总得办点事吧，照顾若干五保户啦，干部出差，办公费啦，订阅报刊杂志啦，必要的来往招待啦，村小学的修理啦，这余下的四五千元怎么够花？你叫村委怎么过日子？我们又没有什么村办集体企业，乡里也没有，干部吃饭，办事，只得向农民要钱，按国务院规定的标准，吃饭都很难顾上，还能办什么事呢？”（第678页）“我也十分坦率地告诉你吧，我在乡政府干了八年，为推行计划生育，为征粮派款，我抓过人，牵过牛，扒过房子，干过许许多多违法乱纪的事。

按法律要判我20年徒刑，也不算过分。

老实说，如完全按目前法律办事，只有两个结果，一是根本办不成事，二是要认真落实上级任务，必然犯法。

”（第677页）从这位乡党委书记说话的语气我们不难看出，他并不认为自己为“办事”而置国务院规定于不顾的行为有什么不合理之处。

第三，基层官员的素质日益低下，不贪污受贿吃亏的情绪日益明显。

农民负担沉重，好人当官完不成农民负担的收缴任务，于是上级只能物色那些有能力完成自己指派的任务的人当官，而把“德”的考虑置于次要位置，这就必然导致一批素质低下、但办事狠的人登上前台，这批人能满足上级的要求，但同时也肯定会搭车收费拼命给自己捞好处。

这种现象在封建王朝的末期是屡见不鲜的。

可叹的是这种不好的苗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又出现了。

兰考县X乡的党委书记说，村委在名义上是一个村自治组织，其实是乡政府的执行机构。

村委的第一把手是村支书。

村支书的素质如今有下降甚至恶化的趋势。

他希望作者在农村调查时，应充分注意这一现象（第95页）。

应该说，这位乡党委书记是很富有观察力的，但不知道他想过没有，村支书素质的下降与乡级政权有什么关系，村支书素质的下降会产生什么后果，这样发展下去乡级政权会不会步村级政权的后尘？乡村两级官员是直接和农民打交道的，农民认为他们中许多人是贪官污吏，这时他们想的不是通过财务公开等手段证明自己的清白，反而通过一个不是逻辑的逻辑为自己的贪污受贿行为寻找借口。

河南内黄某村的村支书说：现在人人都认为无官不贪，你就是不喝不拿，洁身清廉，别人也不会相信你。

你如明明不贪而别人都认为你贪，这不是明摆着吃两份亏吗？既然这样，倒不如贪一点{第370页}。

X县某乡党委书记说；“有一乡干部甚至发出这样的牢骚：‘反正上上下下都认为我们是些贪官污吏，我们洁身自好还有什么意思呢？’乡村干部也是人，既不见得比普通人更好一点，也不见得更坏一点。

上下对他们的工作给以鼓励与肯定，他们有可能变得更好一点；如上下左右都过分地指责他们，不信任他们，也完全有可能变得更坏一点。

这种充满着猜忌与不信任的社会舆论，本身就有逼良为娼的作用啊！”（第683页）我们真不知道这些乡村干部们说的是哪家的逻辑：明明自己有问题，还不让别人说，别人说我再变本加厉。

在这种逻辑支配下，农民负担状况有可能好转吗？第四，农民负担问题也不单纯是基层政府和农民之间的问题。

几位正在开封党校学习的县乡干部说：“谁愿意带着人到村里去挨家挨户征粮索款？！这还不是上面压下来的硬性任务迫使我们这样做的。

这个税、那个费，哪一项是我们发明的，还不是出于上级政府与部门。

老实说乡镇名为一级政府，其实只是市、县党政的执行机构而已。

”（第449页）X县某乡的党委书记说：“如今有一种舆论，一是认为上头的大官都是好的，是替老百姓说话的，二是下面的百姓是最温驯的，最听话的，三是认为乡村两级干部，绝大部分是贪劾簟⑼梁懒由穑焖压蚊裰窀啵闳獍傩铡Ｕ庵钟呗廴糁环⑸诎傩罩屑洌锌衫斫猓蛭崃概煽睿喂闹葱姓撸肥凳窍绱辶郊陡刹浚喜阋灿姓飧鲇呗郏盗钊朔艘乃肌Ｒ蛭绱辶郊陡刹克葱械娜挝瘢渴抢醋陨厦娴陌。

∠绱甯刹恐腥酚刑肮傥劾簦训老匾陨瞎俪∧诰兔挥校俊趺茨芤晃兜刂冈鹣绱甯刹磕兀课裁醇纫颐歉捎侄晕颐侨绱瞬恍湃文兀空庹娼形野偎疾坏闷浣猓唤鑫野偎疾坏闷浣猓参宜哟ス南绱甯刹浚灰杂幸坏闼伎寄芰Φ模氩豢庖晃侍狻！保ǖ683页）开封县的W副书记说：“县里为落实富民工程计划，我们压乡镇政府，乡镇政府压各村委，村委搞摊派压农户。

市里压我们，我们有什么办法，只能往下压，定指标，派任务，搞检查。

从道理上，人人都会说，这样的做法不对，但做起来又是另一回事了。

全市各县要搞评比，排名次，名列前者受表彰，落后者挨批评，亮黄牌。

乌纱帽拎在上头，谁不怕丢官去职？！”（第557页）这些基层政府官员的话说的可能不假，看来好象谁都有一肚子委屈，惟有农民承受过重的负担不委屈。

第五，精兵简政困难重重。

减轻农民负担，精兵简政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问题是可能性有多大？开封县陈留镇的田书记说：“精兵简政，喊喊可以，做做困难。

关于精兵简政，我们喊了多少年？但在事实上，机构越来越多，人员也越来越多，精兵简政，若动起真格来，得摔掉许多人的饭碗。

如今，进入县乡党政部门，挤入收入丰厚一点的县局委办，如银行、工商、税务、电力、财政、公安等部门，没有背景与门路是根本不行的。

这些稳定且收入较丰厚的部门，差不多成了‘父子兵’的部门了。

就是正规大学生毕业分配，也得凭关系，有门路。

人事关系错综复杂，精简谁都不行。

全县工商系统，近300来人；电力部门足足有500---6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