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忧心的历史惯性——读《黄河边的中国》

对于一个国家的执政者来说，见微知著、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是最为重要的素质要求。特别是一个正处于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更要注意从社会上发生的标志性事件中发

现社会危机的蛛丝马迹，说服同僚采取非常规的决策方式，及早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挽住历史发展的巨大惯性，以防患于未然。因为对这类国家而言，事实上一直在进行着

民主政治发育的速度与社会矛盾积累的速度之间的比赛，如果后者明显高于前者，那往

往意味着这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中断。

对于目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言，我认为有两个薄弱环节亟待引起注意：一是在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滞后，或者说职工下岗、失业的状况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状

况不对称，职工下岗、失业过快过多，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受多方掣肘进展缓慢；二

是在农村，政府汲取能力与农民负担能力不对称，政府汲取过多且呈刚性增加之势，而

农民承受负担的能力相对而言要弱得多。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是事关中国现代化前途命

运的大问题，曹锦清最近的新著《黄河边的中国》对后一问题作了充分的揭示。

一

一个社会总是由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两部分人组成的，强势集团的行为肯定有其自身的逻辑和道理，弱势集团的行为也肯定有其自身的逻辑和道理，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

力量对比的结果是在很大程度上按照强势集团的逻辑和道理行事。对农村而言，强势集

团就是县、乡、村的各级政府官员（在这里我们把村也视为一级政府，因为对绝大多数

地区而言，村党支部、村委会的行为方式和各级党政机构的行为方式并无实质区别），

弱势集团就是庞大的农民阶层。

从道理上说，各级政府从它们所管辖的社区内汲取收入，靠这些收入养人、办公、办事，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这里的问题只是，政府是量入为出还是量出为入

，是“老百姓允许我花多少钱就收多少钱”还是“我愿花多少钱就从老百姓手里收多少钱”。如果是前一种逻辑，则社会能保持持久的良性运转状态；如果是后一种逻辑，则

意味着政府的异化，意味着政府凭借自己的强势地位对老百姓的强行剥夺。不幸的是，

我们国家的政府遵循的恰恰是后一种逻辑。

先从养人方面看，基层政府人满为患、人浮于事的状况相当严重。以兰考县X乡为例，全乡党政机构现在有150人左右，实际只需要30人左右，也就是有五分之四是冗员（第93页）。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在从公社体制向乡体制转轨过程中，

原有的职能，虽大大萎缩，但机构犹存，人员未去，新机制随新需要而不断增设，人员

随之扩大。二是县人事劳动部门，每年硬性向乡摊派复员军人与大中专毕业生。本乡几

乎没有乡、村两级集体企业，只能安插在乡政府与乡中学内。这是造成乡党政机构人员

逐年扩大的主要原因。三是上级各主管部门的官员安排他们的子女、亲友就业。“如不

给安排，就是不给上级领导面子，你不给他面子，他不给你办事，谁顶得住啊？”四是

乡党政主要官员调动频繁，换一茬官员，便增加若干编制，吃皇粮。随老关系而来的不

会随老关系而去，凭新关系进来的不断增加（第92页）。

再从办公、办事方面看，出于炫耀与攀比的目的，即便再穷的地方，乡镇主要领导、县党政机关及直属机构的领导的轿车、大哥大也要配，星级宾馆也要修，新的办公大

楼也要建，党政官员的福利也要逐年提高，招待费也要一分不少地花；出于保官升官的

目的，盲目追求所谓的政绩；向农民集资，搞一些“短、平、快”的华而不实的项目，

强迫农民种这种那却不承担任何后果，结果往往是劳民伤财、劳而无功。这样的例子在

书中比比皆是。

应该说，基层政府官员这样做也是有理由的：在官场上混不就是图个保官升官吗？

乌纱帽拎在上级手里，我不听话、不围着上级的指挥棒转行吗？接待上级和其他地方的

官员，不讲究点门面和排场、不哄得他们高兴行吗？这些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在这

些理直气壮的冠冕堂皇的说辞背后，一个最大的道理——农民也是人，他们也要生存、

要生活的道理被毫不留情地遗忘和忽略了。

二

目前农民生活的困苦、农民负担的沉重确实值得我们同情和忧虑，但这还不是我最

为担心的，我最担心的是历史发展的惯性，也就是农民负担非但不见减轻，反而愈来愈

重的趋势。从书中提供的材料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个事实。

第一，不仅农民自己认为负担重，党校领导、报纸编辑、中小学教师认为农民负担重，而且各级政府官员也都认为农民负担重。比如，信阳县H乡的一位村支书说：“我们这里的农民负担，确实很重。做村支书的，本不应该这么说，但这是实际情况。”（第

651页）兰考与杞县交界处的Y乡党委书记说：“农民负担确实太重。”（第459页）几位

正在开封党校学习的县乡干部说：“我们来自农村，来自农民，我们的父老乡亲就生活

在农村，对过重的农民负担，我们怎么会不知道？！”（第449页）作为过重负担的承受

者和直接受害者，农民自己认为负担沉重并不奇怪；作为中立者的党校领导、报纸编辑

、中小学教师认为农民负担沉重也情有可原；但连作为农民负担的施加者的各级政府官

员自己都承认农民负担重，就可以想象农民负担问题究竟严重到什么地步了。但他们想

因此而减轻农民负担了吗？没有。他们的说法是减轻农民负担问题只能说、不能做，“

沉重的农民负担，不是想不想减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减下来”的问题（第459页）。

第二，基层官员对中央规定的农民负担不超过上年乡农民人均纯收入5%的条文的抱怨。这个5%是国务院为农民负担问题硬性规定的最高限额，但基层官员对此并不理解。

X县某乡党委书记说：“按国务院规定，村提留、乡统筹这一块，不能超过上年全乡人均

纯收入的5%。去年，我乡核定的人均纯收入是1030元，人均农负应是50元。若某村有80 0人口，该村农负总计应是4万元。村提留、乡统筹各占一半，留给村委使用的全年经费只有2万元。……全村干部的年薪就占去⒈54万元，村委总得办点事吧，照顾若干五保户啦，干部出差，办公费啦，订阅报刊杂志啦，必要的来往招待啦，村小学的修理啦，这

余下的四五千元怎么够花？你叫村委怎么过日子？我们又没有什么村办集体企业，乡里

也没有，干部吃饭，办事，只得向农民要钱，按国务院规定的标准，吃饭都很难顾上，

还能办什么事呢？”（第678页）“我也十分坦率地告诉你吧，我在乡政府干了八年，为

推行计划生育，为征粮派款，我抓过人，牵过牛，扒过房子，干过许许多多违法乱纪的事。按法律要判我20年徒刑，也不算过分。老实说，如完全按目前法律办事，只有两个

结果，一是根本办不成事，二是要认真落实上级任务，必然犯法。”（第677页）从这位

乡党委书记说话的语气我们不难看出，他并不认为自己为“办事”而置国务院规定于不

顾的行为有什么不合理之处。

第三，基层官员的素质日益低下，不贪污受贿吃亏的情绪日益明显。农民负担沉重

，好人

当官完不成农民负担的收缴任务，于是上级只能物色那些有能力完成自己指派的任

务的人当官，而把“德”的考虑置于次要位置，这就必然导致一批素质低下、但办事狠

的人登上前台，这批人能满足上级的要求，但同时也肯定会搭车收费拼命给自己捞好处

。这种现象在封建王朝的末期是屡见不鲜的。可叹的是这种不好的苗头在我们的现实生

活中又出现了。兰考县X乡的党委书记说，村委在名义上是一个村自治组织，其实是乡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