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区环境不平等及其影响机理研究

中国地区环境不平等及其影响机理研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爆发的环境公平运动使人们意识到不同群体间存在环境不平等问题。

此后，学术界根据其内涵进行扩展性研究，将环境不平等问题的讨论从群体扩展至地区。

比较而言，中国的环境不平等在学术和政策的层面上，都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中国工业遵循着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能源效率利用低下，致使生态环境长期遭受工业污染的破坏，节能减排势在必行。

然而，减少污染排放就意味着可能的经济利益减少以及治污减排成本的提高，减排任务的安排更涉及到不同地区间的利益分配。

要合理地安排减排任务，则需要兼顾地区发展及污染排放的不平等特征。

此外，环境污染的最终承担者为社会成员，地区环境负担差异会使人们面临不同的环境风险，而环境不平等的加剧则会产生环境不公平，因此研究地区环境不平等是分析群体环境不平等的基础，也是分析环境公平的起点。

本文在回顾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不平等度量理论及测度指标进行了系统性梳理，从中国环境污染现实出发，度量和分解了以工业污染排放为主体的地区环境不平等，考察了诸因素对环境不平等的影响机制。

从环境治理角度出发，测度分解了地区间环境治理效率，探讨了政府环境规制对地区环境不平等的影响，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的地区环境不平等。

首先，不同于以往研究中的人均污染排放量（排放密度）数据，本文运用工业污染排放强度——单位工业产值的污染物排放量数据，采用Gini、泰尔T指数和泰尔L
指数共三类不平等指标度量工具，从“省际”层面以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视角测度了1997-2011年各年度中国的地区环境不平等，并对不平等指标进行了组
群分解。

结果显示，无论是从分省还是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角度来看，中国地区的环境不平等状况均十分明显。

从污染物排放的不平等程度来说，地区间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不平等程度最高，工业废气次之，工业废水最低。

从变化趋势来看，从1997-2011年，地区间工业废水排放与工业废气排放不平等呈现倒U型过程，而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不平等则为N型。

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环境不平等程度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环境不平等程度，中国的地区环境总体不平等主要来自于区域内部差异，而区域内部不平等主要来自于东部地区内各省市差异的贡献。

这说明，东部地区的各省市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进程的影响，工业污染排放差异最为明显。

在地区环境不平等测度的基础上，论文从环境影响的IPAT
经典分析框架、Grossman分解模型以及Verbeke and Clercq模型出发，利用1997-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分区域面板数据对污染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假
说进行了再检验，确定了不同视角下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方程，在此基础上利用基于回归方程的夏普利值分解法对地区环境不平等进行分解。

结果表明，第一，无论是从分省还是分区域的角度来看，工业污染排放强度与经济增长间并不存在倒U型曲线，相反存在一个U型曲线，但无论对哪一种工业污染物鲜有省市达到相应的经济发展拐点。

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的固定效应、随机效应以及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估计法（FGLS）对分省和分区域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方程进行估计发现，无论是对分省面板还是分区域面板数据，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镇化率以及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与工业污染排放强度间均存在显著的负效应。

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的作用最为显著，因此是影响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最重要因素。

而对外经济依存度因素则与工业污染排放强度正相关，但并不显著。

第三，影响地区间环境不平等的决定性因素为经济发展水平，并且随时间推移，经济发展水平的贡献越来越显著。

产业结构、城镇化率以及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是影响地区间环境不平等的第二梯队因素，而最末位影响因素为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程度。

实际上，在估计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决定方程时，无论从省市或区域角度上看，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都是一个不显著的影响因素，因此这里分解的结果与回归方程的估计结果相互对应。

最后，在运用DEA三阶段法的基础上引入空间地理变量，本文从政府环境规制角度对2004-2011年中国各省市的环境污染治理效率进行了测度，并从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与区域间环境治理差异进行了分析，以探讨政府环境规制对地区环境不平等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东部环境治理的综合效率在三大区域中水平较高且变动相对平稳，但仅在2004年达到效率最佳前沿面。

中西部综合效率在样本期间全部无效且明显低于东部，整体呈下降趋势。

而将各区域综合效率进行分解后发现，在2008年以前东部环境污染治理效率水平较高得益于纯技术效率的贡献，从2009年开始则得益于规模效率的贡献，中部地区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相对低下成为制约其综合效率进一步提高的关键因素。

东中部环境污染治理差距更多体现在纯技术效率上，而西部却受到投入要素总量不足、纯技术效率效率及规模效率低下三方面的约束。

由此可见，正是在区域间环境污染治理效率的差距以及累积效应的长期共同作用下，造成了中国东中西部环境治理差异的逐渐扩大,并且这种影响在一定程
度上加深了西部的劣势，巩固了地区间的环境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