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与对策

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

状与对策

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与对策

——以广州市黄埔区为例

程瑜陈瑞文

[摘要]分析当前广州市外来流动的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和面临的生活困境,指出了城市中的农民工在社会福利政策中的边缘和弱势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提出了思考和对策。

[关键词]农民工;流动人口;社会福利;社会保障

一、引言

农民工,又称进城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外来民工等,通常简称农民工。农民工涵盖的范围较广,既包括“离土不离乡者”的乡镇企业工人,“不离土也不离乡者”、“不离土却离乡者”的农场或种植大户的雇工,也有“离土又离乡者”的进城农民工。其中以进城农民工的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并形成了独特的“农民工”群体。[1]

中国目前在城镇中就业的农民工有1.3亿人。而农民工实际参加养老保险的仅仅为6%左右,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也十分有限。如果此问题不引起重视,长期下去,将给中国未来带来较大的社会问题。一是生活在城里的农民工缺乏社会保障体系,将极大影响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比如患有重大疾病却无法负担医疗费用而耽误治疗;二是二三十年后,甚至五六十年后,数亿不能再劳动的农民从城镇回到农村,从东部回到中西部,没有养老和医疗等保障;由于今天城市和东部的发展在透支未来农村农民,中西部农民的养老和医疗保险金,为了应付养老等成本,几十年后,经济发展的负担将十分沉重,国民经济的竞争力由于要填补养老金等缺口将大幅下降。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认真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农民工的自身特点和现实需要,实事求是地提出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方案。

本文只对农民工在城市中所遇到的社会保障问题进行讨论,所涉及的社会保障方面也只是城市对农民工的保障而非全面的社会保障。

二、田野调查概况

2006年8月,笔者在广州市黄埔区针对该区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调查的主要内容是与农民工与社会保障有关的生活工作状况。具体的抽样方式是先从黄埔区10个居委会中随机选择3个居委会,然后在选中的居委会中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

式各选择一个社区,在社区中则采用偶遇抽样的方式选择具体的农民工(选择研究对象的标准是:一是农村户口;二在黄埔区务工;三是年满18周岁)进行调查。我们共发放了30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291份,有效率是93%;其中男性146人,女性145人,基本持平。另外我们也分别选择了男女各25名农民工人进行了深入访谈。以下是根据黄埔区调查所显示的关于农民工生存的一些基本状况:

职业:黄埔区调查的数据显示,95.3%农民工都从事过多种行业。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工资低通常是他们换工作的原因。对职业更换意愿的调查中,可以发现,职业更换的意愿与年龄呈负相关的关系;据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农民工一般都是年富力强的劳动力。18

~30岁之间占45. 3% , 31~39岁的占28. 9% , 40岁以上的占25. 8%,与我们在其他调查中对外来工调查的年龄分布近似。[2]通过深入访谈,我们了解到:在城市中工作的大部分民工觉得年轻可以在城市中闯荡,通过不断地变换工作这种方式希望找到一份最适合自己的岗位。但是,由于自身的发展潜力有限,而且公司企业又没有对应于他们的晋升机制,他们常常会去找另一份工作重新开始。公司晋升制度的缺陷和不断地转业让相当部分人失去了在一个地方升职的机会,许多人一直处于最低层的位置。

近年来由于内地经济的发展,在城市中的工作并不比自己家乡的好多少,他们之中有的人已经产生了回家干的念头,甚至已经辞职回家了。调查显示:有40.3%的农民工有回乡创业的愿望。

社会交往:农民工的社会关系普遍简单,社会圈子较小,交际只限于自身周围的熟人。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大也使得他们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进行社交活动。下班后通常与最接近的工友同事相处,偶尔会在找到自己的同学和老乡。通过我们对50个调查对象的访谈,请他们自由列出平时交往的对象,社会交往频次最多的群体分别是:工友 (出现49次)、老乡(45次)、同学(22次)、邻居(20次)、本地人(10次)。在回答遇到困难找谁的问题时,61.1%的农民工首先选择老乡和同学,30.5%的农民工选择工友,只有5. 4%的农民工会首先向政府部门和单位寻求帮助。由此可见,农民工的社会交往还是以地缘为主要依托。

社会福利:调查显示,大部分农民工没有享受到与本地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其中尤其表现在教育、医疗和失业保障等方面。有98.6%的农民工在调查中认为他们没有享受到与本地人一样的社会福利;在291份有效问卷中,只有2人回答享受到与本地人相同的社会福利。通过深入访谈,他们都是在黄埔区中的两个外国企业中从事技术工种。

精神生活:农民工工作强度大,文化生活贫乏。生活圈子小,工作繁重,娱乐方式少。心灵上容易产生失落感,有时甚至觉得百无聊赖。在农民工业余生活的调查中,看电视、聊天、打牌、上网分别排在娱乐方式的前四位;只有5. 3%的人选择学习看书。有59.2%的农民工觉得生活枯燥, 23.6%的农民工觉得生活比较有意思;62.5%的农民工觉得现在的生活不如以前在家里(农村)的时候。

三、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分析

李强教授从农民工的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看待城市农民工所出现的问题。他认为农民工在城市里较长时期地居住、生活和工作,但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整个社会并不认为他们是归

属于城市的,而是认为他们是归属于农村的社会群体。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处在城市里的边缘位置上,在生活方式上也成为城市里的一个特殊的亚文化群体。他们与农民也有根本的区别,他们受到城市文化的熏陶,接受了城市的不少文化和观念,这些使得他们很难再复原到农村原来的生活轨道上。[3]正因为他们处于这种城乡二元分割结构中间的边缘地带,因此他们很多时候享受不到城市或者农村的优惠政策,处于一种被忽视或者是被社会福利政策边缘化的地位。

1.职业待遇保障

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在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一直遭到职业歧视和待遇歧视的双重不公平对待。黄埔区调查显示:82.3%的农民工曾经受到过职业或者待遇方面的歧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劳资关系不对称。首先,因双方在生产资料、社会资本占有上的悬殊决定农民工必须依赖企业雇主,他们只有出卖劳动力才能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其次,因双方占有不对称的信息,作为农民工他不可能找到一种简便而经济的方法来回避雇主的试用、考核这些陷阱来保障自己劳动的权利。再次,因双方组织化程度不对称使农民工始终处于分散的、个体化的状态,不可能有充裕的时间和经济进行法律抗争,通常他们都只是在“寻求补偿”和“忍受交易损失”之间理性地选择后者。最后,由于监控机制不对称使得企业雇主“违法”损害农民工利益受罚的预期风险小于其获益的机会成本,使得企业雇主常常会“理性地”违背法律。

农民工的就业方式主要还是依靠血缘、地缘、亲缘所构成的传统的社会网络。大部分人在城市就业是通过老乡、熟人介绍的。劳动部门和正规的职业介绍服务机构还不是他们获得就业机会的主要途径,还有的农民工则因为对正规的职业中介单位不信任而选择流动到其他地方工作。

农民工就业机会虽多,但是由于与城市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存在差异,农民工就业的工作往往比较差,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作危险而且往往不能得到应有的报酬,农民工在就业方面受到很多限制和歧视。一旦失业,城市居民在失业期间有失业补助,而农民工却没有,他们在失业期间多是靠积蓄,或向他人借钱维持生计。当然有一部分人不得不重回农村老家,也有很多人不愿意回老家的,但是生活又没有着落,为了生存就很容易产生做违法行为的念头,容易造成社会问题。

2.医疗保障

医疗保障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部分,是外来务工人员的最基本、最急需的一项生存权利。但建立外来务工人员医疗保障制度有许多障碍因素。据李强教授组织的一次调研显示,农民工生病以后,59.3%的人并没有花钱看病,仗着自己年纪轻,挺一挺也就过来了。另外40.7%花钱看病的这一部分人,他们人均支出是885.46元,而他们所劳动的单位为他们看病的平均支出却只有72.3元,没有实际看病费用的1/12。由此可见在医疗看病方面,农民工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保障待遇。

杨惠芳认为,外来务工人员制度的障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制度上有障碍。以户籍制、劳动用工制制度等为标志的城乡分割局面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当前许多社会权利都是以公民的户籍为享受依据的。已成为社会重要一部分的外来务工人员游离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基本被排斥在打工所在地的社会体制之外,与“本地人”有着截然不同的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