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亲属相隐”制度发展研究

摘要：亲属相隐制度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其最大的价值在于体现了刑罚的人性基础。本文就亲属相隐制度的含义及范围进行探究，并深入研究各个朝代亲属相隐制度的发展概况，在此基础上分析亲属相隐思想对当代立法的启示，为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奠定立法基础。

关键词：亲属相隐;同居相隐;父为子隐

一、“亲属相隐”制度概述

(一)“亲属相隐”制度的含义和内容

所谓“亲属相隐”，又称“亲亲得相首匿”，是指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首匿犯罪行为，不可以相互告发或者相互作证。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倡导者孔子曾在《论语·子路》里说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意思是说，当孩子犯罪时，父母可以把孩子藏匿起来，以逃避法律的追究;当父母犯罪时，孩子可以把父母藏匿起来，以逃避法律的追究，这些道理都是不言而喻的。经过后代的发展，“亲属相隐”的思想内容逐步完善，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方面：第一，亲属之间有罪互相隐瞒的，不认为是犯罪或是可以比正常人犯罪减轻处罚，亲属有罪而告发亲属的，要处罚告发亲属之人，被告发的人还可以获得从轻处理;第二，亲属有犯罪行为的，其亲属可以不出庭指认其犯罪行为;第三，亲属中有人犯罪的，可以相互隐瞒，但有些犯罪是不可以帮助隐匿的，如谋反、谋叛及其他一些危害统治者统治的罪行。

(二)“亲属相隐”制度中亲属的主要范围

“亲属相隐”中的亲属范围，在各个朝代都不一样，其总趋势是不断扩大。在提出的初期，“亲属相隐”中的亲属范围只包括父母和子女，该范围是由圣人孔子最先提出的，后来孟子也认同“亲属相隐”的思想，并且在原有范围的基础上把“亲属相隐”中的亲属扩大到兄弟之间，但“亲属相隐”还没有形成一种完整的法律制度;在汉宣帝时期，该制度在法律上得到承认，且汉宣帝把“亲属相隐”中的亲属扩大到直系亲属三代以内，且在辈分方面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在唐朝法律中，“亲属相隐”的含义有所变化，有了“同居相隐”的含义，明确把“同居”关系也纳入可以隐瞒的范围中，并对有些亲属相隐的犯罪行为做了更明确、具体的规定;宋元明清时期，对该制度的应用大体上都以唐朝“亲属相隐”制度为蓝本，只是根据具体情况作了修改，没有很大改变，明清时期“亲属相隐”在控告方面，应相隐的亲属而没做到相互隐瞒的，在量刑处罚上要轻于以往朝代，同时，该时期“亲属相隐”中亲属的范围扩大到妻妾和女婿方面。

二、“亲属相隐”制度的演变过程

“亲属相隐”制度是从“亲属相隐”的思想一步步发展而来的，在我国古代重视孝道的传统社会中，该制度在彰显孝道的同时，也反映了“礼法合治”的伦理精神，其每次发展都凝聚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

(一)春秋至战国：“亲属相隐”制度的提出

“亲属相隐”思想是由儒家思想的倡导者孔子最先提出的，据《论语·子学术界一般都认为，

路》记载：“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同时，孔子还提出了亲属相隐的原则：犯下小罪时，是可以相互隐匿的，这样做是为了亲属之间的亲情;犯下大罪时，是不可以相互隐瞒的，这时要以国家利益为重。孟子将“亲属相隐”中亲属的范围扩大到兄弟之间。该制度产生的基础是儒家思想的提出和发展，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忠、恕、孝、悌，其在于维护封建礼教的统治，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瞒犯罪行为，有利于氏族的发展壮大，有利于儒家思想的发展;孔子儒家思想的根基是“孝”，以孝治天下，但当时，各国都处在战火中，依法治国仍是主流思想，“亲属相隐”思想的提出证明孝道和法治是不冲突的。

(二)战国末期至秦代：“亲属相隐”制度的起步

根据秦律竹简《法律答问》的记载，秦代法律在诉讼法方面把犯罪行为分为两大方面：一方面是指对家庭成员以外人身权益及财产权益的犯罪诉讼，国家对待该诉讼行为持鼓励态度，以此防范犯罪行为发生;另一方面，诉讼行为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控告行为，官府对该方面的诉讼行为要区别对待，即父母有犯罪行为，子女向官府告发的，官府不受理该类案件，丈夫有罪而妻子没有告发的，妻子应承担刑事责任，同样，妻子有罪而丈夫没有告发的，丈夫应承担刑事责任。由此可见，在此期间，该时期的“亲属相隐”思想有一个特点，即亲属之间只能单向相隐。

(三)汉代至南北朝：“亲属相隐”制度的发展

西汉初期，由于长期战乱，社会经济急需发展，统治阶级采用了以老子为代表的黄老学说中的“无为”思想来发展经济，经过几十年的“无为”统治，西汉的经济得到充分发展，且积累了相对丰富的社会资本。为更好地统治社会，统治者再次重用儒家思想，甚至把儒家思想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儒家思想中的“孝道”更是被统治者运用到司法体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