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电影史话

武侠电影史话

武侠电影史话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武侠文化，是华人界特有的一种流行文化。而武侠电影正是衍生于这种中国文化中最具特色的类型电影之一，它不仅阐扬中国的侠义精神，更将中国武艺透过影像做最佳的呈现，并且不断地推陈出新。

在探讨武侠电影发展史时，涉及的中国武侠电影是一个大概念，在地域上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所拍摄的武侠片，在概念上包括早期的武侠片和武侠神怪片、香港时期的武侠片和功夫片，大陆时期的武术片和武打片。[1] 由于政治历史和电影文化的种种原因，中国的武侠电影经历了几个明显不同的发展阶段。大致上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短短的几年间，中国电影的三次商业片浪潮中，武侠片最早萌芽，且最早成型，占这三次浪潮的三分之二。根据中国电影资料馆1960年所编《中国电影总目录》所载，仅在1928——1931年4年间上映的武侠片就达227部之多。

遗憾的是，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3]大多数早期武侠电影都已失落，现存于中国电影资料馆的早期武侠片不过区区数部而已。如是，对早期武侠电影的研究自然是非常困难。除了区区几部影片能够观看之外，大部分都只能从早期影片的故事梗概、说明书、广告、评论和当时的研究文章中追寻踪迹。

我们称这一时期为武侠电影的“传奇时代”，理由之一，是最早期的武侠电影只不过是这一类型的萌芽而已，缺乏足够的类型意识。在最早期的武侠片中，我们不难发现，武打和侠义这两个武侠片的重要元素都不是非常自觉地被运用，当然更远远谈不上形式完备。

例如最早的一部武侠片《荒山得金》，[ａ]与其说是武侠片，不如说是传奇片——影片的故事本身就是从古典小说集《今古奇观》中来。

进而，不少早期武侠片顶着“侠义”之名，但并非真正的武侠类型。例如，任彭年导演1922年创作的影片《侠义缘》，就是一部有名无实的武侠电影，因为其中不仅没有“武”，其实也没有“侠”，只有一个胸怀民族大义的时代青年公而忘私地揭露自己长辈当权人物的卖国阴谋的故事而已。

进而，在武侠片的盛行时期，影片中武打和侠义两大元素开始出现，但并非完备。根据《水浒传》改编的影片如《武松血溅鸳鸯楼》、《宋江》、《翠屏山石秀杀嫂》和根据《儿女英雄传》改编的《侠女十三妹》系列等等影片，虽改编自正宗的武侠小说经典，但其中的重点或核心却仍是传奇，而不是着眼于传统侠义精神的传播，或真实武功打斗的记录与渲染。

最好的证据是当时的评论这样写道：“……中国的武侠片实在是‘武而不侠’、‘勇而不义’。不信！我们试来看中国武侠片的内容。所谓侠士者，负了一把不中不西的刀，穿了一件非古非今的衣裳，见人即拔刀乱砍，像舞台上的武打一样，甚至于两人互相拥抱在地上滚来滚去，像狗打架似的乱扯乱扯！再进一步呢？就是口吐白光，指出神剑……”[5]这一段批评至少包含了两个重要信息，即一，武侠片中“有武无侠”；二，武侠片中的打斗其实并不精彩。编导创作的重点，和观众热心观看的原因，显然既不在武，也不在侠，而是在武侠名目下的一个个传奇人物和故事。

上文所说的“口吐白光，指出神剑”，指的是武侠片的一个迅速的变种，即神怪武侠片，或者说神怪剑侠片。早期武侠片之所以有这样一个迅速的变种，更说明其传奇因素占了绝对的统治地位。从神怪剑侠的命名也可以想到，这类影片的特点，显然是神怪为主，而剑和侠，则最多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辅助元素。此类作品的杰出代表作，当然是明星公司出品的多达18集的《火烧红莲寺》，从18集的故事梗概中我们不难看到，其中的正派与邪派的区分，实在并不明显，侠义的名目只不过是一种习惯性的话语权利，影片的重点当是两派间的关系冲突和比武打斗，然而打斗的形式却又是口吐白光、指出神剑，即打斗实际上也成了传奇的一个自然的，也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了。

最著名的《火烧红莲寺》也不过是精彩的传奇故事加上少见的影像奇观而已。跟风而上，盛极一时，往往是等而下之的“火烧片”更是如此。

此时的武侠片中重视传奇元素，而武打、侠义元素的相对平淡或模糊，也可以从现存的武侠片中看到。《红侠》一片的重点，显然在芸姑修炼神通，变成了可以腾云驾雾的飞仙，而不在其侠义情怀的表现，或她的武功打斗的神采。《女侠白玫瑰》所讲述的只不过是一个在现代学校中上学且擅长体育的女孩子替父兄出面打退恶霸的侵占而已，侠的身份值得怀疑，而其中的打斗也相当幼稚。《荒江女侠》第6集给观众留下的记忆，肯定不是男女主人公的性格或情操，也不是他们打斗功夫的精彩与独特，而是其中的怪鸟伤人、机关陷阱。《甘氏两小侠》的特点也在传奇故事和传奇的布景。而《大侠甘凤池》现在看来算得上是武侠片的精品，但当时的批评则不过是“差强人意”，[7]其中有侠的故事，也有武打的段落，但侠的身份和行为并非这部影片的表现重点，武打的段落当然也只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全片的重点仍然在人物及人物关系的传奇。

当然，并非所有的影片都是如此。史东山导演的《王氏四侠》一片，不仅讲述了几个真正的侠士的故事，而且在武打方面，“有两场恶斗，仿佛脱胎于《荡寇黑海盗》，飞诺腾跃，美得无以复加，推陈出新，不落旧套”。[8]或者说“王元龙等在此中争回面子不少，这里有比前更逼真的剑术，也有紧短的近打（这是在外国片中梦想不到的）。”

我们强调这段时期中国武侠电影的类型意识或风格尚不完备，传奇成了这一时期武侠电影的表现重点，并不是说这一时期的武侠片中不存在武功打斗和侠义主题这两个重要因素，只是强调，在整体上，这一时期的武侠电影的武、侠两元素尚不完备，更没有上升到核心地位而已。所以，严格说，这一时期的武侠传奇，只能说是武侠片的初步成型，还说不上是——武侠类型的——真正成熟。因为传奇是一种更古老也更广泛的故事类型，其中既有武侠传奇，也包括并非武侠——例如爱情、例如战争等等一一的传奇。

第二阶段：

上世纪40——50年代，主要生产基地已经逐渐由上海转往香港，这一时期的武侠电影主要以粤语电影为主。

香港1950年代“黄飞鸿电影”的出现，虽然仍是传奇故事的演绎，但却突出了侠义特征。主人公黄飞鸿是广东佛山地方的武术名家、跌打医生兼民团教练，医生救人、教练教人、武术家仗义为人，使得黄飞鸿不仅是一个长者，也是一个道德模范，还是一个正义或侠义的化身。粤语片“黄飞鸿电影”盛行之际，可以说是中国武侠电影史上少见的“侠义时代”。

只不过，这一“侠义时代”并没有长时间延续下去，原因是黄飞鸿的道德说教，虽然有益于世道人心，但却并非电影观众真正喜闻乐见。观众所看重的，是

粤语地方的乡音乡情，舞狮等等乡风民俗，和黄飞鸿的武功打斗－—尽管仍然是一种没有完全脱离舞台感的戏剧式打斗。[10] 第三阶段：

武侠电影类型的真正成熟，是以20世纪60年代中期——延续到70年代末期——香港邵氏公司的年轻导演张彻、胡金锉等人的创作为标志的。这一时期的武侠电影名家迭出，流派纷呈，是中国武侠电影的又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堪称武侠电影的“武打时代”。关键并非国语取代了粤语，也不是彩色片取代了黑白片，而是“发现”了“动作片”的真谛，并按照动作片的规律去拍摄自己的武侠电影。即，一，以动作为构想和拍摄的核心；二，武术指导不再是简单的顾问，而是真正变成了影片的武术导演，并且不断设计并创造出武打动作拍摄的新方法和新形式，为武侠片的拍摄积累了许许多多宝贵的、可以传承的技术和艺术经验；三，电影叙事也寻找或创造符合动作节律的影片节奏，[11]武术动作变成了这一类型电影的最基本、然而却是最重要的“电影语言”。

总之，这一时代堪称武侠电影史上真正的“武打时代”。

张彻对港台武侠片的影响包括：一，在题材拓展方面他的《独臂刀》成为香港票房首次超过百万的影片，使得古装刀剑片成为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