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脏移植术后体液性排斥反应的研究进展
免疫系统对器官移植的免疫排斥反应
免疫系统对器官移植的免疫排斥反应在医学领域，器官移植是一项重要的治疗方法，可以拯救许多患有器官功能衰竭的患者的生命。
然而，器官移植并非没有风险，患者的免疫系统常常会发生免疫排斥反应，对移植下来的器官产生免疫攻击。
本文将就免疫系统对器官移植的免疫排斥反应进行探讨，并介绍一些克服排斥反应的方法。
一、免疫排斥反应的原因器官移植后的免疫排斥反应是由于患者的免疫系统认为移植来的器官是“外来物质”，而对其进行攻击。
这是免疫系统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旨在清除体内的异物以维持组织的健康。
这种排斥反应主要由两个免疫细胞介导：T淋巴细胞和B淋巴细胞。
当移植器官被植入患者体内时，T淋巴细胞会识别并攻击器官组织中的抗原。
这些抗原被称为移植抗原，它们是一组细胞表面上的特定蛋白质，与捐献者和受体之间的差异相关。
当T淋巴细胞识别到这些抗原时，它们会释放细胞因子，从而引发免疫反应，促使其他免疫细胞参与攻击。
与T淋巴细胞不同，B淋巴细胞的作用是产生抗体。
当T淋巴细胞激活后，它们将刺激B淋巴细胞分泌特异性抗体，这些抗体可结合到器官组织表面的抗原上，标记器官组织以供破坏。
二、克服免疫排斥反应的方法为了克服免疫排斥反应，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方法来调节患者的免疫系统。
1. 免疫抑制剂免疫抑制剂是一种常用的治疗手段，旨在抑制患者的免疫系统以减少免疫排斥反应。
免疫抑制剂包括抗代谢药物、抗体药物和细胞毒药物等。
这些药物通过不同的机制来抑制T淋巴细胞和B淋巴细胞的功能，减少它们对移植器官的攻击。
2. 组织学配型和免疫抑制剂个体化治疗组织学配型是指通过检测受体和捐献者之间的HLA配型来选择合适的器官捐献者。
配型越匹配，患者的免疫系统越不容易产生排斥反应。
此外，个体化的免疫抑制剂治疗也对于减少排斥反应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患者的免疫状况和器官移植后的免疫监测结果，医生可以调整免疫抑制剂的种类和剂量，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免疫排斥反应的发生。
3. 免疫耐受诱导免疫耐受诱导是一种新兴的治疗方法，旨在使患者的免疫系统对移植器官产生耐受性，即不再产生排斥反应。
巨噬细胞在移植后慢性排斥反应中的作用研究进展
第14卷 第3期2023年5月Vol. 14 No.3May 2023器官移植Organ Transplantation ·移植前沿·巨噬细胞在移植后慢性排斥反应中的作用研究进展任滌非 廖涛 苗芸【摘要】 器官移植是治疗终末期器官病变的最佳方法，然而排斥反应仍然是影响移植物存活的重要因素。
目 前，针对急性排斥反应的治疗方法效果良好，但对慢性排斥反应仍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长期慢性排斥反应可能导致移植物失功，严重影响移植物的长期存活率。
近年来，巨噬细胞在慢性排斥反应中的作用逐渐受到关注。
本文对慢性排斥反应的主要病理变化、参与慢性排斥反应巨噬细胞的多样性及功能差异、巨噬细胞参与慢性排斥反应的作用及机制进行综述，并总结巨噬细胞相关慢性排斥反应治疗的研究进展，以期为巨噬细胞在器官移植术后慢性排斥反应中的作用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器官移植；慢性排斥反应；巨噬细胞；纤维化；炎症反应；移植物血管病；修复；肌动蛋白【中图分类号】 R617，R32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445（2023）03-0006-06【Abstract 】 Organ transplantation is the optimal treatment for end-stage organ failure. Nevertheless, rejection remain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allograft survival. At present, acute rejection may be effectively treated, whereas no effective interventions are available for post-transplantation chronic rejection. Long-term chronic rejection may lead to graft failure and severely affect long-term survival rate of allografts. In recent years, the role of macrophages in post-transplantation chronic rejection has gradually captivated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this article, main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chronic rejection, the diversity and functional differences of macrophages involved in chronic rejection, and the role and mechanism of macrophages in chronic rejection were reviewed, and research progresses on macrophage-related treatment for chronic rejection were summarized,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macrophages in post-transplantation chronic rejection.【Key words 】 Organ transplantation; Chronic rejection; Macrophage; Fibrosis; Inflammation; Graft vascular disease; Repair; Actin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role of macrophages in post-transplantation chronic rejection Ren Difei *, Liao Tao, Miao Yun. *Department of Organ Transplantation, Nanfang Hospital of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515, China Correspondingauthor:MiaoYun,Email:*******************DOI: 10.3969/j.issn.1674-7445.2023.03.006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2270784、82070770、82170767）；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2212121242）作者单位：510515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器官移植科（任滌非、廖涛、苗芸）；南方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任滌非）作者简介：任滌非（ORCID ：0000-0002-3759-8507），八年制博士，研究方向为肾移植，Email ：****************通信作者：苗芸（ORCID ：0000-0003-3592-4695），博士，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为肾移植，Email ：*******************慢性排斥反应（chronic rejection ，CR ）主要在器官移植术后6个月后发生，长期CR 引起的不可逆损伤可能导致移植物失功[1]。
器官移植的免疫排斥机制及新进展
器官移植的免疫排斥机制及新进展器官移植是现代医学领域的一项重大成就，它为许多患有终末期器官衰竭的患者带来了重生的希望。
然而，免疫排斥反应一直是器官移植成功的主要障碍之一。
了解免疫排斥机制以及探索新的治疗策略对于提高器官移植的成功率和患者的长期生存率至关重要。
一、免疫排斥机制1、细胞免疫排斥T 细胞在免疫排斥反应中起着关键作用。
当外来器官被植入受体体内时，抗原提呈细胞（如树突状细胞）会摄取并处理器官上的抗原，然后将其呈递给 T 细胞。
T 细胞被激活后，分化为效应 T 细胞，包括细胞毒性 T 细胞（CTL）和辅助性 T 细胞（Th）。
CTL 能够直接攻击和破坏移植器官的细胞，而 Th 细胞则通过分泌细胞因子来促进免疫反应。
2、体液免疫排斥B 细胞在免疫排斥反应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被激活的 B 细胞会分化为浆细胞，产生针对移植器官抗原的特异性抗体。
这些抗体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导致免疫排斥，例如激活补体系统，直接损伤移植器官的细胞，或者促进吞噬细胞对移植器官的吞噬作用。
3、免疫细胞与细胞因子的相互作用在免疫排斥反应中，免疫细胞之间以及免疫细胞与细胞因子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
例如，Th1 细胞分泌的干扰素γ（IFNγ）可以增强CTL 的活性，促进免疫排斥反应；而 Th2 细胞分泌的白细胞介素-4（IL-4）和白细胞介素-10（IL-10）则具有免疫抑制作用，有助于减轻免疫排斥反应。
4、非免疫因素除了免疫因素外，一些非免疫因素也可能影响免疫排斥反应的发生和发展。
例如，缺血再灌注损伤、手术创伤、感染等都可能导致移植器官的炎症反应，从而加重免疫排斥反应。
二、免疫排斥的临床表现免疫排斥反应的临床表现取决于排斥反应的类型和严重程度。
急性排斥反应通常发生在移植后的数天至数周内，表现为发热、移植器官肿胀、疼痛、功能障碍等。
慢性排斥反应则发生在移植后的数月至数年，主要表现为移植器官的逐渐纤维化和功能减退。
三、免疫排斥的诊断免疫排斥反应的诊断主要依靠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检查。
肝脏移植手术的最新研究进展
肝脏移植手术的最新研究进展肝脏移植手术是一项复杂的外科手术，通常用于治疗肝脏疾病导致的肝功能不全。
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肝脏移植手术也得到了很大的进展。
本文将介绍肝脏移植手术的最新研究进展，包括移植器官的来源、移植后抗排斥治疗和移植后并发症等方面。
一、移植器官的来源肝脏移植手术需要合适的移植器官，目前常用的移植器官来源有三种: 亲属供体、脑死亡供体和民间捐献。
亲属供体是指亲属之间进行的移植，因为亲属间的配型匹配度高，移植成功率也比较高。
但是，亲属供体数量有限，不适用于所有需要移植的人。
脑死亡供体是指脑死亡患者家属同意捐献肝脏，一般来说这种器官能够得到更多人的使用，但是这种捐献方式经常受到器官保护和保存的问题的限制。
在脑死亡供体的情况下，移植医生必须抓紧时间，尽快将器官取出和移植，以提高移植成功率。
而民间的器官捐献，对于肝脏移植来说有很大的意义，这样的捐献方式可以为更多的人带来肝脏移植治疗的机会。
但是，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尚存在着相关法律欠缺和信息不透明等问题。
因此，民间捐献的合法化和规范化是现阶段肝脏移植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移植后抗排斥治疗手术后的抗排斥治疗是肝移植成功的关键，因为移植后患者的免疫系统会开始攻击移植来的器官。
目前最常用的抗排斥治疗是给予患者包含环孢素、西罗莫和他克莫司在内的口服或静脉注射药物。
然而，这种药物的使用存在许多限制，如副作用大，需要注意心肺功能，药物治疗的有效性存疑等问题。
这些问题将直接影响到患者的移植效果，使得抗排斥治疗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
因此，目前的研究重点在于开发新型的免疫抑制剂，以帮助患者更好地接收移植器官，有效抑制排斥反应，并降低药物的副作用。
三、移植后并发症在肝脏移植之后，患者存在多种可能的并发症。
这其中，感染和肝功能障碍是最常见的并发症。
针对感染的治疗主要依赖于抗生素，但是药物的副作用和抗生素耐药问题都是需要注意的。
对于肝功能障碍，一般通过肝支持疗法进行治疗，包括补充冷冻血浆和维生素K，同时还需要监测血糖、血钠等指标，维持患者的生命体征。
肝脏移植术后抗排异反应策略研究
肝脏移植术后抗排异反应策略研究肝脏移植是一种常见的治疗肝脏疾病的手术方法。
尽管肝脏移植可以挽救许多终末期肝病患者的生命，但由于人体免疫系统对于异体器官存在排斥机制，肝脏移植术后抗排异反应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探讨一些当前用于处理肝脏移植术后抗排异反应的策略。
首先，合理使用免疫抑制药物是处理肝脏移植术后抗排异反应最主要的策略之一。
免疫抑制药物通过压制免疫系统来减少对异体器官的排斥反应。
目前常用的免疫抑制药物包括环孢素、他克莫司和皮质类固醇等。
合理选择和调整免疫抑制药物剂量和方案是至关重要的，以提供足够的免疫抑制力度同时避免不良效应的发生。
其次，组织相容性检测可以帮助医生更好地选择适合患者的肝源。
HLA（人类白细胞抗原）是一种重要的组织相容性标志物，通过检测HLA的型别可以预测术后的排异反应风险。
因此，在肝脏移植手术前进行充分的HLA检测，有助于选择更合适的供体器官，从而降低术后排异反应的发生率。
另外，借鉴其他器官移植的经验也是处理肝脏移植术后抗排异反应策略中重要的方法之一。
例如，心脏和肾脏移植领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研究成果，通过学习这些经验并将其应用到肝脏移植中，可以提高手术成功率并减少排异反应发生。
此外，新兴的治疗方法也为处理肝脏移植术后抗排异反应提供了新的希望。
一种重要的新方法是免疫耐受诱导。
该方法旨在通过转化免疫系统来达到接受异体器官而不需要长期使用免疫抑制药物的目标。
这种方法尚处于早期试验阶段，但已经取得了一些令人鼓舞的结果。
未来的研究将进一步探索免疫耐受诱导方法在肝脏移植中的应用前景。
总结起来，在处理肝脏移植术后抗排异反应时，合理使用免疫抑制药物、组织相容性检测、借鉴其他器官移植经验和探索新的治疗方法都是重要策略。
通过综合运用各种策略，我们可以更好地处理肝脏移植术后的排异反应问题，提高手术成功率和患者生存率。
参考文献：1. Fung JJ, et al. Immunosuppressive therapy following liver transplantation: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s. Liver Transpl. 2000;6(4 Suppl 1):S21-S31.2. Terasaki PI, et al. Predicting kidney transplant failure by HLA antibodies: a prospective trial. Am J Transplant. 2004;4(3):438-443.3. Sakai T, et al. Strategi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acute rejection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in the modern immunosuppressive er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published correction appears in Surg Today. 2020 Mar;50(3):340]. Surg Today. 2019;49(12):984-994.4. Feng S and Demetris AJ. HLA matching in liver transplantation: a review of the impact of HLA matching on transplant outcome and new methods for a more effective allocation system. Crit Rev Clin Lab Sci. 2007;44(2):223-270.5. Xia YM, et al. Current immunosuppressive strategies in liver transplantation: a review. Front Immunol. 2020;11:1214.。
门特病专题知识讲座——肝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
门特病专题知识讲座——肝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周玲玲;段丽英【摘要】<正>目前肝移植受者1年存活率已超过90%,5年存活率也达到了70%。
尽管如此,肝移植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目前仍保持在24%~60%,在儿童甚至高达50%~80%。
因此,如何预防排斥反应、出现排斥反应后如何早期鉴别诊断以及治疗,仍是临床面临的重要问题。
一、肝移植排异反应发生机制肝排斥反应的发生机制主要包括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两个方面。
临床最常见的急性排斥反应主要由细胞免疫介导,而超急性排斥反应和慢性排斥反应主要由体液免疫介导。
【期刊名称】《天津社会保险》【年(卷),期】2016(000)001【总页数】3页(P58-60)【关键词】肝移植;排斥反应;常释剂型;抗排异治疗;免疫介导;门特;移植受者;细胞免疫;免疫抑制方案;体液免疫【作者】周玲玲;段丽英【作者单位】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医保科【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R657.3目前肝移植受者1年存活率已超过90%，5年存活率也达到了70%。
尽管如此，肝移植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目前仍保持在24%～60%，在儿童甚至高达50%～80%。
因此，如何预防排斥反应、出现排斥反应后如何早期鉴别诊断以及治疗，仍是临床面临的重要问题。
肝排斥反应的发生机制主要包括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两个方面。
临床最常见的急性排斥反应主要由细胞免疫介导，而超急性排斥反应和慢性排斥反应主要由体液免疫介导。
（一）细胞介导的排斥反应细胞免疫在急性排斥反应发生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移植物中供体的淋巴细胞和树突状细胞具有丰富的HLA-Ⅰ和Ⅱ类抗原，是诱发排斥反应的主要致敏原。
在移植物植入受体后，随着移植物的血液循环重建，供者的HLA-Ⅰ和Ⅱ类抗原不可避免地暴露于受者的免疫系统，受者的免疫细胞识别外来抗原后，即可引发一系列免疫反应。
（二）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体液免疫也在移植排斥反应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在超急性排斥反应和慢性排斥反应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器官移植后的免疫抑制与排斥反应
器官移植后的免疫抑制与排斥反应在医学领域，器官移植是一项重要的手术方法，用于治疗许多患有器官功能衰竭的患者。
然而，器官移植手术后的免疫抑制与排斥反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本文将探讨器官移植后的免疫抑制机制以及如何应对排斥反应。
一、器官移植后的免疫抑制机制器官移植手术后，移植物被视为异体物质，会引起宿主免疫系统的排斥反应。
因此，为了确保移植物能够有效地进行生存和功能，必须抑制宿主免疫系统的免疫应答。
主要的免疫抑制机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免疫抑制药物：常用的免疫抑制药物包括环孢素、霉酚酸酯、FK506等。
这些药物通过抑制免疫细胞的功能，降低宿主对移植物的排斥反应。
2. 免疫耐受：通过特定的免疫调节机制，使宿主免疫系统对移植物产生耐受。
例如，通过骨髓移植可以重建患者的免疫系统，从而减少排斥反应的发生。
3. 细胞和基因工程技术：近年来，细胞和基因工程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克服免疫排斥提供了新的思路。
例如，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将移植物基因进行适当的改造，增强其与宿主免疫系统的相容性。
二、排斥反应的类型与病理机制即使采取了免疫抑制措施，仍然存在排斥反应的发生。
排斥反应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 超急性排斥反应：该类型的排斥反应反应快速，多在移植手术后几分钟至几小时内发生。
超急性排斥反应是由于宿主免疫系统中已存在的抗体识别并攻击移植物中的抗原而导致的。
2. 急性排斥反应：急性排斥反应通常发生在移植后的几周内，是由于宿主免疫系统的T细胞和B细胞对移植物中的抗原进行攻击而引起的。
3. 慢性排斥反应：慢性排斥反应是指在移植后数月或数年内逐渐发展的排斥反应。
慢性排斥反应主要由宿主免疫系统中的细胞介导免疫反应引起的。
三、克服排斥反应的策略针对不同类型的排斥反应，可以采取相应的策略来克服排斥反应的发生，以确保移植物的长期存活和功能。
1. 免疫抑制药物的调整：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可以适当调整免疫抑制药物的剂量和种类，以达到抑制免疫应答的目的。
人体器官移植的免疫排斥反应
人体器官移植的免疫排斥反应引言：近年来，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体器官移植已经成为治疗许多重大疾病的有效手段。
然而，由于人体免疫系统的高度敏感性，器官移植后会引发排斥反应。
了解和控制人体器官移植中的免疫排斥反应是保证移植成功的关键所在。
一、免疫排斥反应：原理及类型1. 免疫系统是如何识别和攻击异体组织的免疫系统通过识别外来抗原刺激产生特异性免疫响应，并通过细胞和体液两个层面展开攻击。
2. 免疫排斥反应的类型免疫排斥反应主要可以分为超急性排斥、急性排斥和慢性排斥三种类型。
每一种类型都有其特定的临床表现和发生机制。
二、克服免疫排斥反应的策略1. 选择合适的移植供体组织相容性是影响移植成功的重要因素，寻找合适的供体可以大大减少排斥反应的发生。
2. 免疫抑制治疗使用免疫抑制剂作为主要治疗手段，以控制免疫系统对移植器官的攻击。
常用的免疫抑制剂包括：环孢素、雷公藤酸和罗非昔布等。
3. 其他克服排斥反应的策略除了药物治疗外，还可通过淋巴细胞和造血干细胞移植、调节免疫活性细胞等方式来增加移植成功率。
三、新技术在解决排斥反应中的应用1. 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等基因编辑技术的出现，使得科学家可以准确修改人体基因组，从而改善器官移植后的排斥问题。
2. 全身低温灌注技术（SIT）SIT可以减少由于缺氧导致器官损伤引发的免疫反应，并保证移植器官愈合过程中不受到进一步攻击。
3. 组织工程和器官再生技术通过组织工程和器官再生技术，可以获得与受者体内相容性更高的移植组织，从而减少排斥反应的发生。
结论：人体器官移植是一项挑战性的医疗技术，而免疫排斥反应则是移植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通过选择合适的供体、免疫抑制治疗和利用新技术手段，我们有能力有效地控制移植后的排斥反应，提高器官移植的成功率。
未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相信我们能够进一步完善相关方法和策略，为更多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人体移植排异反应的分子机制研究
人体移植排异反应的分子机制研究随着科学技术和医学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的生命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
其中，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出现，给许多需要器官治疗的病患提供了新的希望。
然而，器官移植面临着一个大问题——排异反应。
排异反应是移植术后的主要并发症之一，它可能导致器官被排斥，进而失去功效，严重时可能威胁移植者的生命。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人体移植排异反应的分子机制研究，探索排异反应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措施。
移植排异反应的形成过程移植是把一个人的器官或组织移植到另一个人体内，进行治疗的过程。
在移植过程中，移植者的免疫系统会产生一系列的免疫反应，可能导致排斥反应。
排斥反应是移植术后造成移植器官损伤和移植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完全相合的移植中，排异反应也会发生，但是程度较轻。
排异反应的发生和程度与多种因素有关，包括移植物与受移植者的体质、组织匹配程度、移植物来源、免疫抑制剂的使用等。
排异反应的形成过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识别阶段、响应阶段和效应阶段。
1. 识别阶段在识别阶段，免疫系统会识别出被当成异物的移植组织，即移植物中的移植抗原。
人体内存在两种移植抗原，一种是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MHC)。
MHC是控制细胞免疫反应的基因群，存在于体内的所有细胞表面，在T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识别细胞时起到重要作用。
另一种移植抗原是A、B、DR等多种血型抗原。
2. 响应阶段在响应阶段，免疫系统会释放一些细胞因子，并且启动T细胞反应，T细胞会定位并杀死发出异物信号的移植物。
3. 效应阶段在效应阶段，T细胞和其他免疫细胞通过不同的细胞因子、及其它信号通路互相作用，调控并直接杀死移植物组织。
排异反应的分子机制研究由于人体免疫系统对移植组织表现出强烈的排异反应，因此必须对该反应的分子机制进行深入研究以便减少甚至消除排异反应。
目前，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排异反应的分子机制，为治疗排异反应提供了新的方法。
1. 免疫抑制剂目前，为了避免器官移植术后排异反应的发生，临床上广泛使用免疫抑制剂，而免疫抑制剂扮演的角色就是防止移植物与免疫系统形成反应。
器官移植技术的最新进展和挑战
器官移植技术的最新进展和挑战器官移植技术是现代医学的神奇之一。
也是救助患病人的最好方式之一。
尽管成本高，手术风险大，但它给患者提供了一个重获新生的机会。
但是，不同器官的移植技术都存在一些困难与挑战。
目前，最困难的挑战之一是移植物排斥反应。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看到移植技术的最新进展和面临的挑战。
移植技术的最新进展自20世纪50年代首次进行肾脏移植以来，移植技术在不断进化。
最近的一项重大进展是利用新型免疫抑制剂来减少移植物排斥反应并提高植入物的存活率。
这些新的免疫抑制剂比以前更有针对性，使得移植手术更为成功。
此外，科学家们还研发出一种叫做“再版技术”的方法。
这种方法可以利用患者自身的细胞修复损坏的器官组织，这可能会在未来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手段。
在肝脏移植领域，为了减少排斥反应并提高肝脏存活率，使用抗体对受体进行预处理的模式被使用，称为免疫吸附。
这种方法已经被证明在肝脏移植方面非常有效。
在心脏移植和肺移植方面，近年来医学研究人员成功使用3D 打印技术，为患者打印出一份与其心脏或肺脏相似的器官。
这种方法可以帮助医生更好地对患者进行分析，并在移植前进行手术模拟，提高了手术的成功率和患者的存活率。
挑战：移植物排斥反应面对器官移植技术的巨大挑战之一是免疫排斥反应。
由于移植物来自另一个人或动物，患者的身体可能会视其为异己物体而发动攻击，从而导致器官失效。
因此，使用免疫抑制剂已经成为减少移植物排斥反应的主要方式之一。
然而，这种方法也存在一些不利的方面。
第一，免疫抑制剂会降低患者的免疫系统，使得其易受感染。
这导致患者在接受免疫抑制剂时必须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例如接受疫苗或避免接触细菌和病毒。
第二，由于使用免疫抑制剂，患者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免疫抑制状态。
这可能导致移植物的质量下降或移植后继续存在其他健康问题。
第三，由于所有的患者都需要接受免疫抑制剂，移植后还可能发生其他免疫系统相关的问题，例如慢性免疫抑制。
未来展望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和新免疫抑制剂的发展，我们可以期望更多的器官移植手术会取得成功。
肝移植术后排斥反应的处理
急性排斥反应
▪ 病理的特征性表现：汇管区淋巴细胞浸润和非特异性炎症，后期 病理表现可因激素冲击、药物作用、继发机会性感染变得不典型， 因此建议激素冲击前获取病理。
高危因素： 1.受体年龄过大（＞65 岁），供受体年龄相差＞40 岁 2.HLA 配合率高 3.受体免疫功能低下
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
临床表现： ▪ 肝：基本正常 ▪ 皮肤：斑丘疹、皮疹 ▪ 消化道：水样便、血性腹泻 ▪ 骨髓：三系减低
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
▪ 肺：刺激性咳嗽 ▪ 关节：关节痛 ▪ 口腔：溃疡，粘膜脱落 ▪ 发热：39 度以上高热
急性排斥反应
临床表现： 1.最早变现为无症状的肝功改变 2.最早为胆道梗阻指标，继而转氨酶升高，但是并不绝对 3.乏力、发热、肝区不适、食欲不振、腹水增加、但无特异性 4. T 管：胆汁量少，颜色变淡，稀薄
急性排斥反应
诊断： 1.临床表现不足以确定诊断 2.激素冲击之前尽量获取肝穿标本 3.肝穿有一定风险，因此建议优化术后抗凝方案，减少抗凝强度 4.病理诊断为 Banff 方案，可操作性好 5.需要诊断经验丰富的病理专家
急性排斥反应
二、 疑似急性排除反应 1.评估抗凝水平，肝穿活检 2.较轻者暂时提高免疫抑制剂浓度，或者更换免疫抑制剂，联合用药 3.中重度患者给予激素冲击 4.预防激素冲击的副作用：肾上腺功能不全、胃粘膜应激、精神症状、感 染 5.原发病复发（乙肝、丙肝、PSC、PBC）
急性排斥反应
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治疗策略
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治疗策略肝移植术是一种常见的治疗肝功能衰竭和肝疾病的方法。
然而，术后患者的免疫系统会对移植的肝脏产生排斥反应，因此免疫抑制治疗策略对于肝移植术后的患者至关重要。
本文将介绍肝移植术后的免疫抑制治疗策略，并着重探讨其优点和局限性。
一、常用的免疫抑制药物1. 糖皮质激素（如泼尼松）：糖皮质激素是最早用于免疫抑制治疗的药物之一。
它通过抑制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来降低排异反应的发生。
然而，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可能导致一系列不良反应，如骨质疏松和感染等。
2. 酶抑制剂（如环孢素A和他克莫司）：这类药物通过抑制T细胞活性来达到免疫抑制的效果。
它们广泛应用于肝移植术后的患者，并且被认为是有效的免疫抑制治疗药物。
但是，它们也可能引起肾毒性和药物相互作用等不良反应。
3. 抗代谢药物（如胸腺苷脱酶抑制剂）：这类药物通过阻断嘌呤代谢途径，从而抑制T细胞的增殖和功能。
相比于其他免疫抑制药物，抗代谢药物具有更低的毒副作用，但它们的疗效相对较弱。
二、个体化的免疫抑制治疗策略由于每个患者的体质和免疫系统不同，肝移植术后的免疫抑制治疗策略需要个体化调整。
以下考虑因素需被纳入决策过程中：1. 患者的免疫状况：患者的免疫状况将影响药物的选择和剂量。
免疫功能较低的患者可能需要更强的免疫抑制药物来防止排异反应的发生。
2. 移植器官来源：移植器官的来源也会影响免疫抑制治疗策略。
对于自体肝移植术的患者来说，免疫抑制程度可以逐渐减弱，以降低药物对患者的不良反应。
3. 移植后并发症的风险：某些患者可能面临更高的并发症风险，如淋巴增殖性疾病。
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免疫抑制药物时需要谨慎，并在治疗过程中进行监测。
三、免疫抑制治疗策略的优点和局限性1. 优点：免疫抑制治疗可以有效减少移植器官的排异反应，提高移植长期生存率。
适当的免疫抑制药物选择和个体化调整可以降低患者的并发症风险，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2. 局限性：免疫抑制药物虽然有效，但其使用也会导致免疫功能低下，从而增加感染和恶性肿瘤的风险。
肝移植术后移植物抗宿主病的诊治进展
㊀㊀ＤＯＩ:１０.３８７７/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３９０３.２０１９.０１.０１８㊀㊀基金项目: 十三五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２０１７Ｘ１０２０３２０１)㊀㊀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５８杭州ꎬ浙江大学医学院１ꎻ３１０００３杭州ꎬ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肝胆胰外科２㊀㊀通信作者:郑树森ꎬＥｍａｉｌ:ｓｈｕｓｅｎｚｈｅｎｇ＠ｚｊｕ.ｅｄｕ.ｃｎ 综述肝移植术后移植物抗宿主病的诊治进展朱晓璐１㊀郑树森２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ʌ摘要ɔ㊀肝移植术后移植物抗宿主病(ＧＶＨＤ)发生率低ꎬ但病死率极高ꎬ典型症状包括不明原因发热㊁皮疹㊁腹泻和骨髓抑制ꎮ其发病机制目前尚未完全阐明ꎬ诊断缺乏统一标准ꎬ治疗缺乏特异性手段ꎮ近年来ꎬ针对ＧＶＨＤ免疫反应进程中的病理生理学研究ꎬ为开辟新的诊断方法和治疗手段提供可能ꎮ目前ꎬ大剂量糖皮质激素联合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冲击㊁免疫抑制剂减少或停用可能是较为有效的治疗方案ꎮ而对于糖皮质激素难治性ＧＶＨＤꎬ应用多种不同的分子靶向药物可能对改善受者预后起到积极作用ꎮ㊀㊀ʌ关键词ɔ㊀肝移植ꎻ移植物抗宿主病ꎻ发病机制ꎻ药物治疗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ｇ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㊀ＺｈｕＸｉａｏｌｕ１ꎬＺｈｅｎｇＳｈｕｓｅｎ２.１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３１００５８ꎬＣｈｉｎａꎻ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ｏｂｉｌｉａｒｙＳｕｒｇｅｒｙꎬ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３１０００３ꎬＣｈｉｎａ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ＺｈｅｎｇＳｈｕｓｅｎꎬＥｍａｉｌ:ｓｈｕｓｅｎｚｈｅｎｇ＠ｚｊｕ.ｅｄｕ.ｃｎʌＡｂｓｔｒａｃｔɔ㊀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ＧＶＨＤ)ａｆｔｅｒ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ｓｌｏｗꎬｂｕｔｔｈｅ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ｒａｔｅｉｓ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ｈｉｇｈ.Ｔｈ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ｒｅ:ｕ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ｈｉｇｈｆｅｖｅｒꎬｔｅｔｔｅｒꎬｄｉａｒｒｈｅａａｎｄｍｙｅｌｏ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ＶＨＤａｆｔｅｒ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ｍａｉｎｓｕｎｃｌｅａｒ.Ｉｔｉｓｐｒｏｂａｂｌｙｍｏ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ｕｓｅｈｉｇｈ￣ｄｏｓｅｏｆｍｅｔｈｙｌｐｒｅｄｎｉｓｏｌｏｎ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ꎬ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ｉｎｇｏｒｄｅｃｌｉｎｅｔｈｅｄｏｓａｇｅｏｆｉｍｍｕｎｏ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ａｎｔｔｏｔｒｅａｔＧＶＨＤａｆｔｅｒ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ｈｏｒｍｏｎｅ￣ｒｅｆｒａｃｔｏｒｙＧＶＨＤꎬ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ｖａｒｉｅｔｙｏｆ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ｄｒｕｇｓｏｆ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ｏｒｃｈｅｍｏｋｉｎｅｍａｙｐｌａｙ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ｏｌｅｉｎ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ʌＫｅｙｗｏｒｄｓɔ㊀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ꎻ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ꎻ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ꎻ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㊀㊀移植物抗宿主病(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ꎬＧＶＨＤ)是由于供者来源的免疫活性细胞将受者抗原识别为外来抗原并产生免疫应答ꎬ对受者靶组织㊁器官进行攻击而出现相应临床表现的一种全身性疾病ꎮＧＶＨＤ在富含淋巴细胞的器官(如骨髓㊁小肠)移植术后高发ꎬ肝移植术后ＧＶＨＤ的发生率仅为０.１％~２.０％ꎬ但病情进展极其凶险ꎬ死亡率高达７５％[１￣４]ꎮ本文着重对近年来肝移植术后ＧＶＨＤ的发生机制㊁高危因素㊁诊断和治疗方面的进展作一综述ꎮ１㊀发生机制肝移植术后ＧＶＨＤ的发生发展机制复杂且尚未完全阐明ꎮ肝移植术后排斥反应的发生率虽然较心脏和肾移植低ꎬ但ＧＶＨＤ的发生率更高ꎬ主要归因于肝脏及肝周淋巴结组织中含有更多 过客白细胞 ꎬ易在受者体内形成嵌合体ꎬ诱导免疫耐受[５]ꎬ但同时也为肝移植术后诱发ＧＶＨＤ提供可能ꎮＹｕ等[６]在研究中发现ꎬ应用抗Ｔ细胞抗原受体α/β单抗离体灌注大鼠ＧＶＨＤ模型肝脏ꎬ尽可能去除 过客Ｔ细胞 ꎬ在不影响受体移植物功能的情况下几乎完全抑制了ＧＶＨＤꎬ提示在肝移植前后消耗或控制供者 过客白细胞 可以降低移植肝免疫攻击的强度ꎬ从而预防ＧＶＨＤꎮＴａｙｌｏｒ等[７]提出ＧＶＨＤ的发生有３个环节: (１)传入期:感染或其他致组织损伤因素诱发炎症反应时ꎬ受者巨噬细胞反应性释放ＩＬ￣１㊁ＩＬ￣６和ＴＮＦ￣α等细胞因子ꎬ增强受者抗原呈递细胞(ａｎｔｉｇｅｎ￣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ｃｅｌｌｓꎬＡＰＣ)活性[８]ꎻ(２)传出期:供者Ｔ细胞识别ＡＰＣ呈递的受者ＭＨＣ抗原后增殖活化[９]ꎬ释放ＩＬ￣２和ＩＮＦ￣γ等细胞因子ꎬ激活供者单核吞噬细胞系统并使其分泌ＴＮＦ￣α和ＩＬ￣１等炎性因子ꎻ(３)效应期:通过穿孔素/颗粒酶Ｂ途径㊁Ｆａｓ/ＦａｓＬ途径及细胞因子介导发挥对受者的免疫攻击ꎬ靶器官受到损伤后将产生更多的炎性介质和细胞因子ꎬ进而形成瀑布式效应ꎬ最终作用于受者皮肤㊁黏膜和骨髓等靶器官ꎬ导致全身多脏器损伤和严重病变ꎮ对肝移植术后ＧＶＨＤ发生发展机制的认识ꎬ许多都是基于造血干细胞移植(ｈｅｍａｔｏｐｏｉｅｔｉｃ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ꎬＨＳＣＴ)的研究经验ꎮ近期研究发现肠上皮细胞和肠道微生态在ＧＶＨＤ发病机制中具有重要作用[１０]ꎮ肠道中含有通过分泌抗菌肽从而调节肠道微生物群的潘氏细胞ꎬ当肠上皮细胞受到外来病原体及其他因素损伤时ꎬ释放ＴＮＦ￣α㊁ＩＬ￣６和ＩＬ￣１等细胞因子导致潘氏细胞功能受损ꎬ继而引起肠道微生物组的改变ꎬ该过程被认为是ＧＶＨＤ中免疫反应的起始传播事件[１１]ꎮ有研究提出ꎬ新生血管发生[１２]和肠道内中性粒细胞㊁单核细胞浸润[１３]是ＧＶＨＤ最早发生的病理生理改变ꎬ广泛的中性粒细胞浸润与不良后果相关[１４]ꎮＭａｒｔｉｎ等[１５]在回肠中使用光照标记中性粒细胞ꎬ其迁移随后被追踪到肠系膜淋巴结ꎬ在淋巴结中活化的中性粒细胞向供者Ｔ细胞呈递受者ＨＬＡ抗原ꎬ这有助于促进ＧＶＨＤ的发生ꎮＨüｌｓｄüｎｋｅｒ等[１６]在ＨＳＣＴ中研究Ｊａｎｕｓ激酶(ＪａｎｕｓｋｉｎａｓｅꎬＪＡＫ)１/２抑制剂Ｒｕｘｏｌｉｔｉｎｉｂ对中性粒细胞抗原呈递作用的影响ꎬ发现其通过减少中性粒细胞诱导的ＭＨＣⅡ类分子表达ꎬ并阻止它们从回肠迁移到肠系膜淋巴结ꎬ从而发挥减弱ＧＶＨＤ反应的作用[１７]ꎮ调节性Ｔ细胞(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ＴｃｅｌｌꎬＴｒｅｇ细胞)可通过干扰Ｔ细胞活化和增殖㊁抑制效应ＣＤ４＋与ＣＤ８＋Ｔ细胞功能等发挥自身免疫抑制作用ꎬ同时具有维持免疫耐受的功能ꎮＣｈｅｎ等[１８]研究证明ꎬ在骨髓移植小鼠模型发生ＧＶＨＤ期间存在Ｔｒｅｇ细胞的进行性减少ꎬ并且这导致自身反应性的供体小鼠促炎性Ｔ细胞的出现ꎻ相反ꎬ已证实扩增供体小鼠来源的自然调节性Ｔ细胞(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ＴｃｅｌｌꎬｎＴｒｅｇ)能够有效缓解ＧＶＨＤ[１９]ꎮ雷帕霉素与ＩＬ￣２抗体复合物的联合应用能够促进ｎＴｒｅｇ细胞增殖ꎬ从而降低ＧＶＨＤ的严重性[２０]ꎮ２㊀危险因素２.１㊀ＨＬＡ配型ＧＶＨＤ的始动因素是供㊁受者间ＭＨＣ抗原不符ꎬ而在ＨＬＡ相合的情况下ꎬ次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抗原的差异成为触发ＧＶＨＤ的重要因素ꎮ供㊁受者ＨＬＡ位点的匹配率越高ꎬ受者对供者产生的免疫应答越低ꎬ肝移植术后ＧＶＨＤ的发生率及病情凶险程度随之增高[２１￣２２]ꎻ由于ＨＬＡ的家族相容性ꎬ活体肝移植(ｌｉｖｉｎｇｄｏｎｏｒ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ꎬＬＤＬＴ)中ＧＶＨＤ的发生率高于原位肝移植[２３]ꎮ使用ＨＬＡ纯合子的供者与ＨＬＡ杂合子的受者匹配(即单向供㊁受者ＨＬＡ匹配)ꎬ供者因此与受者共享单倍型ꎬ此时受者不能识别并清除供者细胞ꎬ相反供者细胞可将另一未共享的单倍型识别为 异己 而对其进行免疫攻击ꎬ因此在ＬＤＬＴ中发生ＧＶＨＤ的风险极高[２４]ꎮＳｈｉｍａｔａ等[２５]研究发现ꎬ如果在ＨＬＡ￣Ａ㊁Ｂ和Ｃ位点上存在供者显性单向匹配ꎬ即便ＨＬＡ￣ＤＲ不匹配ꎬ仍可发生急性ＧＶＨＤꎮ２.２㊀供㊁受者匹配因素受者年龄>５０岁㊁供受者年龄差>２０岁以及女性供者－男性受者或多产女性供者ꎬ这些匹配类型将增加肝移植术后ＧＶＨＤ的发生风险[３ꎬ１０ꎬ２６]ꎻ其中供㊁受者年龄差是肝移植受者发生ＧＶＨＤ后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２７]ꎮ２.３㊀受者免疫状态肝移植受者免疫状态低下㊁移植前输血或进行免疫治疗㊁血型不合肝移植㊁再次移植及多器官联合移植等是导致ＧＶＨＤ发生的高危因素[１ꎬ２８]ꎻ受者原发疾病类型如各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及肝炎㊁酒精性肝病和糖尿病等均增加ＧＶＨＤ发生风险[２９]ꎮＭｕｒａｌｉ等[３]在研究中发现ꎬ肝细胞肝癌(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ꎬＨＣＣ)患者肝移植后ＧＶＨＤ的发生率较非ＨＣＣ患者高ꎮＭｅｅｎａｋｓｈｉ等[３０]强调了ＨＣＣ患者体内可能存在免疫系统功能障碍ꎬ通过引起ＣＤ４＋Ｔ细胞功能下降ꎬ对肿瘤抗原产生耐受并促进ＨＣＣ的发展ꎬＨＣＣ本身又可能引起免疫功能失调ꎬ最终导致ＨＣＣ患者在肝移植术后更易发生ＧＶＨＤꎮ也有报道认为ꎬＨＣＣ肝移植术后并发ＧＶＨＤ且治愈的受者可能从中获益ꎬ即获得免疫源性的抗肿瘤作用而长期无瘤生存[３１]ꎮ３㊀临床表现ＧＶＨＤ常发生在肝移植术后２~６周ꎬ也有学者认为ＧＶＨＤ主要是由特定的临床表现和组织学结果协助诊断ꎬ而不论发病时间[３２]ꎮ症状及发生率分别为:皮疹(９２％)㊁发热(６６％)㊁腹泻(６５％)和全血细胞减少(７８％)[３ꎬ２６]ꎮ受者可先后出现全部或部分上述临床特征ꎬ但这些表现均为非特异性ꎬ早期与药物过敏㊁感染性疾病常难以鉴别[２９ꎬ３３]ꎮ因此ꎬ当肝移植受者术后出现不明原因发热㊁皮疹而无明显肝功能损害时ꎬ应警惕ＧＶＨＤ的可能ꎮ肝移植术后ＧＶＨＤ进展至终末期ꎬ最常见的死亡原因是严重感染(６０％)和多器官功能衰竭[３]ꎮ３.１㊀皮疹起初为红斑㊁斑丘疹ꎬ可先见于颈前㊁胸部ꎬ并逐渐向四肢㊁腹部及背部蔓延ꎬ严重时可融合成片或形成大疱ꎬ常累及广泛的体表区域ꎬ并可能演变为红皮病ꎬ可伴有瘙痒和全身表皮脱屑[３４]ꎮ３.２㊀发热不明原因高热是肝移植术后ＧＶＨＤ常见的首发症状ꎬ体温常在３８.５~４１.０ħ波动ꎬ反复多次行细菌学㊁病毒学及影像学检查ꎬ无病原学及支持感染证据ꎮ３.３㊀消化道症状主要表现为腹泻和消化道溃疡ꎮ腹泻继发于肠黏膜破坏引起的吸收功能障碍ꎬ轻者仅出现腹胀和轻度腹泻ꎻ重者往往呈水样腹泻ꎬ每日可达１０余次或更甚ꎮ黏膜溃疡可累及消化道全程ꎬ引起纳差㊁恶心㊁呕吐和腹痛等不适ꎮ肠道黏膜糜烂㊁脱落时出现便血㊁腹痛等症状ꎮ口腔黏膜损伤的特征是红斑和溃疡ꎬ与单纯疱疹病毒引起的口腔黏膜炎症状相似ꎬ常导致受者吞咽疼痛和困难ꎮ３.４㊀骨髓抑制当受者造血干细胞遭到免疫攻击和破坏时ꎬ外周血逐渐出现以白细胞水平下降为主的全血细胞减少征象ꎮ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和促血小板生成素具有一定作用ꎬ但难以逆转病情ꎬ晚期时中性粒细胞计数可下降至０.１ˑ１０９/Ｌꎬ血小板计数可降至１０ˑ１０９/Ｌ以下ꎮ因受者多数存在皮肤和黏膜组织受损ꎬ对外界致病微生物的抵御能力被削弱ꎬ在伴随严重骨髓抑制的同时ꎬ极易发生致命的重症感染ꎬ常见病原菌为肠杆菌㊁侵袭性曲霉和播散性假丝酵母菌[３ꎬ３３]ꎮ３.５㊀其他肝移植术后ＧＶＨＤ是供者淋巴细胞对受者进行免疫攻击ꎬ此时移植肝自身被视为 非异己 ꎬ因此发病早期通常无明显肝功能受损ꎬ晚期因继发疾病可导致肝功能异常[３５]ꎮＧＶＨＤ攻击呼吸系统㊁神经系统等组织器官时将产生相应症状ꎬ如呼吸衰竭及癫痫等ꎮＫｎｏｘ等[３６]曾报道过以呼吸困难为主要症状的病例ꎻＰａｄｏｖａｎ等[３７]在ＧＶＨＤ小鼠模型的脑组织中观察到淋巴细胞浸润ꎬ这提示ＧＶＨＤ可能引起神经系统病变ꎮ４ 诊断与标准Ｔｒｉｕｌｚｉ等[３８]将肝移植术后ＧＶＨＤ诊断标准归纳为以下３点:(１)出现靶器官受累的特征性症状和体征ꎬ包括皮疹㊁腹泻和骨髓抑制等ꎻ(２)受累靶器官的组织学证据ꎻ(３)外周血或受累靶器官中存在受者免疫细胞与供者来源淋巴细胞嵌合的现象ꎮ４.１㊀组织病理学检查皮肤活检镜下见表皮松解和角化不良㊁基底层空泡样改变及淋巴细胞浸润[３４]ꎮ上述组织学表现有助于早期诊断ꎬ但并非特异性表现ꎬ需与药疹和中毒性表皮坏死等鉴别[３９]ꎮ当出现严重腹泻及便血时应行胃肠道组织活检ꎬ敏感性最高的部位是直肠和乙状结肠ꎬ内镜下可见黏膜红斑㊁浅表溃疡及周围渗出液ꎻ组织病理学示隐窝上皮细胞凋亡ꎬ隐窝结构广泛破坏伴黏膜脱落ꎬ淋巴细胞浸润增加ꎻ骨髓活检常提示以粒系增生低下为特征的骨髓抑制征象ꎬ后期骨髓象呈现出发育不良及再生障碍性贫血的表现[４０]ꎮ４.２㊀嵌合体检测聚合酶链式反应－序列特异性引物法通过检测受者组织内有无供者ＨＬＡ等位基因的淋巴细胞嵌合体ꎬ以帮助确诊ＧＶＨＤ[４１]ꎮ聚合酶链式反应扩增短串联重复序列检测技术被称为 微卫星ＤＮＡ指纹技术 ꎬ能够快速检测受者组织中供者ＤＮＡ的存在并判断嵌合情况ꎬ灵敏度高且结果不受供㊁受者间ＨＬＡ匹配的影响ꎬ是临床上广泛应用的检测方法[７]ꎮ当供㊁受者为异性时ꎬ可利用荧光原位杂交法检测Ｙ染色体ꎬ以判断女性受者体内是否存在男性供者的嵌合体[３９]ꎮ４.３㊀生物学标志物检测检测并使用生物学标志物辅助诊断肝移植术后ＧＶＨＤ仍然是目前较为活跃的研究领域ꎮ多种炎性细胞因子在ＧＶＨＤ的发生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ꎬ通过密切监测肝移植术后受者外周血中生物学标志物的水平和变化ꎬ可能有助于早期筛选ＧＶＨＤ高危受者[４２]ꎮ有研究显示ꎬ肝移植术后ＧＶＨＤ受者ＩＬ￣２㊁ＩＬ￣１８水平显著升高ꎬ标准抗ＧＶＨＤ治疗后ꎬＩＬ￣２㊁ＩＬ￣１８和ＩＦＮ￣１水平下降[３２]ꎮ此外ꎬ可溶性生长刺激表达基因２蛋白的血清水平㊁ＴＮＦ受体￣１和ＩＬ￣２受体α链(ＣＤ２５)[１０ꎬ４３]以及多种微小ＲＮＡ(ｍｉＲ￣１５５和ｍｉＲ１４６ａ７４)对预测肝移植术后ＧＶＨＤ的发生和转归具有重要价值[４４￣４５]ꎮ５ 治疗肝移植术后ＧＶＨＤ的治疗目标是恢复受者有效的免疫调节[２０]ꎬ治疗措施主要包括:大剂量糖皮质激素联合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ꎬＩＶＩＧ)冲击㊁免疫抑制剂减量或停用㊁应用分子靶向药物㊁预防性抗感染㊁提高受者免疫力及有效的支持治疗等[４６]ꎮ然而ꎬ约有５０％~６０％的受者糖皮质激素治疗无效[４７]ꎬ应用抗ＴＮＦ￣α抗体(如依那西普和英夫利昔单抗)㊁抗胸腺细胞球蛋白(ａｎｔｉ￣ｈｕｍａｎＴ￣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ｇｌｏｂｕｌｉｎꎬＡＴＧ)㊁阿巴西普[４８]㊁ＣＤ４＋ＣＤ２５＋Ｆｏｘｐ３＋Ｔｒｅｇ细胞和人类间充质干细胞等新型治疗方法ꎬ可能通过抑制炎症反应㊁协助清除供者来源Ｔ细胞以及调节受者免疫状态等多种不同机制对难治性肝移植术后ＧＶＨＤ起到一定积极作用ꎮ５.１㊀糖皮质激素联合ＩＶＩＧ冲击糖皮质激素通过抑制炎性介质的释放及其瀑布式效应㊁减少淋巴细胞的生成并抑制其功能ꎬ从而控制全身免疫炎症反应ꎬ减少靶器官的损伤ꎬ对改善受者全身症状有一定疗效ꎬ是治疗肝移植术后ＧＶＨＤ的一线药物ꎮ大剂量ＩＶＩＧ(０.４ｇ/ｋｇ)能够直接增强受者自身被动免疫力ꎬ降低大剂量糖皮质激素治疗带来的感染风险ꎬ还能通过抑制淋巴细胞功能㊁降低网状吞噬细胞活性㊁抑制补体激活和炎症因子释放等途径稳定㊁协助恢复受者免疫状态[２１ꎬ２８]ꎮ不仅如此ꎬＩＶＩＧ对血液系统造血功能的保护及恢复ꎬ在肝移植术后ＧＶＨＤ骨髓抑制的治疗中也起到重要作用ꎮ当疑似或确诊肝移植术后ＧＶＨＤ时ꎬ即刻应用大剂量糖皮质激素联合ＩＶＩＧ冲击ꎬ既可降低体温㊁缓解皮疹及骨髓抑制等症状ꎬ又能抑制强烈的免疫反应ꎬ同时促进机体免疫功能重建ꎬ是较为合理的方案ꎮ５.２㊀减少或停用免疫抑制剂早期研究认为ꎬ增加免疫抑制剂的应用能阻断Ｔ细胞激活ꎬ抑制供者Ｔ细胞活性ꎬ从而达到减轻免疫反应并改善全身症状的治疗效果ꎻ而现在更多研究表明减少或停用免疫抑制剂有助于减轻肝移植术后ＧＶＨＤ的病情并使救治率提高[１]ꎮ其理论依据为ＧＶＨＤ的发生反映受者处于免疫功能过度抑制状态ꎬ应在骨髓抑制出现前果断减少或停用免疫抑制剂ꎬ使受者恢复并提高自身免疫力ꎬ以有效清除供者来源Ｔ细胞ꎬ对抗可能存在的机会性感染ꎮ需要注意的是ꎬ免疫抑制剂减量可能会增加发生排斥反应的风险[４９]ꎮ当肝移植受者ＧＶＨＤ病情得到有效控制时ꎬ应逐渐㊁缓慢增加免疫抑制剂剂量ꎬ同时辅以ＣＤ２５单抗ꎬ可降低移植肝发生排斥反应的风险[５０]ꎮ５.３㊀分子靶向药物肝移植术后ＧＶＨＤ发展过程中Ｔ细胞的激活与克隆性扩增依赖ＩＬ￣２的介导ꎬ抗ＩＬ￣２受体单克隆抗体(如达利珠单抗和巴利昔单抗)可通过与ＩＬ￣２受体α链上的ＣＤ２５抗原特异性结合从而抑制ＩＬ￣２ꎬ进而阻断ＣＤ４＋Ｔ细胞引发的免疫反应[４８]ꎮ既往有肝移植术后ＧＶＨＤ受者使用巴利昔单抗治疗成功的案例ꎬ提示ＩＬ￣２受体拮抗剂可能是有效的治疗药物[５１￣５２]ꎮＴＮＦ￣α是ＧＶＨＤ发展中关键的促炎因子ꎬ具有增强靶组织细胞的抗原呈递㊁促进Ｂ/Ｔ细胞增殖和分化以及刺激炎性介质和细胞因子大量分泌的作用ꎬ因此成为治疗ＧＶＨＤ的靶点[５３]ꎮ抗ＴＮＦ￣α抗体(如依那西普和英夫利昔单抗)在治疗胃肠道受累的糖皮质激素难治性ＧＶＨＤ中疗效较好[５４]ꎮＡＴＧ和阿仑单抗都能通过作用于Ｔ细胞表面抗原和消耗ＣＤ４＋淋巴细胞来达到免疫抑制的目的[４７ꎬ５５]ꎮＡＴＧ已被证明有助于预防ＧＶＨＤꎬ但对受者总体生存率的影响有限[５６]ꎮ阿仑单抗是ＣＤ５２特异性单克隆抗体ꎬ在预防和治疗ＧＶＨＤ方面均有益处[５７]ꎬ但由于免疫抑制更为严重ꎬ因此要进行预防性抗病毒治疗ꎬ尤其是针对ＣＭＶ和ＥＢ病毒ꎮ利妥昔单抗可通过抑制Ｂ细胞生成㊁减弱Ｂ细胞抗原呈递作用及与Ｔ细胞相互作用等ꎬ达到减轻免疫反应的目的ꎮ有研究表明ꎬＧＶＨＤ高危患者应用利妥昔单抗可使ＧＶＨＤ发生率显著降低ꎬ且预后明显改善[５８]ꎮ５.４㊀抗感染和支持治疗肝移植术后并发ＧＶＨＤ的受者应转移至ＩＣＵ或层流病房进行隔离和保护ꎬ早期应预防性加用小剂量广谱抗生素和抗真菌药物ꎬ预防和治疗ＣＭＶ感染尤为重要[５９]ꎮ有研究认为肝移植术后ＧＶＨＤ与ＣＭＶ感染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ꎬ可能与供者淋巴细胞攻击骨髓导致全血细胞减少有关[６０]ꎮ口服或静脉给予万古霉素有助于减少肠道菌群移位和内毒素的吸收ꎬ有研究通过粪菌移植将微生物群直接注入患者肠道内ꎬ发挥保护肠道的作用ꎬ对难治性肝移植术后ＧＶＨＤ受者有一定疗效[６１]ꎮ早期行血浆置换以清除循环中免疫活性细胞和炎性介质可能有利于缓解ＧＶＨＤ病情ꎮ当出现骨髓抑制征象时ꎬ应立即停用骨髓毒性的药物ꎬ同时予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㊁促血小板生成素及成分输血对症支持治疗ꎮ应用质子泵抑制剂抑制胃酸㊁保护胃黏膜ꎻ保证充分的肠内营养对维持和保护消化道功能十分必要ꎬ若患者正常进食受影响ꎬ则辅以部分或完全胃肠外营养支持ꎮ此外ꎬ应对出现的其他并发症采取及时㊁积极的对症支持治疗ꎮ６ 小结ＧＶＨＤ是肝移植术后罕见且预后极差的并发症ꎮ随着肝移植术的广泛开展ꎬＧＶＨＤ的有效预防㊁早期诊断和及时治疗对受者的预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ꎮ应鼓励所有移植中心分享病例及经验ꎬ有助于推动对ＧＶＨＤ的病理生理机制的探索与研究ꎬ由此提出新型㊁特异性的治疗手段ꎬ将为改善肝移植术后ＧＶＨＤ受者的预后带来新希望ꎮ参㊀考㊀文㊀献１㊀ＳｍｉｔｈＤＭꎬＡｇｕｒａＥꎬＮｅｔｔｏＧꎬｅｔａｌ.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ꎬ２００３ꎬ７５(１):１１８￣１２６.２㊀ＥｌｓｉｅｓｙＨꎬＩｂｒａｈｉｍＡꎬＳｅｌｉｍＫꎬｅｔａｌ.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ｆｔｅｒ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ｓｉｎｇｌｅ￣ｃｅｎｔｅｒｃａｓｅｓｅｒｉｅｓ[Ｊ].Ａｎｎ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ꎬ２０１５ꎬ２０:３９７￣４０１.３㊀ＭｕｒａｌｉＡＲꎬＣｈａｎｄｒａＳꎬＳｔｅｗａｒｔＺꎬｅｔａｌ.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ｆｔｅｒ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ｄｕｌｔｓ:Ａｃａｓｅｓｅｒｉｅｓꎬ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ａｎｄａ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ꎬ２０１６ꎬ１００(１２):２６６１￣２６７０.４㊀ＫａｎｇＷＨꎬＨｗａｎｇＳꎬＳｏｎｇＧＷꎬｅｔａｌ.Ａｃｕｔｅｇｒａｆｔ￣ｖ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ｆｔｅｒ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ｔａｈｉｇｈ￣ｖｏｌｕｍｅ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Ｋｏｒｅａ[Ｊ].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Ｐｒｏｃꎬ２０１６ꎬ４８(１０):３３６８￣３３７２.５㊀ＭｏｒｏｓｏＶꎬＭｅｔｓｅｌａａｒＨＪꎬＭａｎｃｈａｍＳꎬｅｔａｌ.Ｌｉｖｅｒｇｒａｆｔ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ａｕｎｉｑｕｅｓｕｂｓｅｔ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ｋｉｌｌｅｒｃｅｌｌｓｔｈａｔａｒ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ａｆｔｅｒ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ꎬ２０１０ꎬ１６(７):８９５￣９０８.６㊀ＹｕＥꎬＵｅｔａＨꎬＫｉｍｕｒａＨꎬｅｔａｌ.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ｈｉｇｈ￣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ｒａｔ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ａ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Ｊ].ＡｍＪ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ꎬ２０１７ꎬ１７(４):９７９￣９９１.７㊀ＴａｙｌｏｒＡＬꎬＧｉｂｂｓＰꎬＳｕｄｈｉｎｄｒａｎＳꎬｅｔ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ｄｏｎｏｒ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ｍａｃｒｏｃｈｉｍｅｒｉｓｍｔｏａｉｄ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ｆｔｅｒ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ꎬ２００４ꎬ７７(３):４４１￣４４６.８㊀ＯｎｏＲꎬＷａｔａｎａｂｅＴꎬＫａｗａｋａｍｉＥꎬｅｔａｌ.Ｃｏ￣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ｓａｎｄＴｃｅｌｌ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ｏｃｈｒｏｎｉｃＧＶＨＤｉｎｈｕｍａｎＩＬ￣６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ｉｃｈｕｍａｎｉｓｅｄｍｏｕｓｅｍｏｄｅｌ[Ｊ].Ｅ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２０１９. [Ｅｐｕｂａｈｅａｄｏｆｐｒｉｎｔ]９㊀ＢｌａｚａｒＢＲꎬＭｕｒｐｈｙＷＪꎬＡｂｅｄｉＭ.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ＮａｔＲｅｖＩｍｍｕｎｏｌꎬ２０１２ꎬ１２(６):４４３￣４５８.１０ＮａｓｓｅｒｅｄｄｉｎｅＳꎬＲａｆｅｉＨꎬＥｌｂａｈｅｓｈＥꎬｅｔａｌ.Ａｃｕｔｅ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ｒｅｖｉｅｗ[Ｊ].Ａｎｔｉ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ｓꎬ２０１７ꎬ３７(４):１５４７￣１５５５.１１ＲｉｅｓｎｅｒＫꎬＳｈｉＹꎬＪａｃｏｂｉＡꎬｅｔａｌ.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ｕｔｅ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ｂｙ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Ｊ].Ｂｌｏｏｄꎬ２０１７ꎬ１２９(１４):２０２１￣２０３２.１２ＳｃｈｗａｂＬꎬＧｏｒｏｎｃｙＬꎬＰａｌａｎｉｙａｎｄｉＳꎬｅｔａｌ.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ｇｒａｎｕｌｏｃｙｔｅｓｒｅｃｒｕｉｔｅｄｕｐｏｎｔｒａｎ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ｅｎｈａｎｃｅ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ｖｉａｔｉｓｓｕｅｄａｍａｇｅ[Ｊ].ＮａｔＭｅｄꎬ２０１４ꎬ２０(６):６４８￣６５４.１３ＫｌäｍｂｔＶꎬＷｏｈｌｆｅｉｌＳＡꎬＳｃｈｗａｂＬꎬｅｔａｌ.Ａｎｏｖｅ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２Ｙ２ｉｎｍｙｅｌｏｉｄ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ｄｅｒｉｖｅｄｃｅｌｌｓｄｕｒｉｎｇ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ＪＩｍｍｕｎｏｌꎬ２０１５ꎬ１９５(１２):５７９５￣５８０４.１４ＳｏｃｉéＧꎬＭａｒｙＪＹꎬＬｅｍａｎｎＭꎬｅｔａｌ.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ｏｆａｐｏｐｔｏｔｉｃｃｅｌｌｓａｎｄ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ｎｇ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ｓｉｎ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ｔｒａｃｔｉｎｈｕｍａｎｓ:ＴＮＦａｎｄＦａ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Ｂｌｏｏｄꎬ２００４ꎬ１０３(１):５０￣５７.１５ＭａｒｔｉｎＰＪ.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ｓｉｎａｃｕｔｅＧＶＨＤ[Ｊ].Ｂｌｏｏｄꎬ２０１８ꎬ１３１(１６):１７７４￣１７７５.１６ＨüｌｓｄüｎｋｅｒＪꎬＯｔｔｍüｌｌｅｒＫＪꎬＮｅｅｆｆＨＰꎬｅｔａｌ.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ｌｅｕｍａｎｄｍｅｓｅｎｔｅｒｉｃ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ｓａｔ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ｏｎｓｅｔ[Ｊ].Ｂｌｏｏｄꎬ２０１８ꎬ１３１(１６):１８５８￣１８６９.１７ＳｔｉｃｋｅｌＮꎬＨａｎｋｅＫꎬＭａｒｓｃｈｎｅｒＤꎬｅ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１４６ａｒｅｄｕｃｅｓＭＨＣ￣Ⅱ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ｖｉａ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ＪＡＫ/ＳＴＡＴ￣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ｉｎｄｅｎｄｒｉｔｉｃｃｅｌｌｓａｆｔｅｒ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Ｌｅｕｋｅｍｉａꎬ２０１７ꎬ３１(１２):２７３２￣２７４１.１８ＣｈｅｎＸꎬＶｏｄａｎｏｖｉｃ￣ＪａｎｋｏｖｉｃＳꎬＪｏｈｎｓｏｎＢꎬｅｔａｌ.Ａｂｓｅｎｃｅｏ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Ｔ￣ｃｅｌ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ＴＨ１ａｎｄＴＨ１７ｃｅｌｌｓｉ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ａｕｔｏｉｍｍｕｎｅ￣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ｉ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Ｂｌｏｏｄꎬ２００７ꎬ１１０(１０):３８０４￣３８１３.１９ＢｅｒｅｓＡＪꎬＤｒｏｂｙｓｋｉＷＲ.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Ｔｃｅｌｌｓｉｎｔｈｅｂ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ＦｒｏｎｔＩｍｍｕｎｏｌꎬ２０１３ꎬ４:１６３.２０ＲｏｂｂＲＪꎬＬｉｎｅｂｕｒｇＫＥꎬＫｕｎｓＲＤꎬｅｔ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ｌｙ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ＣＤ８＋ＦｏｘＰ３＋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Ｔｃｅｌｌｓａｆｔｅｒ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ｌｌｏｇｅｎｅｉｃｂｏｎｅｍａｒｒｏｗ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Ｂｌｏｏｄꎬ２０１５ꎬ１１９(２４):５８９８￣５９０８.２１ＣｈａｎＥＹꎬＬａｒｓｏｎＡＭꎬＧｅｒｎｓｈｅｉｍｅｒＴＢꎬｅｔａｌ.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ａｎｄｄｏｎｏｒ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ｇｒａｆｔ￣ｖ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ꎬ２０１０ꎬ１３(４):５１６￣５２２.２２ＵｃｈｉｙａｍａＨꎬＫａｙａｓｈｉｍａＨꎬＭａｔｏｎｏＲꎬｅｔａｌ.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ｏｆＨＬＡ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ｌｉｖｉｎｇｄｏｎｏｒ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ｏｕｂｌｅ￣ｅｄｇｅｄｓｗｏｒ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ｏｕｔｃｏｍｅ[Ｊ].Ｃｌｉｎ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ꎬ２０１２ꎬ２６(５):Ｅ５２２￣Ｅ５２９.２３ＫａｍｅｉＨꎬＯｉｋｅＦꎬＦｕｊｉｍｏｔｏＹꎬｅｔａｌ.Ｆａｔａｌ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ｆｔｅｒｌｉｖｉｎｇｄｏｎｏｒ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ｄｏｎｏｒ￣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ｏｎｅ￣ｗａｙＨＬＡ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Ｊ].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ꎬ２００６ꎬ１２(１):１４０￣１４５.２４ＳｏｅｊｉｍａＹꎬＳｈｉｍａｄａＭꎬＳｕｅｈｉｒｏＴꎬｅｔａｌ.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ｌｉｖｉｎｇｄｏｎｏｒ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ꎬ２００４ꎬ１０(３):４６０￣４６４.２５ＳｈｉｍａｔａＫꎬＳａｋａｍｏｔｏＲꎬＡｎａｎＴꎬｅｔａｌ.Ｆａｔａｌ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ｆｔｅｒｌｉｖｉｎｇ￣ｄｏｎｏｒ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ａｎＨＬＡ￣ＤＲ￣ｍｉｓｍａｔｃｈｅｄｄｏｎｏｒ[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ꎬ２０１７ꎬ２１(Ｓｕｐｐｌ１):ｅ１３０３９.２６ＥｌｆｅｋｉＭＡꎬＰｕｎｇｐａｐｏｎｇＳꎬＧｅｎｃｏＰＶꎬｅｔａｌ.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ｆｔｅｒｏｒｔｈｏｔｏｐｉｃ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Ｊ].Ｃｌｉｎ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ꎬ２０１６ꎬ２９(１２):１０６３￣１０６６.２７ＡｋｂｕｌｕｔＳꎬＹｉｌｍａｚＭꎬＹｉｌｍａｚＳ.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ｆｔｅｒ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ｖｉｅｗ[Ｊ].ＷｏｒｌｄＪ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ꎬ２０１２ꎬ１８(３７):５２４０￣５２４８.２８ＹｕｋｓｅｋｋａｙａＨＡꎬＡｒｉｋａｎＣꎬＴｕｍｇｏｒＧꎬｅｔａｌ.Ｌａｔｅ￣ｏｎｓｅｔ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ｆｔｅｒ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ｌｉｖ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ｅｄ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Ｌａｎｇｅｒｈａｎｓｃｅｌｌｈｉｓｔｉｏｃｙｔｏｓｉｓ[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ꎬ２０１１ꎬ１５(６):Ｅ１０５￣Ｅ１０９.２９ＫｏｈｌｅｒＳꎬＰａｓｃｈｅｒＡꎬＪｕｎｇｅＧꎬｅｔａｌ.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ｆｔｅｒ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ｓｉｎｇｌ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Ｊ].ＴｒａｎｓｐｌＩｎｔꎬ２００８ꎬ２１(５):４４１￣４５１.３０ＭｅｅｎａｋｓｈｉＳꎬＣｈａｗｌａＹＫꎬＡｒｏｒａＳＫ.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Ｊ].ＷｏｒｌｄＪＨｅｐａｔｏｌꎬ２０１５ꎬ７(１７):２０８０￣２０９０.３１ＸｉｅＳꎬＴａｎｇＬＧꎬＣａｉＸꎬｅｔａｌ.Ｍｉｇｈｔ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ｒｉｍａｒｙ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ｂｅｎｅｆｉｔｆｒｏｍＧＶ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ＧＶＨＤ?[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ｅｒｍａｎＪＣｌｉｎＯｎｃｏｌꎬ２０１４ꎬ１３(１１):５３５￣５３８.３２ＭｅｎｇＸＱꎬＣｈｅｎＸＨꎬＳａｈｅｂａｌｌｙＺꎬｅｔａｌ.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ａｒｅｅａｒｌ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ｏｆ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ｌｉｖｅｒ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ｓ[Ｊ].Ｈｅｐａｔｏｂｉｌｉａｒｙ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ＤｉｓＩｎｔꎬ２０１７ꎬ１６(１):４５￣５１.３３ＫｉｍＧＹꎬＳｃｈｍｅｌｋｉｎＬＡꎬＤａｖｉｓＭＤＰꎬｅｔａｌ.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ｏｌｉｄｏｒｇａｎ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Ｊ].ＪＡｍＡｃａｄＤｅｒｍａｔｏｌꎬ２０１７ꎬ７８(６):１０９７￣１１０１.３４Ｓｔｒｏｎｇ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ＫꎬＯｌｉｖｅｉｒａ￣ＲｉｂｅｉｒｏＣꎬｄｅＡｂｒｅｕＦｉｕｚａＧｏｍｅｓＳꎬｅｔａｌ.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Ｊ].ＡｍＪＣｌｉｎＤｅｒｍａｔｏｌꎬ２０１８ꎬ１９(１):３３￣５０.３５ＴａｙｌｏｒＡＬꎬＧｉｂｂｓＰꎬＢｒａｄｌｅｙＪＡ.Ａｃｕｔｅ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ｅｎｅｍｙｗｉｔｈｉｎ[Ｊ].ＡｍＪ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ꎬ２０１５ꎬ４(４):４６６￣４７４.３６ＫｎｏｘＫＳꎬＢｅｈｎｉａＭꎬＳｍｉｔｈＬＲꎬｅｔａｌ.Ａｃｕｔｅ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ｌｕｎｇａｆｔｅｒ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ꎬ２００２ꎬ８(１０):９６８￣９７１.３７ＰａｄｏｖａｎＣＳꎬＧｅｒｂｉｔｚＡꎬＳｏｓｔａｋＰꎬｅｔａｌ.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ｆｔｅｒｍｕｒｉｎｅｂｏｎｅｍａｒｒｏｗ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０１ꎬ５６(８):１１０６￣１１０８.３８ＴｒｉｕｌｚｉＤＪꎬＮａｌｅｓｎｉｋＭＡ.ＭｉｃｒｏｃｈｉｍｅｒｉｓｍꎬＧＶＨＤꎬａｎｄ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ｉｎｓｏｌｉｄｏｒｇａｎ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ꎬ２０１０ꎬ４１(３):４１９￣４２６.３９ＭｅｖｅｓＡꎬｅｌ￣ＡｚｈａｒｙＲＡꎬＴａｌｗａｌｋａｒＪＡꎬｅｔａｌ.Ａｃｕｔｅ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ｆｔｅｒ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ｂｙ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ｉｎｓｉｔｕｈｙｂｒ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ｇｏｆｓｋｉｎｂｉｏｐｓｙ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Ｊ].ＪＡｍＡｃａｄＤｅｒｍａｔｏｌꎬ２００６ꎬ５５(４):６４２￣６４６.４０ＲｏｇｕｌｊＩＭꎬＤｅｅｇＪꎬＬｅｅＳＪ.Ａｃｕｔｅ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ｆｔｅｒｏｒｔｈｏｔｏｐｉｃ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ＪＨｅｍａｔｏｌＯｎｃｏｌꎬ２０１２ꎬ５(１):５０￣５０.４１ＧｒｕｂｉｃＺꎬＳｔｉｎｇｌＫꎬＣｅｃｕｋＪｅｌｉｃｉｃＥꎬｅｔａｌ.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ＤＮＡ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ｉｎ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ｃｈｉｍｅｒｉｓｍａｆｔｅｒａｌｌｏｇｅｎｅｉｃｂｏｎｅｍａｒｒｏｗ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Ｃｌｉｎ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ꎬ２０１０ꎬ１９(５):５８６￣５９０.４２ＦｅｒｒａｒａＪＬꎬＬｅｖｉｎｅＪＥꎬＲｅｄｄｙＰꎬｅｔａｌ.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Ｌａｎｃｅｔꎬ２００９ꎬ３７３(９６７４):１５５０￣１５６１.４３ＶａｎｄｅｒＬｕｇｔＭＴꎬＢｒａｕｎＴＭꎬＨａｎａｓｈＳꎬｅｔａｌ.ＳＴ２ａｓａｍａｒｋｅｒｆｏｒｒｉｓｋｏｆｔｈｅｒａｐｙ￣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ｄｅａｔｈ[Ｊ].ＮＥｎｇｌＪＭｅｄꎬ２０１３ꎬ３６９(６):５２９￣５３９.４４ＨａｒｔｗｅｌｌＭＪꎬÖｚｂｅｋＵꎬＨｏｌｌｅｒＥꎬｅｔａｌ.Ａｎｅａｒｌｙ￣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ｐｒｅｄｉｃｔｓｌｅｔｈａｌ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Ｊ].ＪｃｉＩｎｓｉｇｈｔꎬ２０１７ꎬ２(３):ｅ８９７９８.４５ＺｉｔｚｅｒＮＣꎬＧａｒｚｏｎＲꎬＲａｎｇａｎａｔｈａｎＰ.Ｔｏｌｌ￣ｌｉｋ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ｙ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ｓｉｎａｃｕｔｅｇｒａｆｔ￣ｖ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ＦｒｏｎｔＩｍｍｕｎｏｌꎬ２０１８ꎬ９:２５６１４６ＰｅｒｒｉＲꎬＡｓｓｉＭꎬＴａｌｗａｌｋａｒＪꎬｅｔａｌ.Ｇｒａｆｔｖ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ｆｔｅｒ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ｅｗ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ｓｎｅｅｄｅｄ[Ｊ].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ꎬ２０１０ꎬ１３(８):１０９２￣１０９９.４７ＡｌｉＲꎬＲａｍｄｉａｌＪꎬＡｌｇａｚｅＳꎬ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ａｎｔｉ￣ｔｈｙｍｏｃｙｔｅ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ｏｒａｌｅｍｔｕｚｕｍａｂ￣ｂａｓｅｄｓｅｒ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ｘｉ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ꎬ２０１７ꎬ５(４):Ｅ６７.４８ＥｌｆｅｋｉＭＡꎬＧｅｎｃｏＰＶꎬＰｕｎｇｐａｐｏｎｇＳꎬｅｔａｌ.Ａｂａｔａｃｅｐｔｕｓｅｉｎ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ｆｔｅｒｏｒｔｈｏｔｏｐｉｃ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ｃａｓｅｒｅｐｏｒｔ[Ｊ].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Ｐｒｏｃꎬ２０１４ꎬ４６(７):２４２２￣２４２５.４９ＬｅｈｎｅｒＦꎬＢｅｃｋｅｒＴꎬＳｙｂｒｅｃｈｔＬꎬｅｔａｌ.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ｏｆａｃｕｔｅ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ａｌｉｖｅｒａｌｌｏｇｒａｆｔ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ｂｙ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ｏｆｉｍｍｕｎｏ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ꎬ２００２ꎬ７３(２):３０７￣３１０.５０ＹａｓｈａｒＳꎬＷｕＳＳꎬＢｉｎｄｅｒＳＷꎬｅｔａｌ.Ａｃｕｔｅ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ｆｔｅｒ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ｏｌｉｄｏｒｇａｎ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Ｊ].ＪＤｒｕｇｓＤｅｒｍａｔｏꎬ２００８ꎬ７(５):４６７￣４６９.５１ＳｕｄｈｉｎｄｒａｎＳꎬＴａｙｌｏｒＡꎬＤｅｌｒｉｖｉｅｒｅＬꎬｅｔ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ｆｔｅｒ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ｂａｓｉｌｉｘｉｍａｂ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ｂｏｗｅ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Ｊ].ＡｍＪ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ꎬ２００３ꎬ３(８):１０２４￣１０２９.５２ＲａｉＶꎬＤｉｅｔｚＮＥꎬＡｇｒａｗａｌＤＫ.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ｆｔｅｒ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Ｊ].ＥｘｐｅｒｔＲｅｖＣｌｉｎＩｍｍｕｎｏｌꎬ２０１６ꎬ１２(５):５８３￣５９３.５３ＬｅｖｉｎｅＪ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ＮＦ￣αｉｎ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ＧＶＨＤ[Ｊ].ＩｎｔＪＨｅｍａｔｏｌꎬ２０１１ꎬ９３(５):５７１￣５７７.５４ＹａｎｇＪꎬＣｈｅｕｋＤＫꎬＨａＳＹꎬ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ｉｘｉｍａｂｆｏｒｓｔｅｒｏｉｄｒｅｆｒａｃｔｏｒｙｏ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ａｃｕｔｅ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ｆｔｅｒａｌｌｏｇｅｎｅｉｃｈｅｍａｔｏｐｏｉｅｔｉｃ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ꎬ２０１２ꎬ１６(７):７７１￣７７８.５５ＢｙｒｎｅＪＬꎬＳｔａｉｎｅｒＣꎬＣｕｌｌＧꎬ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ｓｅｒ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ｒｅｇｉｍｅｎｕｓ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ｒｒｏｗｃｅｌｌｄｏｓｅ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ｏｎｒｅｊｅｃｔｉｏｎꎬ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ｏｕｔｃｏｍ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ｕ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ｄｏｎｏｒｂｏｎｅｍａｒｒｏｗ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ｌｅｕｋａｅｍｉａ[Ｊ].ＢｏｎｅＭａｒｒｏｗ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ꎬ２０００ꎬ２５(４):４１１￣４１７.５６ＫｕｍａｒＡꎬＲｅｌｊｉｃＴꎬＨａｍａｄａｎｉＭꎬｅｔａｌ.Ａｎｔｉｔｈｙｍｏｃｙｔｅ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ｆｏｒ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ｘｉｓ:ａｎｕｐｄａｔ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ＢｏｎｅＭａｒｒｏｗ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ꎬ２０１８.[Ｅｐｕｂａｈｅａｄｏｆｐｒｉｎｔ]５７ｖａｎｄｅｒＺｗａｎＭꎬＢａａｎＣＣꎬｖａｎＧｅｌｄｅｒＴꎬｅｔ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ａｌｅｍｔｕｚｕｍａｂａｎｄｉｔｓｕｓｅｉｎｋｉｄｎｅｙ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Ｃｌｉｎ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ｋｉｎｅｔꎬ２０１８ꎬ５７(２):１９１￣２０７.５８ＳｏｌｏｍｏｎＳＲꎬＳｉｚｅｍｏｒｅＣＡꎬＲｉｄｇｅｗａｙＭꎬｅｔａｌ.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ｒｉｔｕｘｉｍａｂ￣ｂａｓｅｄｆｉｒｓｔｌｉｎ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ＧＶＨＤ[Ｊ].ＢｏｎｅＭａｒｒｏｗ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ꎬ２０１８.[Ｅｐｕｂａｈｅａｄｏｆｐｒｉｎｔ]５９ＨｅａｔｏｎＮＤꎬＲｅｅｃｅＡＳꎬＴａｎＫＣ.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ＪＲＳｏｃＭｅｄꎬ１９９２ꎬ８５(６):３１３￣３１４.６０ＮｅｍｏｔｏＴꎬＫｕｂｏｔａＫꎬＫｉｔａＪꎬｅｔａｌ.Ｕｎｕｓｕａｌｏｎｓｅｔ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ｆｔｅｒａｄｕｌｔｌｉｖ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ｅｄ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ａｈｏｍｏｚｙｇｏｕｓｄｏｎｏｒ[Ｊ].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ꎬ２００３ꎬ７５(５):７３３￣７３６.６１ＫａｋｉｈａｎａＫꎬＦｕｊｉｏｋａＹꎬＳｕｄａＷꎬｅｔａｌ.Ｆｅｃ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ｔｅｒｏｉｄ￣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ａｃｕｔｅｇｒａｆｔ￣ｖｅｒｓｕｓ￣ｈｏ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ｇｕｔ[Ｊ].Ｂｌｏｏｄꎬ２０１６ꎬ１２８(１６):２０８３￣２０８８.(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２￣３０)(本文编辑:杨扬)㊀㊀朱晓璐ꎬ郑树森.肝移植术后移植物抗宿主病的诊治进展[Ｊ/ＣＤ].中华移植杂志:电子版ꎬ２０１９ꎬ１３(１):７５￣８０.。
肝脏移植术后的病理学变化与监测指标
肝脏移植术后的病理学变化与监测指标引言肝脏移植是一种常见的治疗肝脏疾病的手术方法，该手术通常用于治疗严重肝病、肝癌等疾病。
肝脏移植手术后，病理学变化与监测指标是评估移植效果和患者康复的重要因素。
本文将探讨肝脏移植术后的病理学变化和常用的监测指标。
1. 病理学变化1.1 移植后急性排斥反应肝脏移植手术后，患者可能会出现急性排斥反应。
这是由于患者的免疫系统将新移植的肝脏识别为异物，启动免疫反应导致的。
急性排斥反应常表现为肝组织炎症和坏死，伴有中性粒细胞浸润和淋巴细胞浸润。
病理学检查中，可以观察到肝细胞受损、胆汁回流受阻等特征。
1.2 移植后慢性排斥反应除了急性排斥反应，肝脏移植术后还可能出现慢性排斥反应。
慢性排斥反应是指在移植后一段时间内（通常为数月至数年），患者的免疫系统仍然对移植的肝脏产生免疫反应。
慢性排斥反应会导致肝脏组织逐渐受损，出现纤维化和血管病变等病理学变化。
1.3 术后感染肝脏移植手术后，由于患者免疫系统削弱，容易导致感染的发生。
常见的感染包括细菌感染、真菌感染等。
病理学检查中，可以观察到感染灶、炎症细胞浸润等特征。
2. 监测指标2.1 肝功能指标肝脏移植术后，监测肝功能是非常重要的。
常用的肝功能指标包括肝酶谱（ALT、AST、ALP）、总胆红素、白蛋白等。
这些指标可以反映肝细胞的损伤和肝功能的恢复情况。
2.2 免疫监测指标移植后的患者需要服用免疫抑制剂来抑制排斥反应，因此免疫监测指标也是很重要的。
常用的免疫监测指标包括抗体浓度、淋巴细胞亚群等。
这些指标可以帮助医生调整免疫抑制剂的剂量，以达到最佳的移植效果。
2.3 病理学检查病理学检查是评估移植效果和监测移植后病理学变化的重要手段。
通过取得肝组织活检样本并进行病理学检查，可以观察到移植后的病理学变化，包括急性排斥反应、慢性排斥反应、感染等情况。
病理学检查还可以帮助医生判断是否需要调整免疫抑制剂的剂量和治疗方案。
结论肝脏移植术后的病理学变化与监测指标对于评估移植效果、指导治疗和预测患者康复至关重要。
肝脏移植术后免疫抑制剂的个体化应用研究
肝脏移植术后免疫抑制剂的个体化应用研究肝脏移植是一种有效的治疗肝脏疾病的手段。
但是由于移植后的免疫排斥反应，患者需要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
然而，不同患者的免疫系统和药物代谢能力存在差异，因此对于不同的患者需要个体化地调整免疫抑制剂的用药方案。
一、个体差异与免疫抑制剂用药在肝脏移植术后，患者需要服用免疫抑制剂来抑制免疫系统的功能，避免移植肝脏被排斥。
然而，不同患者的免疫系统的反应存在差异，因此对于同样剂量的免疫抑制剂，不同患者的免疫系统会出现不同的反应。
同时，患者的药物代谢能力也存在差异，这是由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决定的。
对于同一免疫抑制剂，个体之间的药物代谢能力的差异可能会导致剂量的差异，从而影响免疫抑制剂的疗效和安全性。
二、免疫抑制剂的个体化应用为了克服个体差异在免疫抑制剂应用中所带来的问题，研究者开始探索免疫抑制剂的个体化应用。
个体化应用是指针对每个独立的患者，根据其个体特征、药物代谢能力等因素，量身定制合适的免疫抑制剂用药方案。
目前，细胞因子基因多态性和酶基因多态性是个体化应用中的重要基础。
细胞因子是调节免疫系统应答的重要分子，在患者移植后的免疫反应中起重要作用。
与肝移植免疫抑制有关的细胞因子包括IL-10，IL-12，IFN-γ，IL-4，IL-6等。
酶基因多态性与药物代谢能力有关。
如CYP3A酶代谢途径是肝脏内代谢免疫抑制剂的主要通路之一，CYP3A基因存在多态性与其基因型密切相关。
针对CYP3A4*18基因型携带者的个体化应用研究表明，使用西立异呋酸口服液治疗肝移植患者，需要剂量增大，才能达到与常规治疗相同的药物浓度。
通过对细胞因子基因多态性和酶基因多态性的检测，可以为患者个体化地定制免疫抑制剂用药方案，从而达到更好的疗效和更少的副作用。
三、患者安全性的考虑个体化应用虽然有很多优点，但是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首先，检测费用较高，需要有相应的条件和资金支持。
其次，个体差异不仅取决于遗传因素，还受到环境、生活习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器官移植领域的免疫排斥反应分子机理演变
器官移植领域的免疫排斥反应分子机理演变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器官移植手术在医学领域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然而，器官移植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免疫排斥反应。
在进行器官移植手术时，患者的免疫系统会将移植的器官视为“外来物体”，并试图摧毁它。
本文将探讨器官移植领域的免疫排斥反应分子机理的演变。
免疫排斥反应是由体内免疫系统对移植器官的反应引起的。
当一个新的器官被移植到患者的身体中时，免疫系统的白细胞（特别是淋巴细胞）会被激活，试图摧毁这个“外来物体”。
这个过程被称为免疫排斥反应。
早期的研究表明，免疫排斥反应是由多个分子参与的复杂过程。
特别是，MHC (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分子在免疫排斥反应中起着关键作用。
MHC分子的主要功能是在细胞表面呈现抗原，以供免疫细胞识别。
移植器官上的MHC分子与宿主免疫系统中的淋巴细胞相互作用，引发免疫系统的攻击。
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对免疫排斥反应分子机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近年来，许多研究重点集中在T细胞共刺激信号和免疫调节细胞上。
T细胞是免疫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可以通过识别和攻击“外来物体”来保护机体免受感染。
然而，在器官移植中，T细胞是免疫排斥反应的主要媒介。
最新的研究发现，T细胞共刺激信号在免疫排斥反应中起着关键作用。
共刺激信号是指T细胞激活所需的第二信号，它可以增强或抑制T细胞的免疫应答。
过去，科学家们主要关注的是共刺激信号的增强作用。
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共刺激信号的抑制作用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因此，在器官移植中，通过抑制共刺激信号，可以减轻或阻止免疫排斥反应的发生。
除了T细胞共刺激信号，免疫调节细胞也被认为对器官移植中的免疫排斥反应具有重要作用。
免疫调节细胞包括调节性T细胞（Tregs）和树突状细胞（DCs）。
Tregs通过抑制免疫系统的活性来减轻免疫排斥反应。
树突状细胞则起到引发和调节免疫系统应答的作用。
然而，虽然我们对免疫排斥反应的分子机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但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仍然具有挑战性。
肝脏移植术后排斥反应的护理分析
肝脏移植术后排斥反应的护理分析(总6页)--本页仅作为文档封面，使用时请直接删除即可----内页可以根据需求调整合适字体及大小--肝脏移植术后排斥反应的护理分析【摘要】目的本文主要分析肝脏移植术后排斥反应中的护理措施；方法选取在我院进行治疗的患者100例在进行肝脏移植手术，之后从产生排斥反应的时间、病例生理上的机制、临床表现以及护理前后存在的差别等方面来进行分析；结果肝脏移植手术之后的排斥反应并不是非常的严重并且通过科学的护理能够将排斥反应降到最低；结论科学的护理对于降低排斥反应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排斥反应降低对提高肝脏移植手术成功率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关键字】肝脏移植手术；术后排斥反应；护理对策【中图分类号】R4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8801（2015）06-0148-02作为肝脏移植手术之后常见的并发症，术后排斥反应对于移植肝脏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因此，在进行肝脏移植术后护理中，如何进行科学的观察来进行术后排斥反应的尽早发现成为了目前护理人员的工作重点、难点。
护理人员需要明确自身所肩负的责任和义务，不断的提高护理工作效率。
一、材料与方法1、一般资料选取在本医院进行治疗的患者100例，进行肝脏移植手术，其中有女性35例，男性65例，年龄在18――60之间，平均年龄在48左右，其年龄、性别等差异不具有统计学含义。
在让患者及其家属充分了解该项手术存在的风险并且签署了手术同意意向书之后进行常规性的手术。
2、方法其主要从排斥反应发生的时间、病例生理的机制、临床表现以及处理及预后方面的不同来进行分析，其差异具有统计学含义。
从肝脏移植术后排斥反应的程度差别来看，其主要分为超急性排斥反应、急性排斥反应以及慢性的排斥反应。
其中超急性的排斥反应主要发生在异种的肝脏移植中，发生时间为移植后的一周之内，其主要表现为移植的肝脏之后出现血流停止的现象，实际的功能丧失，该类型的发生次数相对较少，一旦出现则预示着手术失败；急性排斥反应则是肝脏移植中发生最多的一种，一般发生在移植手术之后的5天到15天，当移植肝脏的功能在逐渐的恢复过程中，患者出现精神不济、烦躁乏力并且存在着发热的现象，检查结果上血清胆红素以及碱性磷酸酶升高的现象，并且凝血酶的实践出现延长的现象；慢性排斥反应则是在手术一个月甚至是更长的时间之后发生，患者出现容易疲劳以及胆红素上升的现象，但是其发生的次数非常少。
组织器官移植的免疫排斥机制研究
组织器官移植的免疫排斥机制研究在现代医学领域中，组织器官移植是一种常见且有效的治疗方法。
它通过将健康器官从一个人体移植到另一个人体内，以取代功能障碍的器官，为患者恢复健康提供了新希望。
然而，随着移植手术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免疫排斥机制成为影响移植成功率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器官移植过程中，免疫系统的反应是不可忽视的。
正常情况下，免疫系统会依靠识别和消灭入侵的病原体来保护人体免受疾病的侵害。
然而，器官移植中，移植物被免疫系统误认为是外来入侵物，从而引发免疫排斥反应。
免疫排斥分为急性和慢性两种类型。
急性排斥通常在器官移植后的几天或几周内发生，主要是由于移植物中的抗原刺激免疫系统产生反应。
急性排斥反应包括细胞介导的排斥和体液介导的排斥两种类型。
细胞介导排斥是指由T细胞介导的移植过程，通过释放细胞毒素或吞噬移植物来破坏它。
而体液介导排斥是指由B细胞介导的移植过程，B 细胞会产生抗体，通过与移植物结合来破坏它。
由于急性排斥反应迅速而严重，对移植器官造成的损害很大，因此需要密切监测和及时干预。
与急性排斥相比，慢性排斥发生得相对缓慢且比较隐匿。
它通常在器官移植后的数月或数年内出现，对移植物造成的伤害持续积累。
慢性排斥反应主要由细胞和体液的免疫反应参与，但主要的机制是由慢性炎症和纤维化引起的。
慢性排斥反应的主要特点是组织损伤、淋巴细胞浸润、胶原沉积和纤维化。
为了降低免疫排斥反应，移植手术常常需要使用免疫抑制剂。
这些抑制剂通过抑制免疫系统的反应来减少排斥反应的风险。
然而，由于免疫抑制剂的使用可能导致病毒感染、恶性肿瘤和其他负面效应，研究人员一直在探索新的治疗方法。
近年来，研究人员在免疫排斥机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一项重要的研究发现，免疫系统对于识别移植器官的特异性非常重要。
如果移植器官和宿主存在匹配的抗原，免疫系统会视其为“自己”而不会引发排斥反应。
通过研究这些抗原的匹配程度，研究人员可以更好地预测排斥反应的风险。
生物体内排异反应的免疫学机制研究
生物体内排异反应的免疫学机制研究免疫系统是人体内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它能够识别和攻击外来入侵的病原体，从而保持人体的稳定状态。
不过，这种机制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从而导致了免疫系统攻击自身组织的现象，即所谓的自身免疫病。
而在移植手术中，这种现象表现为移植物受到宿主免疫系统攻击，即排异反应。
排异反应是移植术后常见的并发症，它是由于移植物与宿主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组织类型和遗传信息，从而导致免疫系统攻击移植物的过程。
不同的移植物具有不同的免疫学机制，其中包括移植组织的来源、移植体积等因素，而主要表现为细胞介导的排斥反应和体液介导的排斥反应。
细胞介导的排斥反应是最主要的排异反应机制之一，它主要介导T淋巴细胞的作用。
移植物中的细胞表面有一些抗原，当免疫系统识别到这些抗原时，会释放大量的T淋巴细胞。
这些T淋巴细胞会识别并攻击移植物中的细胞，导致移植物的死亡和排斥。
这种反应的机制比较复杂，其中包括了T淋巴细胞的识别、增殖和激活等过程，其中关键的细胞因子包括了IL-2、IFN-γ和TNF-α等。
而体液介导的排异反应则是另一种主要的排异反应机制，它主要涉及到B淋巴细胞和抗体的作用。
移植物中的抗原会被宿主免疫系统中的B淋巴细胞识别，并产生特异性抗体。
这些抗体会与移植物中的组织进行反应，导致过敏反应和组织损伤，从而引发移植物的排斥。
这种反应的机制比较简单，其中关键的抗体包括了IgG、IgM等。
除了上述两种排异反应机制外，还有一种相对较新的排异反应机制，即调节T细胞介导的免疫排斥。
这种机制主要通过抑制T淋巴细胞的活化和分化来实现免疫抑制。
一些免疫抑制剂，如环孢菌素和FK506等，能够抑制免疫系统中的T淋巴细胞，从而减少移植物的排斥反应和移植物的死亡率。
目前，对于移植物的排异反应机制还存在许多未知的问题，如何更好地减少移植物排异反应和减轻患者的疼痛是当下最紧迫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研究人员正在不断地探索和研究新的治疗方法和免疫学机制，以期能够找到更加有效的治疗方案和方法，从而帮助患者尽快恢复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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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移植术后体液性排斥反应的研究进展徐春扬;宋少华;丁国善【摘要】体液性排斥反应即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AMR),是造成移植物失功的重要因素.针对肾脏移植术后AMR的诊断与治疗,移植专家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但肝脏移植术后AMR近年来才逐渐引起关注.肝脏与肾脏移植术后AMR既有相似也有不同之处,肝脏移植术后AMR包括超急性排斥反应(HAR)、急性排斥反应(AHR)、慢性排斥反应(CHR)及适应状态4种类型.本文对其发生机制及临床诊断要点(临床表现、常用血清学指标以及病理标准等)进行分析,对不同类型肝移植术后AMR的危险因素,以及不同类型肝移植术后AMR的预防和治疗进展进行阐述.%Rec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humoral rejection,or antibody-mediated rejection (AMR),is an important risk factor for graft failure.Transplant experts have accumulated some experience o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MR after kidney transplantation.However,AMR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has not been fully understood until recently,and its pathogenesis,clinical manifestation,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re different from AMR after kidney transplantation.In the research progress,the AMR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was classified into hyper acute rejection,acute humoral rejection,chronic humoral rejection and the state of accommodation.The immunity mechanism of AMR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is also described.The different kinds of AMR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were diagnosed by analyzing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serum tests and 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tients.Moreover,the risk factors of them were mentioned in the article.Then we also introduce the different strategies for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AMR after livertransplantation.Therefore,based on the current research progress on AMR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we analyze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progress.【期刊名称】《解放军医学杂志》【年(卷),期】2017(042)010【总页数】5页(P920-924)【关键词】肝移植;体液免疫;排斥反应【作者】徐春扬;宋少华;丁国善【作者单位】200003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器官移植科;200003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器官移植科;200003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器官移植科【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R657.3器官移植术后排斥反应是影响移植物长期存活的一个重要因素，经典免疫学理论认为，移植术后T细胞介导的排斥反应(T cell-mediated rejection，TCMR)是其主要致病因素。
目前临床应用的免疫抑制剂主要针对T细胞活化、增殖、分化的环节发挥作用，有效改善了大部分移植受者的预后[1]。
然而，仍有部分受者在服用该类药物时出现了移植物的损害，尤其是慢性、难以治疗的损害。
研究发现，体液性排斥反应即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antibody-mediated rejection，AMR)是造成移植物损害的重要致病因素之一，AMR是受体术后发生移植物失功的重要因素[2-3]。
目前开展较多的器官移植有肾脏移植、肝脏移植、心脏移植、肺移植等，其中肾脏移植起步较早，每年完成手术例数最多，相关临床研究也最为丰富，移植专家对肾移植术后AMR的诊断与治疗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4]。
然而，肝脏移植术后AMR 近年来才逐渐引起关注，尚未被充分认识[5]，其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及治疗也不同于肾脏移植术后AMR，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本文就近年来肝脏移植术后AMR的研究进展作一简要综述。
Colvin等[1]根据肝脏移植术后AMR发生时相及组织学表现的不同，将AMR分为4种类型：超急性排斥反应(hyper acute rejection，HAR)、急性排斥反应(acute humoral rejection，AHR)、慢性排斥反应(chronic humoral rejection，CHR)及适应状态。
1.1 HAR 通常发生在移植器官开始恢复血供后数分钟至数小时内，主要原因为血型抗原不兼容性(ABO-incompatible，ABO-I)或组织相容性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不合。
组织学上表现为凝固性及出血性坏死，大量炎症细胞浸润，免疫组织化学可见大量IgG和IgM沉积于动静脉及门静脉内皮细胞中，另可见C4d等补体沉积。
其发生主要是由于受者体内预存的特异性抗原抗体与移植物发生了急性排斥反应[6-7]。
1.2 AHR 通常发生在移植后数天至数周，发生率约为1.8%[8]，往往与T细胞介导的排斥反应同时存在，局灶性B细胞和浆细胞浸润，并伴随着C4d及C3补体的激活，导致一系列炎症反应。
IgM及IgG的效价及补体修复能力决定了其致病能力，受者在抗体效价＞1:64时容易并发移植肝失功及组织病理损伤，通过血浆置换将抗体效价降低至1:16可有效避免ABO血型不兼容导致的AHR[6]。
Haga等[7]对34例ABO-I肝移植术后3周可疑AHR患者进行活检，17例C4d阳性患者的IgM抗体滴度明显高于阴性患者，总体生存率41%，明显低于阴性组88%(P=0.007)，C4d沉积在门脉基质细胞中是AHR的一个重要标志。
1.3 CHR 通常发生在移植术后数月至数年内，主要由AHR长期进展而成为CHR，也可直接发生CHR。
镜下可见肝细胞空泡样变性，胆管消失或纤维化，最终导致移植肝失功能。
CHR进展缓慢，常出现汇管区淋巴细胞、浆细胞轻度浸润及中央静脉周围血管炎症及微血管C4d沉积。
通过肝活检组织学检测，大多数肝脏移植术后CHR都可确诊。
1.4 适应状态为亚临床阶段，可无任何临床表现，但组织病理学或血清学诊断为AMR。
其机制可能为受体与供体长期共存，排斥反应与机体的抵抗能力达到平衡。
过去认为肝脏具有特殊的固有免疫系统，移植术后较少发生排斥反应，即使发生，程度亦较轻。
肝脏体积大且具有丰富的血供，能有效地对抗原特异性抗体进行稀释，肝Kupffer细胞可清除游离免疫球蛋白以及激活的各种补体成分，并分泌可溶性HLA分子中和其他游离抗体[9]。
最早发现AMR是在ABO血型不相容的肝脏移植受者[10-11]。
研究表明，肝脏移植术后AMR的发生与患者易感性密切相关，AMR易感性取决于抗体效价、特异性、时间、类别、浓度及靶抗原分布等[12]，也有研究表明低度易感性也可导致AMR的发生[13]。
供体抗原特异性抗体(donor special antibody，DSA)多为受者体内预存抗体或由浆细胞分泌产生(包括活化的补体成分)，这类抗体通常介导了ABO血型不合或HLA不合时所产生的免疫反应。
有研究认为移植术前DSA平均荧光强度值大于5000具有临床意义，提示术后预后不良[14]。
3.1 临床表现肝脏移植术后AMR的诊断仍然缺乏特异性，且急、慢性AMR诊断标准各异。
Baff国际会议肝脏移植术后急性AMR的诊断标准主要有以下4点[15]：①与急性AMR一致的组织病理学表现；②血清DSA阳性；③C4d弥漫性沉积于微血管或门脉基质；④排除其他可引起类似病理改变的疾病。
慢性AMR诊断标准包括：①与慢性AMR一致的组织病理学改变；②近期循环血中检测到人类白细胞抗原(HLA)-DSA；③脉管区内皮细胞C4d染色阳性区域至少大于10%；④排除其他可引起此类病理改变的疾病。
3.2 血清学诊断大量研究证实，通过检测DSA、HLA、组织因子(tissue factor，TF)、肿瘤坏死因子(TNF)以及白介素2(IL-2)等可预测肝移植术后AMR的发生。
Usui等[16]通过免疫组化及RT-PCR技术检测肝窦内皮细胞TF表达水平并研究其与排斥反应关系时发现，AMR组TF的表达水平较未发生AMR组明显升高。
3.3 免疫学指标肝脏移植术后通过基于细胞DSA检测方法(cell-based DSA detection assays，CDC)检测到8%～15%受者DSA阳性，在CDC阴性患者中进一步通过固态单一抗原法可检测出约4%DSA阳性，这对肝脏移植术后AMR的发生具有提示意义[17]。
3.4 病理标准 C4d染色有助于诊断AMR，但C4d沉积并不一定引起下游级联反应，微血管内皮细胞线性或颗粒性染色往往提示组织补体激活[18]。
当怀疑发生AMR时，采用免疫荧光检测法可获得令人满意的诊断结果。
而兔抗C4d免疫酶法在抗原修复时容易增加其敏感性导致结果不准确[19]。
4.1 HAR的危险因素 HAR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即受者和供者的血型不匹配。
受者体内含有不同的ABO血型抗体，可使患者在短短几小时到几天之内发生HAR[20]。
然而，随着治疗技术及免疫方法的改进，虽然血型不兼容肝移植病例愈来愈多，但超急性AMR的发生率明显降低。
Lee等[21]研究发现，在使用利妥昔单抗(美罗华)的情况下，ABO-I肝脏移植相对于ABO-C血型肝移植更容易出现胆管并发症。
此外，研究证实，HAR也可发生在血型相匹配的患者中，主要是因为患者血清中预存一定量的抗HLA抗体或者患者已经致敏[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