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运动

一、乡村建设运动概述起的缘由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农村经济社会日益走向衰落。同时，它的发生又与知识界对中国社会的思考和认识有密切的关联。

主要缘由内部因素（直接动因）是旧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民以土地为生，但北伐战争胜利后，军阀混战，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掠夺有增无减，广大农村不断成为内战的战场和土匪侵扰的对象；又缝特大水难灾害，农村问题更为严重。20 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农业生产手段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农民生活不能温饱，无法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健，身体病弱，文化落后。

外部因素是20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深度波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弱者地位的中国，由于我国的进出口结构以出口农产品和工业原料、进口工业成品为特点，本来就不堪一击的小农面临深渊。帝国主义将经济危机转嫁到中国，倾销其洋货，争夺中国（三）、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

晏阳初“民族再造”思想：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最根本的是人的问题，主张在农村进行整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根治中国的贫穷落后的愚贫弱私“四大病根”，已达到“民族再造”，强国救国的目的。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1928年，梁漱溟在前人的“村治”的基础上，提出“乡治”主张，随后提出“乡村建设理论”。乡村建设实非仅建设乡村，其目的在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建设，也即一种建国运动。建设新的组织结构，其中最要紧的是，培育农民自觉和乡村组织。（四）、乡村建设运动两种模式

与乡村建设的两种理论相对应乡村建设的两种模式是邹平模式以及定县模式。邹平模式是指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主持的邹平实验区，主要体现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定县模式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持的定县实验区，主要体现了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

两者具有一定的差别：一是与政府的关系不同。定县模式没有得到政府的直接支持，对政府的依赖性小，经费主要来自美国民众的捐助；邹平模式是在山东省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建立的，对政府的依赖性强，经费主要来自政府的拨款。二是主导领导者的文化思想、背景不同。定县模式的领导者对西方文化有系统的了解，具有西化倾向；邹平模式的领导职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具有保守倾向。三是对中国农村基本问题的认识不同。定县模式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愚、穷、弱、私”；邹平模式认为中国问题极为严重的是文化失调。从而采取措施也就大相径庭：定县模式借鉴西方现代教育尤其科学实验的方法，把定县作为乡村建设的社会实验室，任何一项计划，都先在一定范围内研究实验，取得经验后推广致全县；邹平模式主要是师法古人，既不重视社会调查，也没有建立一套研究试验、推广程序。四是在乡村建设的措施上不同。定县模式始终坚持以培养“有文化的中国新农民”为中心，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连锁进行的原则；邹平模式始终坚持复兴传统文化，用“古人的道理”教育农民，企图在伦理本位的基础上，重建中国社会新秩序。

（五）、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

乡村建设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在乡村建设运动过程中做了许多具体的事，具体内容涉及八方面：1、兴办教育，培养农村人才；2、推官农业科学技术，改良农业；3、流通金融，主要措施是成立借贷处或称借贷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向农民发放贷款，解决他们生产上的困难；4、提供合作组织，指导农民成立各种（运销）合作社；5、办理地方自治，期望还政于农，实行宪制；6、建立乡村公共卫生保健制度；7、移风易俗；8、引发学术研究，推动农村社会学发展。

乡村建设运动提出背景是当时农村的贫困落后，最终目的是促进农村的发展。

筹资手段不同

乡村建设运动的筹资手段主要不是依靠与政府就是来自国外社团，

主要内容不同

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教育来扫盲，或者进行乡村基层组织的建设。

四、启示

（一）、推进社区参与

（二）、站在宏观的角度以解决农村问题为主要出发点

（三）、广泛开展农村教育

（四）、发展农村经济

（五）、加强农村社区组织建设

乡村建设运动的评价:对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评价，在当时就截然两歧，赞同者认为它找到了改革农村的方案，代表了中国发展的希望和方向，批评者却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以温和的手段从事枝节的社会改造，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空而无用”。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大批判式评价坐标中，乡村建设运动甚至被当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帮凶而被痛加挞伐。学术研究回归常态之后，当年的两歧评价依然存在，主要观点也似乎并不比当年更为深刻。因此，无论是从现实关怀出发，还是以学术求真为尚，这一涉及领域广阔、具有极强实践性，并体现着传统与现代、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官方与民间相为扭结交汇的社会运动，必将继续吸引人们关注的目光，它的价值、它的意义也必将继续众说纷纭。

乡村建设运动的精神和意义:乡村建设运动的出现，不仅是农村落后破败的现实促成的，也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自觉体认的产物，两者的结合，导致了领域广阔、面貌多样、时间持久、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我们不应该仅仅将乡村建设运动理解为消极应对的产物，用梁漱溟的话说，救济乡村只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乡村建设的“真意义”在于创造新文化，“乡村建设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之外，更要紧的还在积极地创造新文化”⑧。惟有理解和把握了这一点，才能理解和把握乡村建设运动的精神和意义。

20世纪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述评由于历史的原因，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其中尤以农村经济社会矛盾突出。因此，一批从海外学成归国的学者和国内一些有识之士纷纷为拯救破败的农村积极奔走，轰轰烈烈地掀起了“乡村建设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统计，先后有团体和机构600多个，在各地设立的实验区有1000余处。这次运动由于注重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村，而且历时十几年之久，因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全面抗战爆发，运动才被迫中止。我们来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教训），是有意义的。

（二）乡村建设运动的失败我们前面已经指出，乡村建设运动的目的，是要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改善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措施，来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从而实现所谓“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但乡村建设运动的结果，这一目的不仅没有达到，相反各实验区经济的衰落程度有进一步的加深

（三）乡村建设运动的意义

虽然，由于乡建运动的社会改良性质，它未能达到复兴农村经济的目的，实现所谓“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但这并不意味着乡村建设运动就应否定，而无意义可言，实际上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旧中国，只要是在实现现代化和社会进步这个目标下，许多‘政治改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主张，尽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改造中国的问题，仍然在某些方面起过有益的作用。”

首先，乡村建设运动的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改善公共卫生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