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考古研究成果提供重要依据

史前考古研究成果提供重要依据

“五帝时代并不是传说”渐成共识2015年12月31日20 ：发现稿件来源：辽宁日报

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南北交汇路线图

红山女神世峁古城出土的陶鬲

陶寺墓出土的陶礼器陶寺大墓及石器

“三皇五帝”常见于中国的神话传说中，随着考古成果的积累，五帝时代被证实确实存在。目前，历史考古界已逐渐形成共识，五帝时代不是只有五个代表人物，更不是几个代表人物一脉相承的关系，而是呈众多部族集团并行发展、相互交流的形势。

日前，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将考古与文献进行整合，确定了五帝时代的时空框架和时代特点。

历史上确有一个“五帝时代”

五帝多见于传说，到底是哪5个人，一直以来争议不断。

12月22日，在“五千年文明见证”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上，记者采访了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据他介绍，有史学家做过统计，五帝说有好几种，最有代表性的是《史记》中的黄帝、颛顼（高阳）、帝喾（高辛）、唐尧、虞舜。由于与黄帝同时期的有炎帝、蚩尤、少昊、太昊；与颛顼、帝喾同时期的有祝融、共工；与尧、舜同时期的有周稷、商契等，他们在传说中也都很有名，因此，后人统称其为“五帝时代”。

郭大顺介绍，在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锦西，也就是今天的葫芦岛市南票区沙锅屯乡发现了洞穴遗址，出土了一些彩陶和砂陶器、细石器和磨石器等遗物。经鉴定，为距今五千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

不久，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又发掘了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出土物也被认为与中华远古文化有关。从那之后，逐渐在黄河中上游及周围地区确立了一种以彩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仰韶文化。

1930年，中国考古学家吴金鼎、梁思永在山东省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现以黑陶器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龙山文化。

考古学者们将仰韶文化遗迹和龙山文化遗迹所获取的资料与五帝时代结合分析，发现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关联。

郭大顺的老师苏秉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被誉为当代中国考古学界泰斗。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重建中国史前史”的设想，尝试用考古资料来复原五帝时代。他提出，考古与古史中的五帝时代的记载，有越来越接近的趋势，可以说，历史上确有一个“五帝时代”。

“可喜的是，目前从中华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大势来看待史前时期，在历史考古界已渐成共识。五帝时代不只是《史记》中所记的那五个代表人物，更不是几个代表人物前后一脉相承的关系，而是众多部族集团并行发展、相互交流的形势。”郭大顺说，他于2000年发

表《追寻五帝》一书，又于2005年在郑州召开的“文明起源与五帝时代——考古与历史的整合”会上，以《考古追寻五帝时代续论》为题，遵照苏秉琦先生研究思路和观点，从时空框架和时代特点这两方面入手，尝试对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作进一步整合。“从目前研究状况和成果看，确定五帝时代的时空框架和时代特点，是将考古与文献进行整合的最佳结合点。”郭大顺说。

五帝时代前期，部族集团间频繁交汇

郭大顺认为，一般将五帝时代的下限定在龙山时代，可能与辛亥革命对黄帝纪年的综合认定有关。事实上，早前苏秉琦先生就从考古学的年代、分期、社会变革等方面分析，除了将五帝时代的下限仍定在龙山时代以外，主要是将五帝时代的上限定在距今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后期。

考古与历史整合的结果还进一步证明，五帝时代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即以黄帝为代表的前期与以尧舜为代表的后期，这一点，与百姓熟知的传说符合。

有关五帝时代前期的考证，主要源自各部族集团的文化交汇。各区域文化以发展个性为主并进行了频繁交汇，其中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南北交汇、西北与东南的交汇为五帝时代文化交汇的主流。

郭大顺介绍，在七千年前，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沿着太行山西麓的汾水北上，红山文化则沿着辽西大凌河流域南下，两种文化最终在河北省北部桑干河流域碰撞。在文化的交汇中，接触、吸收、融合都是文化交汇的形式，碰撞是其中最高级的一种。在文献记载中，碰撞即为战争，古史传说中的涿鹿之战也恰恰在此地发生。在这一文化碰撞区域，吉林大学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曾一起合作发掘，发现仰韶文化的彩陶、尖底瓶和红山文化的彩陶和压印纹陶器有共存关系，这些考古新发现进一步增加了五帝时代前期代表人物在北方活动的可信性。

牛河梁文明是南北文化撞击出来的

这次南北文化交汇的意义不止于此，还为牛河梁祭祀遗址的出现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上世纪80年代，牛河梁祭祀遗址的发掘，引发了考古界的震动。在辽宁西部山区牛河梁发现的红山文化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其规模之宏大，组合之齐全，结构之严谨，出土的女神像和玉雕龙等玉器之精美及含义之深邃，皆为同时期史前文化所罕见。

郭大顺表示：“如此大规模的祭祀遗址，绝非突然出现，它一定是文化交汇的产物，而这个文化交汇就是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南北交汇的最终结果，只不过交汇的对接点在桑干河流域，而撞击出的文明火花却出现在牛河梁。”

牛河梁出现文明火花，是因为当时的东北亚以渔猎为主，比较开放，善于发现和吸收先进的文化，辽西处于东北的最前沿，向南和黄河流域的农业接触，向西和草原文化接触。

郭大顺解释说，吸收先进文化后，红山文化更显发达，除了建筑遗址的规模，在陶器、玉器上也多有体现，比如玉器上刻画的龙凤形象已十分成熟。综合多方面的分析，可以说，红山文化是中华古文化“直根系”，辽河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先行一步”。所以苏秉琦先生说，黄帝时代的时空框架，只有红山文化可以与之相对应。

另外，红山文化还是一个神权至上的社会，这又同古史传说中颛顼帝“绝地天通”的记载相吻合。由此可见，古史所记颛顼的宗教改革，不是一个人或一个部族的活动，而是五帝时代前期的重要时代特点。

（本文照片由郭大顺提供）

重点解读

文化聚合为中国形成奠定第一块基石

□本报记者/王敏娜

多位学者认为，陶寺文化是陶唐氏尧的遗存。然而，令人疑惑的是，位于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礼器却在位于山西省的陶寺早期墓葬中大量出现。由此，业界认为，陶寺文化遗址包括的部族可能并不单一。

另外，《孟子·万章上》中记载，“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也就是说，舜继尧位要“到”中国；另在《孟子·离娄章句下》记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

郭大顺认为，古史传说中的舜可能来自东方，大汶口文化即虞舜文化是可信的。

关于在江浙一带的夏禹传说，通过考古发掘也已得到印证。据郭大顺介绍，陶寺墓地常有良渚文化特有的玉琮和石俎刀出现。良渚文化所在的江浙地区多有夏禹传说，如《国语·鲁语》：“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墨子·节葬下》：“禹东教乎九夷，葬会稽之山”；《史记·夏本纪》：“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等。所以说，良渚文化即先夏文化是可信的，陶寺墓地出现良渚文化因素可能是夏人由东南进入中原地区的反映。

近年来，良渚遗址又发现了以防导水为主要功能的封闭式城墙、堤坝、沟泗和码头等规模宏大又相当完整的水利系统，特别是堤坝的设计不仅可疏通水还可防治水。同时，良渚古城发掘者又提出良渚文化中心所在的余杭，原名“禹航”，传说是大禹治水在此停航登陆之地，这些新的考古发现与五帝时代后期夏禹父子治水传说相接近。

上世纪80年代，学界依据三袋足器判定三北（指冀北、晋北、陕北和内蒙古河套一带）地区为龙山时代的起源地。近几年，石峁巨型石城址为代表的三北地区石城址的发现，更加证明了龙山时代起源于三北。

“根据这些研究成果，可以说五帝时代是非常伟大的。”郭大顺说，“虽然各区域考古文化与它们所代表的五帝时代的代表人物、部族之间的文化传统和经济类型各不相同，却是向一起聚集，首先在…文化认同‟基础上实现了…认同的中国‟，从而为夏商周三代及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第一块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