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教育思想三论

陶行知教育思想三论

山西太原师范学院教育系孟旭樊香兰

陶行知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是中国人民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他在长期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中外古今各种教育思想的精华和总结自己教育实践的宝贵经验，创建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现代教育理论体系。这个体系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对今天教育的改革仍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试从国情论，发展论和体系论三个角度分别概括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

一、国情论

陶行知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最早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教育道路的教育家之一。他在平民教育运动时期就对中国学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

1922年1月，他在《中国建设新学制的历史》中深刻指出，中国的新教育开始以来，先是仿效西方，继而学习日本，取法德国，后来又照搬美国，这都不是正确的倾向，学来学去，总是“三不像”。他认为应当以科学的方法和态度，考察社会需要、个人能力、基础准备，制定一个适用的学制。对于外国的经验，则根据它适于中国的国情与否来取舍。这样“才能制成独创学制——适合国情、适合个性、适合事业学问需求的学制”。从这个原则出发，陶行知创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多轨学制，以便于劳动人民及其子女受教育，并可以根据才能差异随时调换轨道。他提出的多轨制，在小学中体现最为明显。例如他主张“小学校或全日、半全日，或二小时，或一小时，根据各地情况而定，不拘一法”。

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陶行知深刻认识到，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深受“三座大山”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在文化教育上也毫无地位，而中国以农立国，农业人中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农民的地位与处境如何，对国家和社会的变革，民族的兴衰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中国教育的重点在农村。要改革中国社会，必先改造乡村社会；要想改造乡村社会，必须使教育下乡，在乡村生根，力好乡村教育，“用教育的力量，来唤醒老农民，培养新农民”，与工人一起担负起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使命。他深信乡村教育是改造中国社会的最重要事业，是“立国之大本”，是关系到全世界五分之一人民幸福的伟大事业。陶行知将普及教育的重点放在乡村，正是基于这种对中国国情深刻认识的基础上。

近百年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极为贫困。穷国能不能办教育?怎样办教育?陶行知认为，穷不是没有办法，最怕的是穷而又不去想办法。在这方面，陶行知有许多精辟见解和行之有效的经验。他创办的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都是用穷办法办起来的，而且各有特色，卓有成效，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在创办晓庄师范时，从四个帐蓬开始，后来发展到30个茅草棚；办山海工学团时，连一个茅草棚也没有，他竞以工学团为中心，把教育推广到25里范围的农村，并进而发起了全国的普及教育运动。在陶行知看来，有钱办学不算稀奇，把没钱的学堂办得精彩才是真本领。他反对不顾中国国情，办起学校来动辄圈上几千亩地，花上几百万元钱，盖上几座皇宫式的楼房的错误作法。他批评那些洋化教育家不考虑人民负担和国家财力，盲目地照搬西洋的形式在中国办教育，就如同“没有洋抽水马桶就拉不出屎来”。

在办学形式和教学内容方面，陶行知也是处处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他创造了“即知即传人”的小先生制，以求“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少的经费，实行免费的全民教育”。为了使中国的劳苦大众及子女易于受教育，他专门编写了《平民千字课》、《老少通千字课》等内容与人民大众生活紧密联系的识字课本。他的教育诗文，既无传统文人的之乎者也，又无近代泊来的西洋调，是充满着中国人民大众语言的俚语乡音，增强了他教育实践的中国大众特色。

我们应努力学习陶行知实事求是，处处根据中国国情办教育的科学态度，深入调查研究，不断实践探索，创建真正适合中国国情，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教育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

二、发展论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他的政治思想和世界观一样，有一个发展过程，大体可以分为早期和后期两个阶段。

1917年到1926年，陶行知主要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在这一时期，陶行知由一个爱国主义者发展成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的教育思想已经同当时一般资产阶级教育的主张完全不同。他所倡导的平民教育具有了爱国、反帝、反封建的性质，他这一时期的教育思想是以辛亥革命的民族民主共和思想与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思想为基础，他办的平民教育是中国的、民族的、大众的，陶行知式的平民教育。

1927年以后是陶行知教育思想发展的后期，从此陶行知已逐步从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战士转化为共产主义战士，他的教育思想和我党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论更加一致。

1930年，晓庄学校被封闭后，陶行知经过痛苦的思索，更加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动实质。他一方面利用《申报》多次发表文章公开抨击国民党对日不抵抗和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一方面利用教育的武器，倡办工学团，重视以“真工人”、“真农人”为主体的工农联盟，并且十分鲜明地宣布“光靠锄头不顶用”要“联合机器来革命”，从而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口号，提出走“穷人教育”的新路，用“小先生制”“即知即传人”的办法，发动工农群众办既做工，又学习科学，又团结自卫的工学团，为反抗侵略做准备。在这一时期，陶行知更加重视科学教育，目的是进一步开启民智，培养人才，把中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他不仅重视对儿童的科学启蒙教育，还发起了“科学下嫁”运动，在平民中传播科学知识，破除迷信思想。

“一二·九”运动后，陶行知公开走上了抗日救国的第一线，组织和领导了国难教育社，充当国民外交使节出国宣传抗日，回国后又在普遍宣传、推广抗战教育的基础上，艰苦创办育才学校。这样，就使他的教育主张和实践与我党抗日救国的主要历史任务紧密结合起来，成了为抗战服务的教育。到了40年代，他不仅更加坚定地和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分裂倒退，反对专制独裁，坚持抗战到底，争取和平民主，而且公开提出教育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在这一时期，他的教育思想中甚至包含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如提倡“集体自治”、“集体创造”，提倡“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的幸福”，宣传“人民创造大社会，社会变成大学堂”，“教人民做主人”。这时，他的教育思想已经和中国共产党提倡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精神，更加接近甚至一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