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念对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潜在影响

27

第三十四卷 总202期 自 然 辩 证 法 通 讯 Vol.34, Sum No.2022 0 1 2 第6期 JOURNAL OF DIALECTICS OF N ATURE No.6, 2012

〔收稿日期〕2012年5月30日

〔作者简介〕王　娜（1983-）女，大连理工大学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技术哲学。e-mail: wangna19830628

@

王　前（1950-）男，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教授，研究方向为技术哲学、科技思想史。e-mail:

wangqiandut@

传统观念对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潜在影响

王　娜　王　前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辽宁大连　116023）

摘　要：西方科学自传入中国以来一直受到传统观念的潜在制约，表现为“经世致用”对科学精神的过滤、“格物致知”助推“唯科学主义”的产生、“直观体验”导致“伪科学”的浮现和“科举制”对科学教育应试化的影响。理解和反思传统观念对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潜在影响，是保证现代科学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关键词：传统观念 科学文化 经世致用

〔中图分类号〕N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0-0763(2012)06-0027-04

美国学者李克特认为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是传统文化知识的一种生长物”。〔1〕当科学作为一件“舶

来品”时，就必须面对本土传统文化的挑战和质疑，并在与其激烈的碰撞、融合中得以发展。“西学东渐”以来，源于西方文明的近代科学传入中国，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变化，但近代科学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也遭遇来自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多方面的冲击，这些冲击成为改变科学文化发展趋向的各种“分力”。其中传统观念对科学文化的影响最为隐蔽和深远，并导致了科学文化发展模式的改变。这种影响至今依然存在，而且更需要在现代科学文化背景上加以反思。

一、“经世致用”对科学精神的“过滤”

从明末清初开始，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便开始在中国传播科学知识。他们的初衷是宣扬基督教教义，使更多的中国人信奉上帝，而传播科学知识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可是较之前者，科学知识却在中国产生了更大的影响，由此拉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船坚炮利”打开了天朝的大门，以近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热兵器取代虔诚的传教士，成为“西学”的象征。很多爱国人士深知科学技术的落后会导致国家衰落，唯有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救国民于水火，因而他们积极兴办洋务学堂，传授西方的科学知识，希望用科学富国强民，这是一种实用优先的考虑。张之洞等人“中体西用”的科学文化观，一开始就把“西学”置于“用”的位置上。近代西方科学在当时的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一方面是国情使然，另一方面也与中国重视实用价值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强调器物的“经世致用”。如果生产技术和器物不能实用特别是发展国计民生，那便是“奇技淫巧”，必须坚决予以抵制。明清时期“实学”思潮兴起，一方面体现了批判当时“空谈心性”的学术取向，另一方面代表着“经世致用”观念的回归。实学思潮的出现恰好为“西学东渐”提供了文化支撑。徐光启说：“泰西诸君子，以茂德上才，利宾于国。其始至也，人人共异之，乃骤与之言，久与

之处，无不意消而中悦服者。其实心、实用、实学，诚信于士大夫也。”

〔2〕鸦片战争之后，针对西方列强依靠先进科学技术侵略中国的现状，魏源等人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对实用技术的关注依然被置于首位。“经世致用”观念带来的这种具有一定功利色彩的“拿来”精神，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解决

了中国当时科学知识匮乏的燃眉之急，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开创具有重要的启蒙价值。可是，一旦将科学作为具体的手段来满足实际需要，学习和研究科学本身就难以成为目的，而与之相伴而生的科学精神也就难免被舍弃。换言之，由于在“拿来”西方科学的时候往往只取其“致用”之处，科学精神就被“过滤”掉了。“经世致用”观念就是屏蔽科学精神的“过滤”之网。

西方科学从发端之日起就与科学精神相伴而生。早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家们便开始了对宗教教义中的自然观产生了怀疑。在人文主义精神的鼓舞下，在理性的推动下，他们不畏艰险，千方百计地证实自己的猜想。为了获得真理，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科学家直面宗教审判，在与宗教权威的斗争中坚持真理，传播科学文化。科学精神是西方科学文化的核心，是一种为了真理而不懈拼搏、勇于斗争的精神，是一种面向自由的、摒弃功利、不畏强权的坚定信仰。胡适指出：“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人生世间，受环境的逼迫，受习惯的支配，受迷信与成见的束缚。只有真理可以使你自由。”〔3〕科学精神不允许把科学视为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而是将科学本身作为目的和归宿，可是这种精神却在中国近代“舶来”科学时在很大程度上被过滤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功用性获益的追求。曹效业先生说，“如果说西方现代科学的兴起是在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偷取天火的精神下产生的，那么中国现代科学的发生与发展，充其量是引进了一批火柴，她最实质的科学精神却遗憾地在中国失落了。”〔4〕中国重视器物的“致用”传统并无不妥之处，但对于科学而言，过分地强调功能价值就会忽略其中的科学精神和文化。加之我国在科学传播过程中并未经历类似西欧中世纪那样的冲突与对抗，对理性和真理的坚持就往往难以摆脱功利目的的束缚，难免造成科学精神的缺乏。

二、“格物致知”助推“唯科学主义”的产生

科学在传入中国之初被称为“格致之学”。最早以“格致”指涉科学技术的是冯桂芬。他在《采西学议》中说到，西人的“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之后，以“格致”指科学成了约定俗成的用法。郑观应说，“一切皆格物致知，匠心独运，尽泄世上不传之秘。”〔5〕“格物致知”原出自《大学》中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的注释对“格物致知”进行了深入解读：“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6〕“格物致知”要通过对外物的穷理达到内心的澄明，因而对外在世界的认识只是手段，内省才是目的。王夫之将科学实验方法引入到对“格致”的理解中，使“格致”具有某种科学内涵，他在《搔首问》中说：“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唯质测为得之。”他能够将“格致”一词的含义与科学实验方法相关联，显然受到当时实学思潮的影响。随着西方科学思想方法在中国的普及，学者们也顺利成章地认为科学乃“格致之学”。直到甲午战争之后，学者们才改用“科学”一词。

借助“格致”一词，能够使西方科学更易于被中国传统文化所接纳，有利于科学的发展和传播。但事实上，“格物致知”与科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首先，从两者的目的来看，“格物致知”是通过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而达到内在的道德升华。所谓“致良知”，正是由“格物”实现内心世界“至善”，因而“格致”是一个由外向内的过程。而对于科学而言，认识真理，把握客观规律才是目的，无论是归纳、演绎，还是猜想、实验，都是为了探索外在世界的奥秘，因而可以说科学是一个由内向外的过程。其次，从两者实践的过程来看，“格物致知”往往以现实中已经认定的客观事物为认识对象，并在此基础上获得有关意义和价值的知识，而科学方法十分看重对客观事物本身性质的假说或猜想，并以科学实验验证其是否正确。另外，较之“格致”，科学方法更看重量化指标的精确和逻辑推演的缜密，也更具批判特征，而“格物致知”侧重定性研究，往往指向道德上的“至善”。

由于“格致”与科学思维方式具有本质上的差异，以“格致”来指代科学会造成概念的混淆，也不利于把握科学的内涵和养成科学的思维方式。中国近现代在接受科学观念过程中出现的“唯科学主义”，正与此相关。如段治文教授所说，近代中国人力图广泛引进西方科技，但在具体科学研究尚未在中国开展的情况下，科学就被一部分思想家看成一种“道”，一种偶像，形成“科学万能”的唯科学主义。〔7〕“格致”一词本身带有明显的人生观和道德观倾向，而将科学作为“格致”就是将揭示客观规律的科学信仰化，从而放大了科学的功能，也掩盖了科学自身的批判性和可证伪性。郭颖颐先生认为，“唯科学主义是一种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