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研究之：元稹和白居易

唐代诗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研究之：元稹和白居易中唐诗人间的交往唱和之风，早在贞元年间即已初露端倪。

当时应进士举者“多务朋游，驰逐声名”（《旧唐书·高郢传》），形成了“侈于游宴”的“长安风俗”（李肇《国史补》卷下）。

而文人游宴多要作诗唱和，有时即使不游宴，也要以诗唱酬，或联络感情，或展示才学。

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当首推一代文宗权德舆及其领导的文人集团。

权德舆（７５９～８１８），字载之，历任要职，并做过两年宰相，兼有政声和文名，“贞元、元和间为缙绅羽仪”（《新唐书》本传）。

在他现存的三百八十多首诗中，不乏清新可诵、近似盛唐之音的佳什，但其后期诗歌，大都是与聚集在他周围的一批台阁诗人酬唱应答、在体式技巧上竞异求新之作，诸如《奉和李给事省中书情寄刘苗崔三曹长因呈许陈二阁老》、《酬崔舍人阁老冬至日宿值省中奉简两掖阁老并见示》等等，从冗长的标题即可看出诗人们的交往概况。

这些诗的内容并不充实，艺术性也不强，却对贞元末年的诗坛风尚颇有影响。

到了元和年间，又出现了比一般唱和更进一步的以长篇排律和次韵酬答来唱和的形式，而元稹和白居易便是这种形式的创始者。

早年元稹和白居易共同提倡“新乐府”。

世人常把他们并称为“元白”。

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

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走了一条与韩孟诗派完全不同的创作道路。

清人赵翼说：“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

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

”（《瓯北诗话》卷四）表面看来，二者似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

曹丕尝云："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典论. 论文》）。

然微之和白居易之间的友谊，却成为了文学史上的佳话。

辛文房亦云："微之与白乐天最密，虽骨肉未至，爱幕之情，可欺金石，千里神交，若合符契，唱和之多，毋逾二公者。

"（《唐才子传》），元稹初期作品在写实风格和音律方面都深受白居易影响，宗法其新乐府诗歌和讽喻写实的诗歌创作之风，在两者订交后，又以相互间的唱和而闻名。

元稹（７７９～８３１），字微之，洛阳人。

贞元九年（７９３）明经及第，十年后与白居易同以书判拔萃科登第，元和元年（８０６）又与白居易一起以制科入等，授左拾遗，后转监察御史。

元稹生性激烈，少柔多刚，参政意识和功名欲望甚强。

屡屡上书论事，指摘时弊，或实地纠劾，惩治猾吏，也因此而多次遭贬，先后为江陵士曹参军、唐州从事、通州司马、虢州长史，元和末年回朝，历任膳部员外郎、祠部郎中、知制诰等，并于长庆二年升任宰相。

因与裴度发生冲突，为相仅四个月即被罢为同州刺史。

此后又任过浙东观察使、武昌军节度使等职，５３岁得暴疾卒于武昌任所。

有《元氏长庆集》，存诗八百馀首。

元稹的乐府诗创作受到张籍、王建的影响，但他的“新题乐府”却直接缘于李绅的启迪。

元和四年（８０９），他读了李绅写的２０首“新题乐府”后，写下１２首和诗。

李绅的原作今已无存，现只能从他的《悯农二首》等诗和元稹的和作来推测其面目了。

元稹的和诗虽都是写实之作，如《上阳白发人》写宫女的幽禁之苦，《五弦弹》借“弦”与“贤”的谐音，写任用贤才之事，《法曲》对“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的习俗表示不满……”，但其中不少篇章却殊少情致，概念化倾向很强，且叙事繁乱，往往“一题涵括数意”（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古题乐府》）。

乐府诗在元诗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启发了白居易创作新乐府，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缺点是主题不够集中，形象不够鲜明。

和刘猛、李余《古乐府诗》的古题乐府19首，则能借古题而创新词新义，主题深刻，描写集中，表现有力。

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在元集中也列为乐府类，旨含讽谕，和《长恨歌》齐名。

其铺叙详密，优美自然。

元诗中最具特色的是艳诗和悼亡诗。

他擅写男女爱情，描述细致生动，不同一般艳诗的泛描。

悼亡诗为纪念其妻韦丛而作，《遣悲怀三首》流传最广。

在诗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韵相酬"的创始者。

《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均依次重用白诗原韵，韵同而意殊。

这种"次韵相酬"的做法，在当时影响很大，也很容易产生流弊。

元稹的代表作是写于元和十三年（８１８）的《连昌宫词》。

这是一首叙事长诗，通过连昌宫的兴废变迁，探索安史之乱前后唐代朝政治乱的因由。

诗的前半从“连昌宫中满宫竹，岁久无人森似束”的荒凉景象写起，引出“宫中老翁” 对此宫昔盛今衰的追述；后半借作者与老人的一问一答，探讨“太平谁致乱者谁” 的大问题，最后归穴为“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的题旨。

全诗以叙述为主，杂以议论，表现了明显的劝戒规讽之意，但不能因此就说这是一首讽谕诗。

从艺术构思和创作方法上看，此诗将史实与传闻糅合在一起，辅之以想象、虚构，把一些与连昌宫中本无关联的人物、事件集中在连昌宫中展开描写，既渲染了诗的氛围，也使得诗情更加生动曲折。

陈寅恪认为：“《连昌宫词》实深受白乐天、陈鸿《长恨歌》及《传》之影响，合并融化唐代小说之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而成。

”（《元白诗笺证稿》第三章）白居易（７７２～８４６），字乐天，原籍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生于新郑（今河南新郑县）。

十一二岁时，因避战乱而迁居越中，后又往徐州、襄阳等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贞元十六年（８００）进士及第，三年后中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

元和元年（８０６），为应制举，他与元稹闭户累月，研讨其时社会政治各种问题，撰成《策林》七十五篇，其中不少条目与白居易日后的政治态度和诗歌见解都有关联。

是年，制科入等，授盩厔尉，次年为翰林学士。

元和三年至五年，授左拾遗、充翰林学士。

在这一时期，白居易以极高的参政热情，“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初授拾遗献书》），屡次上书，指陈时政，倡言蠲租税、绝进奉、放宫女、抑宦官，在帝前面折廷诤。

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秦中吟》、《新乐府》等大量讽谕诗，锋芒所向，权豪贵近为之色变。

元和五年（８１０），白居易改官京兆府户曹参军，仍充翰林学士。

元和六年四月至九年冬，因母丧而回乡守制。

生活环境的改变，使白居易有馀暇对往昔的作为和整个人生进行认真的思考，他早就存在着的佛、道思想逐渐占了上风，对政治的热情开始减退。

所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

胸中十年内，消尽浩然气”（《适意二首》其二）。

正可看作他心理变化的佐证。

元和十年（８１５），白居易回朝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因宰相武元衡被盗杀而第一个上书请急捕贼，结果被加上越职言事以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司马。

这次被贬，对白居易内心的震动是不可言喻的。

他以切肤之痛去重新审视险恶至极的政治斗争，决计急流勇退，避祸远害，走“独善其身”的道路。

这一年，他写下了著名的《与元九书》，明确、系统地表述了他的人生哲学和诗歌主张。

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

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

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

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他还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

这种文学思想，从积极的一面看，可以促进文艺关注社会，反应现实，为民请命，对浮艳的形式主义文风有补偏救弊的意义；从消极的一面看，这种观点功利色彩过重，把诗看作纯然的社会政治工具，可能导致对艺术性的忽视。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应该是基于善的一面，也是由当时的现实和作者的思想所决定的。

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论述《元白诗分类》时，提及：“樂天与元九書乃元和十年十二月在江州司馬任內所作，而微之叙詩寄樂天書，據其中‘今年三十七矣’及‘昨行巴南道中’之語，知亦作于元和十年道通州以後。

雖其作書之時與樂天此書約略相近，然微之既自言其詩分爲十體，共二十卷。

乃年十六即貞元十年至年三十四，即元和七年之間之作。

又言，‘元和七年以後所爲，向二百篇，繁亂冗雜，不復置之執事前。

則是微之寫定其成爲十體二十卷……”，他把微之（即元稹）的诗分为㈠古讽，㈡乐讽，㈢古体，㈣新题乐府，㈤七言律师，㈥五言律师，㈦律讽，㈧悼亡，㈨五七言今体艳诗，㈩五七言古体艳诗十类。

其中讽喻诗和白居易所提出的诗歌理论不谋而合，元白的讽喻诗对于针砭实事，呈现事实风貌，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给他们的仕途带来了坎坷多艰的命运。

元稹25岁（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时，与白居易同登书判拔萃科，俱授秘书省校书郎，从此订交①。

在史书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诗筒传韵的风雅趣事。

其间，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元稹任越州刺史兼浙东观察使。

二人诗筒往来，唱和甚富，酬唱频繁。

所谓“诗筒”就是将诗放在竹筒内，以诗代书，往返传递，互致问候，互通章讯。

白居易《与微之唱和来去常以竹筒贮诗陈协律美而成篇因以此答》：“拣得琅琊截作筒，缄题章句写心胸。

随风每喜飞如鸟，渡水常忧化作龙。

粉节坚如太守信，霜筠冷称大夫容。

烦君赞咏心知愧，鱼目骊珠同一封。

”介绍了诗筒传韵的方式和内容，表达了他们喜欣、惺惺相惜的内心。

所谓唱和，就是你赠我酬，我唱你和。

据古籍资料显示：元白通江时期(元和十年三月三十日至十四年三月十日)的唱和诗计79首。

其中白居易42首(不包括其酬和元稹江陵时诗《放言五首》)，元截诗37首。

在这些唱和诗中，元白对应唱和共有24个诗组，计诗81首(其中次韵相酬21个诗组，计诗55首)，仅有白氏寄赠而无元氏答酬的诗歌12首，元氏有寄赠诗而白氏无诗答酬者6首。

就白居易来说，有元稹对应唱酬诗30首，另12首现存元集无元棋对应唱酬诗，就元稹来说，答酬白氏的诗篇31首(其中次韵相酬27首)，另有《闻乐天授江州司马》、《水上寄乐天》、《得乐天书》、《相忆泪》、《寄乐天》、《凭李忠州寄书乐天》6首寄赌，而白氏似无诗酬和。

除诗歌外，俩人来往书信三件:即元和十年六月镇初到通州时有《叙诗寄乐天书》(对此白氏已有诗寄赠，元氏亦有诗回酬)，白居易十年十二月有《与元九书》(未见元棋酬答)，十二年四月十日有《与微之书》(元氏已有《得》诗酬答)。

②元稹、白居易在相识之初，即有酬唱作品，此后他们分别被贬，一在通州，一在江州，虽路途遥遥，仍频繁寄诗，酬唱不绝。

所谓“通江唱和”，也就成为文学史上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

元、白此期的唱和诗多长篇排律，次韵相酬，短则五六十句，长则数百句，洋洋洒洒，蔚为大观。

如白居易有《东南行一百韵》寄元稹，元稹即作《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回赠。

这种次韵诗的创作难度是很大的，既要严守原诗之韵，又要自抒怀抱，还要写上数百句，搞得不好，就会顾此失彼；但才力大者，则可借此争奇斗胜，施展才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