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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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译注
世说新语译注(南朝宋)刘义庆
前言
《世说新语)是南朝宋刘义庆(公元403—444年)编撰的一部笔记小说集。刘义庆是刘宋王朝的宗室,袭封临川王。历任重职,喜好文辞。书中主要记载东汉未至魏晋间士族阶层的遗闻、轶事、琐语,而以晋代为主。但是书中谈到的人物不只士族阶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庶憎侣,都有记载。编撰者杂采众书,把值得称述的旧闻轶事纂辑起来,并加以润色,按内容分门别类,划为德行、言语、政事等三十六门,以士族阶级的观点,对士族名流的生活、思想、情趣等方面作了较多的反映。
从汉末到魏晋,天下动乱,军阀混战。特别是晋代,西晋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导致八工之乱,王室衰微,民不聊生,流民起事,割据称雄。东晋时,民族矛盾更加激化,北方外族并起,虎视江左;朝廷内外,士族之间,掌握军政实权者互相攻战,甚或举兵威逼朝廷,加以连年用兵,赋役繁重,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致使人民群众暴动迭起,东
晋王朝终于覆亡。这样的时代背景,虽然不是本书所要反映的内容,但是个别地方也有所透露。例如(识鉴》第22则讲到前秦皇帝符坚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后,又直下淮阴,想灭掉东晋;《方正》第32则讲到王敦谋逆,举兵东下京都,意欲废晋明帝;(政事)第11则叙述苏峻举兵把晋成帝软禁在石头城,并在成帝面前杀了侍中钟雅的事件;(雅量)第29则指出桓温想杀掉谢安、王坦之,以篡夺帝位;《德行》第43则说及江州刺吏桓玄击败荆州刺史殷仲堪,俘获殷氏手下将佐以壮大自己;《德行)第45则对孙恩发动的声势浩大的起义只以“后值孙恩贼出吴郡”一语匆匆带过。在这类内容里,我们能看到内忧外患有增无已的动乱局面和作者的观点立场。
政局动荡,弊端迭起,一些人不免讥议政事,不满朝廷,因而受到残酷的镇压。特别是当时的名士,一旦稍有不满,就会招致杀身灭门之祸。例如汉末名士孔融,因屡次触犯曹操而遭杀害,《言语)第8则和第5则分别记载孔融讽刺曹操的话和全家横遭逮捕一事。又如中散大夫嵇康,是曹魏宗室的女婿,尽管他为人谨慎小心,但因拒绝与当时控制朝政的司马氏合作,便遭疑忌。《雅量》第2则记他被逮捕后,虽有三千大学生上书请以为师,还是被司马昭杀害了。残酷的镇压,使士大夫感到国家前途渺茫,个人生命没有保障,
许多人不敢随意议论政治。为免祸计,就逃避现实,或者隐遁山林,不肯出来做官,或者崇尚清谈。不问世事。隐遁一事,本书单立《栖逸》一篇来记载,还有一些散见于其他篇章(如《雅量》第28则记叙谢安隐居东山之状)。有的人隐居不仕,是不愿和统治者合作,消极反抗。例如《栖逸》第14则记德行高洁的范宣“未尝入公门。韩康伯与同载,遂诱俱入郡,范便于车后趋下”。当时政局动乱,范宣要以清白自保,不肯涉足官府,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其中也不乏借隐遁来沽名钓誉的人,据《言语)第69则记载,王羲之就讽刺过某些隐逸者高谈隐逸而羡慕荣华富贵。
至于崇尚虚无、专谈玄理之风,从魏代何晏、王弼开始,愈演愈烈,士大夫竟相谈老庄,谈《周易),谈禅,摈弃世务,以清谈为学问,以善于清谈为高雅,得到赞颂即为名士,社会风气因之大变。本书对此也津津乐道,给以绘声绘色的描写。例如《文学》第31则记孙安国和殷浩清谈,两人“奋掷麈尾”,情绪激昂,终至互相嘲讽,直到天晚也无暇进食。又第56则记载在会稽王司马昱府上的一次清谈,当刘惔驳倒孙安国的玄理时,“一坐同时拊掌而笑,称美良久”。甚至清谈还可能成为做官的捷径。例如《赏誉》第17则记载王湛年轻时因为沉默寡言,兄弟宗族内夕都认为他痴呆,有一次和侄儿王济清谈,由于他“答对甚有音辞”,妙言奇趣,
人所未闻,王济奏闻晋武帝,于是显名,出任官职。其实清谈除了所涉及的某些哲学问题外,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这只是士大夫逃避现实、填补精神空虚、消磨时日的做法而已。他们讲究的是言辞,追求音调的抑扬顿挫,陶醉于不接触实际的空谈之中,于国于家两无补益。例如以清谈得重名的殷浩,当时朝野认为,从他的出仕与否,可以预测东晋政权的兴亡。可是殷浩只是个嘴上空有千言、胸中实无一能的空谈家,就任高官后,谈不上有政绩,出任中军将军,只落得大败而归,终于被除名为民,这在《识鉴》第18则、《赏誉》第99则、《黜免》第3则都有记载。当时关心时局的人反对这种废弃政务的清谈,《言语》第70则记王羲之当面批评谢安“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安只能用诡辩搪塞。
和崇尚清谈之风密切相关的是魏晋重视对人物的品评,这也是承续汉末遗风的动荡年代的产物。本来魏晋实行选举人才的制度,有所谓九品官人法,各州郡设官负责品评当地人物的高低优劣,分为九品,以便选人授官。士大夫也常聚在一起品评人物。通过品评,统治者可以确立选拔人才的新标准,士人则以此为进身之阶,而擅长品评的人因此而声价十倍,士大夫之间也借品评相标榜,抬高声誉,以致品评人物的风气大盛。品评人物的高下,或者就其容貌举止,或者
看其言谈辞气,或者观察仪态风度,诸如才情气质,本性能力,无一不是士人品评的依据。这种品评,成为本书一个重要内容,《识鉴》《赏誉》《品藻》《容止》诸篇有不少这样的记载。士族名流的品评,更是一言九鼎,可以左右一个人的仕宦前途。要想做官,固然必须得到士族名流的吹嘘,即使不为做官,也以得到名流的赏识为荣。例如《品藻》第25
则记评论界品评温峤“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还没有提到他,温嶠竟紧张得“失色”。可见士人对品评的重视。品评的内容,除了那些涉及德才的评论能让我们看出当时的道德才能规范外,也表明了魏晋士族阶层的风尚。他们讲究仪容举止,名士风流,追求一种所谓高雅的生活方式,这里包含很多内容。例如他们出入要侍从搀扶着走路。装出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摆出一副尊贵的架子。《雅量》第36则记王子敬在房子着火时还不肯站起来走,而是不慌不忙地把仆从叫来搀扶着自己,才慢慢离开。当时的人还赞赏他这种“不异平常”的神情态度。又如士族大家注重仪容修饰,喜欢搽粉薰香。《容止》第2则记何晏本来脸长得白,魏明帝却怀疑他搽了粉。可知男人搽粉在当时很普遍。《假谲》第14则记谢遏年轻时喜欢带紫罗香囊。讲究仪容举止女性化。体现了上层社会的精神风貌和审美观点。如果姿容秀丽,风度翩翩,就会受到特别的赏识,赢得别人的特殊尊重。据《容止》第1则所记,连曹操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