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洋务运动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浅谈洋务运动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虽然洋务运动主要的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并不是要使中国朝着独立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但不管怎么说，它在一些方面做到了“师夷长技”，对近代的中国的许多方面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

洋务运动时期，为了培养通晓洋务的人才，开办了一批新式学堂，派出了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培养了中国的第一批新式人才，它促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

从1862年洋务派开办第一所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院算起，到1900年最后创办江苏武备学堂为止，40年的洋务运动共创办新式学校有37所，从教学模式来看，这些学堂是以英法等先进国家的同类学堂为楷模，按专业分科进行教学，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调整和改进，远远冲出了中国传统的教学模式考据学的范围。如专门培养翻译人才的京师同文馆和各地同文馆的课程设置方面，除专业课程外，还设有外国史地、代数、微分、航海、化学、天文、国际法等学科，大都为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容。

很显然，这些新式学堂与专攻八股诗书经文的传统封建教育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还不仅仅体现在教学内容上，更重要的是教育体制的不同，它的实际做法是对封建知识分子接受近代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科学的再教育，它的实行，无疑破坏了科举仕途的唯一性，因而也就必然动摇了传统文化的正宗地位。其次，在师资队伍方面，新式学堂大都聘请了具有近代意识的素质优良的教职人员。如福州船政学堂，除汉文教习由中国学者担任外，其他课程的教习均用洋文，聘请洋教习担任教员，如驾驶学堂新聘教习多为英人，学堂实行严格的管理考试制度，奖优汰劣。从开学之日起，“每三个月考试一次，由教习洋员分别等第”，予以奖惩。北洋武备学堂洋教习均由德国退役军官担任，（德籍教官先后应聘来校者有李宝、艾德等十多人），翻译人员多由北京同文馆或驻外使馆调用，操练官由淮、练各营将弁担任。第三，学校的校舍设备也基本上具备了近代学堂的办学条件。如开办最早的陆军军官学校－－北洋武备学堂，占地600平方区，房屋有529间，其中除有行政办公室、教室、师生宿舍、接待室、饭厅、存放教学用具的模型所之处，还设有照像室、物理化学实验室、军事标本室、绘图室、印刷所、图书室、医院、习艺所和操场等教学辅助设施。

几乎与新式学堂同时出现的是采取派遣留学生和使团的非传统措施培养更高质量的洋务人才。经曾国藩、李鸿章奏准，1872－1875年，洋务派派遣了四批优秀学童共120人由容闳带领赴美留学。容闳是中国第一个留美毕业生，一生追求进步的爱国主义者。1855年他学成回国后，倾心于洋务事业，派遣留学生的工作就是在他的极力倡议下而被采纳进行的。如留美学生中，出现了不借外力自行设计并领导修成京张铁路的詹天佑，驾舰血战黄海获得“巴图鲁”荣誉的舰队司令关应科，首次将《唐诗》译成英文的和蔡廷干，湘潭煤矿的发现者邝荣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学堂负责人广国安，清末任外部尚书的梁敦彦，担任过民国初年国务总理的唐绍仪等等。留欧学生中最著名的有担任舰长、总兵和提督等职的海军风云人物刘步蟾，筹建北洋海军的全部具体工作的马建忠等等。特别应当指出是，派遣出国留学生不仅培养了一批中国人自己的科技外交人才，而且更重要的是造就了一批具有近代思想意识的人才群诚然，从洋务派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的数量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它以其近代科学知识开一代风气，提供了新的人才标准，开辟了新的育人途径，

并为新型人才提供了用武之地，这实质上是冲破了以四书五经为正宗学术的沉闷的空气，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促进了人们思想的发展，直接造就了第二代知识人才群。第二代人才群与第一代人才群共同构成了中国第一批掌握先进文化知识的新式人才群，标志着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巨大变化。

由此可见，它促进了教育的近代化。

此外，洋务运动也促进了国防近代化。

在1865年到1890年这段时间里，洋务派创办了多个军局具厂，江南制造总局，金凌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的规模较大，为清朝的军队提供了大部分的近代化装备。一江南制造总局为例，到1895年，江南制造总局共生产各式前膛枪七千多支，各式后膛枪约五万支，这些枪支大都装备了清朝军队。此外，还生产了各种火药四百五十多万磅。各种炮弹一百三十多发。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沿海沿江一带遭到法国舰队的威胁，金陵机器局的工匠“篝火夜作”，赶制大炮支援广东，浙江，云南，台湾，湖北，江西等省区。更值得一提的是，洋务派建成了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福建水师等三支近代海军。虽然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失败，但是这对中国海防建设和中国人海洋观念的变化起了无法估计的作用。

由此可见，洋务运动的确促进了中国国防的近代化。

另外，洋务运动也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洋务运动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先后从60年代开始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但是在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于是，洋务派在“富国”的口号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等民用企业。在官办企业的倡导下，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进行，那些达官显贵以办洋务为荣，再不以经商为耻，从根本上动摇了几千年的中国农业文明“重农轻商”的观念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最初萌芽于战国时期李悝的改革思想和实践。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禁止弃农经商，到汉文帝的重农政策，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这种政策的体现。封建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抬高地主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压低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在封建社会初期，它保证了农业劳动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巩固统治。随着历史的发展，重农抑商政策的弊端日益暴露。自然经济阻碍社会分工，把农业和商业对立起来，难以形成完全意义上的商品生产。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产品的流通和交易又是必然的，抑商政策妨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这一政策的消极作用就更明显。重农抑商政策从根本上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落后，这是造成近代中国落伍于西方的重要原因。幸而日后由于时势的发展，洋务派领导人物体会到列强经济侵略的严重性，掀起了以富国富民为主的重商运动，为清朝自强带来新的活力，使中国的现代化商业萌生并渐渐成长。

虽然洋务派主观上不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但其活动去刺激了中国名族资本主义的产生，随着洋务企业的兴办和商品性产品的生产，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促使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传统的剥削方式开始转变。以发工资作为工人酬劳的方式的出现，标志资本主义雇佣工人的大量出现。洋务派兴办的近代军用，民用工业，在改变社会风气，使用机器生产，培养技术人才，介绍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和传播科技知识方面，也为明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