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故事新编》的历史文化态度

论《故事新编》的历史文化态度

作为鲁迅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颇有意味地选择了“历史事件”作为题材，进行“演义”：在《呐喊》和《彷徨》中，鲁迅给我们展现的都是近现代中国的形形色色——不论人物，还是事件，都取材于身边现实生活的“一手资料”；而《故事新编》则不同，虽然考据者们纷纷指出各种细节的现实来处，但无法否认的是，它已从前期的现实题材的描摹变为“历史”事件的“重写”。既然是重写，必然伴随着作者的选择与建构，而在这些行为的背后，体现的是重写者对其重写对象的心理态度、情感倾向。

那么，理解《故事新编》的历史文化态度，是我们解读《故事新编》的一项基础工作，是研究《故事新编》的一把重要钥匙。同时，《故事新编》备受关注和颇受争议的、时而宏大壮丽、慷慨激昂，时而又古今杂糅、油滑不恭的书写笔调，呈现出的也正是《故事新编》历史文化态度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从鲁迅对历史的态度入手，把《故事新编》放入鲁迅的整个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之中阐释，《故事新编》研究中一些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才能得到回答。

一、鲁迅对历史的钟情与对历史话语的不满

中国历来是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家，据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连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1年，第110页。从远古到晚近，一整套体例严整的钦定官史和各路旁逸斜出的野史笔记，都显示着这个古老民族历史学的发达和对历史浓厚的探究兴趣。“今夕的对立和互补，是贯串中国文化始终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99页。在中国的传统文人心中，历史从来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国之利器。

近代以来，朴学日兴，而浙东犹盛，“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

史”，⑨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523、1页。从小就在这样文化氛围下长大的鲁迅，对历史可谓情有独钟，我们留心鲁迅的阅读史，会见到，他从六岁起便熟读《鉴略》，并且直到去世前后，所购置的《四部丛书》正续编、《二十五史》还不断送到，参见许广平：《研究鲁迅文学遗产的几个问题》，《十年携手共艰危》，河北教育出版社，2021年，第127页。而在其学术上，走访古迹、整理古籍、校对古碑，可见其在历史考证上所用的功夫。

在创作上，他的“历史情结”亦是到处闪现：不用说在他的杂文中无数次的引史为证、古今对比，也不用说让动物学专业出身的魏连殳当起了历史教员（《孤独者》）；不用说安排高尔础去女校教历史，写一篇《论中华国民皆有整理国史之义务》而得大名；也不用说《阿Q 正传》的得名，就是来自对传记体历史书的戏仿；单就其成名作《狂人日记》而言，那“吃人”二字，也还是狂人半夜横竖睡不着，从“历史”的字缝里看出来的！

他曾直言“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但同时，他对中国的官方史书却常含非议——“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鲁迅：《忽然想到·四》，《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第17页。不难看出，鲁迅对历史的复杂态度：一方面，给予历史本身以极高的期待；另一方面，对正统的历史书写（话语）又包含着强烈的怀疑。

历史作为在过去的时空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本身是可以作为独立的客体被观察研究，而对一历史事件的解读也可以（而且应当）存在着多元的价值判断。然而，这只是纯粹学理上的推论，在现实世界中往往不可能实现。对历史的体认一般建立在对“凭证”和“叙述”的考察之上，所谓“凭证”就是实地考察，阅读原始材料甚至亲历历史，而“叙述”就是通过对传说的采集或史书文献的阅读认识过去所发生的事。详见[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10页。通过“凭证”来认识历史，虽然接近历史的真相，但是却因

为过于专业和极其个人化，而难以推广。绝大多数的人们认识历史，是通过听他人的讲述和阅读历史书籍来完成，这都是建立在他人的历史叙述之上。

历史书的编撰，实质上是一种历史话语的建构，而历史话语就其自身属性而言，是一种具有高度意识形态色彩的“权力话语”，它担负着政权的合法性论证和建立族群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功能。对一套历史话语的承认和修订，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权力”的确认和维护，正如福柯所说“历史，就是权力的话语，义务的话语，通过它，权力使人服从；它还是光辉的话语，通过它，权力蛊惑人，使人恐惧和固化”，[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2页。因而“人民在欺骗和压制之下，失了力量，哑了声音，至多也不过有几句民谣。‘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就是秦始皇隋炀帝，他会自承无道么？百姓就只好永远箝口结舌，相率被杀，被奴。这情形一直继续下来，谁也忘记了开口，但也许不能开口。即以前清末年而论，大事件不可谓不多了……然而我们没有一部像样的历史的著作，更不必说文学作品了”。鲁迅：《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第295-2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