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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与中国社会变革评说7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与中国社会变革评说一、中国：悄然兴起的“诺斯热”说明了什么？在中国，“史学危机”已是谈论了多年的话题，在一次更甚于一次的商业化大潮中，专家的呼吁不过如几只“泣血杜鹃”的哀鸣，根本无济于事。然而，在大洋彼岸只有200 多年历史、也是世界上最为商业化的国家美国，道格拉斯·诺斯却名噪一时。他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提出“制度变迁”理论，并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5 年3月，诺斯教授应邀来华，参加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大会，并作题为“制度变迁理论纲要”的演讲。光明日报以“中国过渡经济学诞生”为题作了报道。诺斯是美国“新经济史”学派的代表人物。1989 年，他的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在中国翻译出版，诺斯开始为中国经济学界所知晓；1991 年，他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由中国两家权威出版社出版；1994 年，他的新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也在中国出版。至此，诺斯在中国经济学界成名知名人物。在中国，一段时期以来，历史及经济史如此之冷，而诺斯却如此之“火”，的确是一个强烈的反差。那么，中国的“诺斯热”说明了什么？很明显，诺斯在中国走红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处在改革过程中，处在由

传统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中，用诺斯的专门术语讲，就是处在“制度变迁”中，而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为我国的改革提供了某些颇有价值的参考。同时，“诺斯热”也说明，中国的经济改革遇到了传统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二、经济史：是远离现实的“学问”吗？中国改革需要制度变迁理论，呼唤过渡经济学产生。这就是“诺斯热”的原因。然而，改革模式的选择，发展道路的选择，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它都与我们自己的不可割断的历史有关。正如诺斯反复强调的“你过去是怎么走过来的，你的过渡是怎么进行的”〔1〕。然而，可悲的是，诺斯的学说，被中国经济学界所重视的，仍只

是他的“经济”而不

是“史”。经济学本来具有理论与历史结合的传统，这一传统在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著作中，都得到很好的体现。然而，这一传统，就资产阶级经济学来说，在大卫·李嘉图那里就中断了；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在中国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忽视。这就使经济学与经济史逐渐成为两个互不相干的分支，其发展命运也大相径庭。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学由于党的战略中心转移而日益兴旺，而经济史却由于被人认为“远离现实”而日益衰落，近乎无人问津。诺斯恢复了理论与历史结合的经济学传统，开创了新经济史学，并提出著名的“制度变迁理论”。他认为，经济史的任务就是“按时序解释经济结构及其实绩”。所谓“实绩”，就是经济学家通常所注意的问题，如生产多少，成本与收益的分配和稳定性；所谓“结构”，是指决定实绩基本因素的社会特征，包括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技术、人口及意识形

态；所谓“按时序”，就是指经济史从时间上解释结构与实绩的演变，亦即“变迁”。然而，传统的经济史学由于缺少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不能解决经济史的核心问题，“即既要解释清楚决定和衡量一种经济体系实绩的制度结构，又要解释这种制度结构的变迁”。而诺斯则运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方法和新古典经济理论，建立了独特的“新经济史”，并提出著名的制度变迁理论。总之，新经济史学就是“建立有关经济结构的理论，解释这种结构的稳定与变迁”〔2〕。那么，新经济史是不是单纯地解释历史，是不是真的象在有些人眼中那样经济史远离现实呢？关于这个问题，诺斯的回答是否定的。在诺斯看来，经济史研究与现实问题密切相关。他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序中指出：“历史表明，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他在中国访问期间，不止一次提到历史与现实选择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走过来的，就不知道今后前进的方向”。关于中国的改

革，他的建议是：“了解周围，认识自己，知道自己是如何走过来的，现在到了什么阶段，然后再看有什么可供选择的方案，以及可以选择什么方案”〔3〕。可见，诺斯的理论，不仅是注重“现实”的，而且是侧重于“对策”的。因此，中国的改革呼唤过渡经济学，需要制度变迁理论，同样也需要经济史。特别是，我们的改革是在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进行的改革，“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信仰体系，这一切都是根本的制约因素。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非常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点：你过去是怎样走过来的，你的过渡是怎样进行的。我们必须了解这一切。这样，才能很清楚未来面对的制约因素，选择我们有哪些机会。”〔4〕三、东方与西方：其兴衰更替的原因是什么？东方，或者说中国落后于西方是近代以来的事实。多少年来，中国人藐视乃至诅咒它，而不少学者又试图解释它，从而找到中国落后的原因。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大量接触西方文明，然而，多少年来对西方文明的理解一直停留于皮毛。例如，西方对中国朝野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先进技术。中国为什么屡战屡败？最简单的回答就是西夷“船坚炮利”。由此推论，中国落后的原因就在于技术落后。所以，提出：“中体西用”，即保持中国的传统体制而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殊不知这正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

悲剧的核心。事实上，中国并不是没有先进技术。众所周知，我国四大发明是撼动西方封建制度，并引起近代西方经济革命的重要原因。例如，指南针开拓了远洋贸易，事实上是地理大发现的重要前提；造纸术和印刷术引起了近代第一次信息革命，并且是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的重要条件；而火药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方式，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诺斯指出：“火药、指南针、优良的船舶设计、印刷术和纸张在西欧的扩张中起了作用”〔5〕。然而，在西方轰轰烈烈地进行近代化的

同时，中国却一切如故。而到后来，洋务派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船不可谓不坚，炮不可谓不利，却依然一败再败。所以，只靠先进技术不能救中

国。为什么中国的先进技术不能引起中国的经济革命？为什么中国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同样不能导致中国的迅速发展？诺斯教授的制度变迁理论似乎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东方世界为什么落后与西方世界为什么兴起，是同一个问题的正反面。1973 年，诺斯出版了他的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在这本只有几万字的小书中，他研究了西欧国家9 世纪以来的经济史，并全面解释了西方近代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他认为，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有其狭隘性，即它们不考虑制度方面的因素，过多地强调了技术方面的作用，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他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6〕而近代中国的落后，根本原因在于制度落后。传统的增长理论，一般都把制度因素看作既定的，因而往往将制度因素排除在外，通过物质生产要素，特别是技术的变化说明生产率的变化和经济的增长。然而，根据诺斯的研究，在技术和其他物质要素不变时，生产率也可能变化，也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例如：17～19

世纪中期，海洋运输技术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但由于海洋运输变得更安全和市场经济变得更安全，因此，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从而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使海洋运输生产率大大提高。所以他得出结论说：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或变迁也

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事实上，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这些物质要素的变化，本身就是经济增长。因而，不能用这些物质要素的变化来解释经济增长。那么，制度是怎样决定经济的增长呢？诺斯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建立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而有效率的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使私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即消除“搭便车”行为，保证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得到最低限度的报偿，其目的就是对人的经济活动造成一种普遍的激励效应。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实现经济增长，那就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