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过程理论

政策过程理论［Theor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第一章寻求更好的理论复杂世界的简化由于众多原因，政策过程涉及一系列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的复杂的互动因素。

这些因素概括地说，涉及行动主体、时间、政策项目的复杂性、政策争论、政策中的政治与价值观冲突等。

“政策过程通常至少需要10 年时间。

当众多行为者都积极寻求宣传他们对事件的重要意义时，理解政策过程就需要我们掌握关于政策目标的相关知识，同时注意观察全国范围内的众多行为者，这就可能涉及技术性很强的科学问题或是法律问题。

”P5在大多数情况下，对社会现象和事物的观察要借助于一系列的假设。

这些假设有两种中介功能：一是告诉观察者该探究什么；二是界定特定的类别从而将现象分类。

有两种方法简化假设：一是常识性的方法。

它基于人们在实践中获得的分类和假设去观察世界，但是有局限性。

二是科学的方法。

其基本的逻辑是微小的重要关系可以解释复杂的现象。

埃里诺·奥斯特罗姆对三个概念进行了划分：一是概念性的框架（conceptual framwork）。

它确定了一系列变量以及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变量被假定能用来解释一系列现象。

这个框架能够提供从适当的变量到像范式那样范围较广泛的对象。

二是理论。

它提供了更为“密集”和逻辑上更有连贯性的一系列关系。

三是模型（Model）。

这是对特定情形的陈述。

与理论相比，它在范围上较小，而在假设上更为精细。

就最理想的状态而言，模型可以被量化。

因而，上述三者可以通过对连续的统一关联体的操作实现概念化。

政策过程的理论框架有多种一是阶段启发框架：它把政策过程分为一系列的阶段，通常是“议程设置、政策构建和合法化、政策实施和评估”，同时，分析各阶段具体进程的影响因素。

这一方法在20 世纪70－80 年代初成为一个有用的分析工具。

它把复杂的政策过程划分为分散的阶段，并在特定的阶段开展深入的研究。

阶段启发法存在一些局限性［非因果关系、线性描述、自上而下的偏见、过于简化］。

P9二是其它框架：1、制度性的理性选择（Institutional rational choice）。

制度性的理性选择是一组分析框架。

它们都聚焦于制度规则如何改变受物质自利推动的特别理性的个人行为。

这种方法得到广泛的应用。

这是一种比较完善的方法。

2、多源流分析框架（the multiple-streams framework）。

这是由约翰·金顿在“垃圾桶”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它把政策过程看作是由行为者和过程的三个源头组成的：由各种问题的数据和各种问题界定内容所形成的问题源流；涉及政策问题解决方案内容的政策源流；由各种选举活动和被选举官员组成的政治源流。

当政策窗口打开时，三源流交汇在一起。

3、间断－平衡框架（Punctuated-Equilibrium Framework）。

此方法认为，（美国）政策制定具有长期的渐进变迁伴随短期的重大政策变迁的特点。

当政策反对者力图形成新的“政策图景”、利用美国政策多样化这一特征时，就有可能发生短期的重大政策变迁。

4、支持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此框架最初由保罗·A·萨巴蒂尔和简金斯－史密斯提出。

其关注的焦点是支持联盟间的相互作用，每一个联盟都是由来自政策子系统的不同组织的行为者组成，他们拥有一套共同的信仰。

政策变迁既是子系统内部竞争的结果，也是子系统同外部所发生的事件影响的结果。

此框架描述了政策精英的信仰系统，分析不同联盟间进行政策取向型相互学习所需要的条件。

5、政策传播框架（Policy Diffusion Framwork）。

认为采纳政策创新的方法不仅由政治体制的不同特点决定，也受多种政策传播过程的影响。

第二章政策过程的阶段性方法：何去何从［彼得·德利翁］哈罗德·拉斯维尔（Harold sswell），特别强调其所定义的“政策过程的知识”与“政策过程中的知识”。

前者更为实际。

它构建了一个“概念图系”以指导人们在总体上了解任何集体行动的主要阶段，并称之为“决策过程”的七个阶段。

情报（intelligence）－提议（Promotion）－规定（Presciption ）－合法化（Invocation）－应用（Application）－终止（Termination）－评估（Appriaisal）。

他的学生加里·布鲁尔（Garry D.Brewer）对此进行了改进和发展：创始（Initiation ）－预评（Estiamation ）－选择（Selection ）－执行（Implementation）－评估（Evaluation）－终止（Termination）。

总的说来，这个清晰而连续的政策过程框架的观点，是有价值的，众多的学者曾经从中受益。

他们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写出了大量的著作。

不仅如此，对于政策过程的强调，也有学科构建的价值。

它使得研究不再严格地依附于政治科学中逐渐增多的公共行政和制度的研究，以及在经济学偏好中的准市场研究。

这种框架在20 世纪70-80 年代处于中心地位。

现在则被人们称为“传统的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

寻找某种理论人们对阶段式的启发法进行了批判，试图提出新的框架。

如萨巴蒂尔的批评，具有较强的思想性，但却是“经验主义”的，因而是不够准确的。

周全考虑有学者倾向于考虑将政策过程/阶段启发法看做一种基础，在既为回顾过去，也为展望未来，而对行为者和行为本身进行观察与分类时，它能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分析和阐明既定的政策。

这一框架是有优势的（即当政策阶段与阶段存在差异进区分政策行为的工具），也有缺陷（缺乏预测性的能力等）。

尽管如此，它仍然有助于推动行动，对于争论政策过程是否表现为一个“模型”或“比喻”，都意义不大。

第三章制度性的理性选择：对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的评估［埃里诺·奥斯特罗姆］研究制度时所面临的主要困难：1、制度内容的广泛性，既包括组织，也包括用以构成组织内和组织间相互作用模式的规则。

2、制度不可见。

3、需要来自不同学科的多种投入，以发展一个一致的框架来研究多种类型的制度安排。

4、在跨学科使用多种术语的条件下，一致的制度框架要考虑能表述和比较应用于特定困扰和问题的各种理论和理论模型。

5、每一层次上的规则决策通常是在另外层次的规则结构下做出的，因此，制度研究要包含多层次分析。

6、在任何一个层次分析中，各种各样不同的规则、外部环境的特征和由相关的共同体相结合，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而非简单叠加的整体。

制度指人类反复使用而共享的由规则、规范和策略等构成的概念。

制度、框架、理论和模型框架的开发和运用，有助于确认制度分析中需要考虑的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框架组织有助于诊断式和规范的调查。

它们提供应该用以分析所有类型制度安排的最普遍的变量列表。

理论的发展和运用，有助于分析者明确地说明框架中的哪些要素是与某一类问题特别相关，并做出与这些要素相关的一般的研究假设。

这些理论集中于在某一框架下做出分析者去诊断现象、解释其过程、预测其结果所必须的具体假设。

相互作用模式 评估准则结果应用规则共同体属性 自然/物质条件行动舞台：行动情境、行动者 模型的开发与运用对一套有限的参数和变量做出精确的假定。

它运用逻辑、数学、博弈论和仿真及其它工具。

系统地发掘这些假定在一系列有限产出方面的意义所在。

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的一部分是确认行动舞台、相互作用的模式和结果，并对该结果进行评估。

行政舞台包括行动情境和行动者。

前者由七个变量来刻画：参与者、职位、产出、行动－产出关联、参与者实施的控制、信息、给定产出的收益和成本。

行动者包括四组变量 ： 行动者带给情境的资源、行动者对世界状态和行动的评估、行动者获取、处理、保留使用知识的 附 带 效 应 和 信 息 的 途 径 、 行 动 者 用 来 选 择 某 种 行 动 路 线 的 过 程 。

制度分析框架图：P56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的应用制度分析和发展是一个关于规则、自然和物质条件以及共同体属性如何影响行动舞台的结构、个体所面对的激励以及其结果产出的通用术语。

这一框架已经广泛地用于社会治安服务的研究、公共池塘资源研究等。

第四章 模糊性、时间与多源流分析金顿的多源流分析方法概念金顿基于科恩、马齐与奥尔森提出的垃圾箱模型，提出了两个前决策过程：议程的确定和可供选择方案的具体阐述。

分析层面与分析单位多源流分析在系统的层面上提出理论框架，将整个系统或独立的决策作为分析单元。

它认为政策选择是在几个因素推动或影响下的集体选择的结果。

它尤其关注信息对决策的影响。

不仅如此，它还关注将“输入”转变为“输出”的过程。

与混沌理念相似，它假设了大量的随机残差，认为系统并非处于平衡之中，而是不断地深化着。

模糊性多源流分析仅仅解决模糊性条件下的政策制定问题。

这一方法的核心是政策选择的垃圾箱模型。

在“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的组织中，存在着巨大的模糊性。

这样的组织有三个特征：游动的人员、偏好选择存在问题、技术不清晰。

时间性的框架垃圾箱模型提供了一个基于时间概念的新的逻辑框架。

金顿的三源流：在整个系统中存在三种源流：问题、政策、政治。

在需要决策的关键时刻，政策问题的提出者将三者结合起来。

三者的结合使得一个问题获得政策制定者的高度关注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1、问题流。

首先一种情况存在与否及其重要程度可以用一系列的指数来反映。

二是一些重大事件或危机事件经常导致对于某个问题的关注。

三是从现行项目中所获得的反馈可以推动问题的关注。

2、政策流。

在“原始的政策鲜汤”周围“漂浮”着多种意见主张，意见主张由政策共同体中的专家们提出，政策共同体是一个包含着官僚、国会成员、学者、思想库中的研究人员的网络。

他们共同关注某一政策领域中的问题。

3、政治流。

包括国民情绪、压力集团的争夺行动、行政或立法上的换届。

金顿的理论的最大特点在于“结合”。

在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上，当上述三大源流汇合到一起时，问题就会被提上议事日程。

这个时间点称为“政策之窗”。

金顿把垃圾箱模型应用到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过程，是非常有益处的，因为它将政策共同体与更宽泛的重大事件结合起来，也因为它提示出意见主张与利益之间的两难困境问题。

但是，这一框架也是有缺点的。

人们对其主要析扩展与修正是：1、扩展到整个政策形成的过程（议程确定和决策）。

2、用于政策比较研究中。

3、在分析单元上进行扩展。

有学者将它用于分析单一的问题，如私有化问题。

此外，对这一理论的修正是将政治源流中的三个维度整合为一个概念变量：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这并未削弱这一理论的分析能力，反而更有解释力。

尤其是对于那些拥有相对集权的政治系统和有强有力的政党的国家而言，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