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恰当理解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

如何恰当理解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海德格尔在世时，其思想远未获得应有的理解和评价，而在他去世后十几年，即在他１９８９年百岁诞辰时，他才开始被西方学术界看作本世纪最伟大的德国思想家，开始在西方进入他的影响的鼎盛时期。

当时，德国洪堡基金会开始出版三卷本的纪念文集《论海德格尔哲学的现实性》(ZurPhilosophischenAktualiatHeideggers)，在第二卷的出版说明中，已把海德格尔看作本世纪的德国哲学家中对世界产生过并且还在产生着最大影响的一位哲学家。

在我国，对西方现代哲学和现代文学的研究中，目前也呈现出百川汇海（海德格尔）的局面。

这不能不使我们思考：人们对海德格尔的理解到底在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一、海德格尔是否可以得到正确理解？从文字表述来说，不仅一般的中国人，而且一般的德国人，对海德格尔的晦涩的表述都会感到极难理解。

其实，海德格尔完全有能力把他想讲的东西以可理解的方式讲出来或写下来。

那么，他为什么往往以不可理解的方式讲课或写文章呢，是否他在有意刁难一般的读者呢？对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从海德格尔本人方面去看。

德国近代的大哲学家，如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都曾以一般人难以理解的方式讲课与写文章。

虽然他们探讨的往往都是人们切身感受到的重大现实问题，都是人们从切身感受中很容易理解的问题，但他们偏偏要以一般人难以理解的方式去探讨和阐述。

他们都是德国著名的教授，迫于每学期都要开新课，于是，不得不在生僻的术语与烦琐的论证上下功夫。

这就是恩格斯所指出的德国哲学教授的迂腐晦涩的言辞，笨拙枯燥的语句。

这已经是德国著名哲学教授们的老传统了，海德格尔也不例外。

不过，从海德格尔借晦涩的文字表述所想阐明的问题来说，在今天，已完全可以得到一致的正确理解。

海德格尔本人没有明确地把他思考的问题说出来，而国外的海德格尔专家们已经异口同声地把他思考的问题明确地说了出来，就如同海德格尔本人那样以可理解的形式把同一个主题又讲了一遍。

我们现在来看这些海德格尔专家的有关评述。

卡尔·勒维特(KarlLowith)是海德格尔的最年长、资历最深的学生。

他生于１８９７年，比伽达默尔还要大三岁，在海德格尔处从学的资格也比伽达默尔早几年。

在德国人列举海德格尔学派的人物时，为首的当然是海德格尔本人，其次就是勒维特，伽达默尔只能坐第三把交椅。

由于勒维特是爽直的犹太人，他对海德格尔学说的评论明朗而尖锐，所以，德国人在研究海德格尔时对他的文章与著作的引用远多于伽达默尔。

１９６９年，适逢海德格尔八十岁生日，勒维特认识到海德格尔的思想意图在于：在西方的技术世界中维护天然的自然。

勒维特向海德格尔表示生日庆贺，称海德格尔是他的“唯一的”教师（其实，勒维特的真正教师是胡塞尔），并感谢海德格尔的这一思想意图（参见奥托·珀格勒：《海德格尔的思想之路》第三版后记，１９９０年，弗林恩，第３５９页）。

伽达默尔说：“通向形而上学的那一步是在一条道路上的第一步，在这条路上，西方的历史把自己推向其当前的尖锐化。

海德格尔把西方历史的尖锐化描写为存在遗忘和存在遗弃，并在建设性的行为知识（我们借以利用自然的力量以便使我们自己的生活具有可能）的优先地位中同时认识到我们的命运。

然而，其中同时有其它的要求：面对人类文明的这个命运式的方向，我们今天返回到持家的概念上，返回到持家的德行上。

有些事物是我们大家从我们实际的生活很好地认识的，而且我们大家知道人们必须学会节俭地使用人们在资源方面拥有的东西。

这里有一些界限，它们是生态学的界限，它们今天在普遍的意识中觉醒过来，而我们必须加以捍卫。

”（《海德格尔和希腊人》，载《论海德格尔哲学的现实性》第１卷，１９９１年，法兰克福，第６７页）在解释海德格尔时，伽达默尔明确地说到了生态学的界限，并认为这一点从我们实际的生活中是可以很好地认识的，今天在普遍的意识中已觉醒过来。

德国海德格尔著名专家瓦尔特·皮默尔(WalterBiemel)比我国的海德格尔著名专家熊伟先生小七岁，他在熊先生离开德国回国的那一年开始去听海德格尔的课。

他与熊先生同为北美海德格尔协会名誉会员。

他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和亲密朋友。

他在评论海德格尔１９３５年的《艺术作品的本源》一书时说：“在一个短的评论中指出：虽然科学上算计的经验可以把大地对象化，并可以使大地处在支配的暴力中，但它通过这种交往决不使大地被理解为大地，也就是说，被理解为居住之地(dieStatte desWohnens)。

这一点，我们完全直接地从以下情况中就可以看出：科技上与大地打交道，这会导致在居住方面的严重破坏的后果。

这是并不令人意外的，因为某种东西如概念‘居住’‘逗留’并不属于自然科学的概念群。

与作为可利用的能源的自然相对照，海德格尔把大地当作不可开发的大地，大地作为不可开发的大地被保护和维护在艺术作品中。

”（《马丁·海德格尔》，１９７３年，汉堡，第８５页）很显然，皮默尔在解释海德格尔的《艺术作品的本源》时，也点到了现代科技对大地（地球、自然）的严重破坏，威胁到人在大地上的居住（生存）。

德国现象学学会主席克劳斯·黑尔特在一篇文章的第一自然段中说：“海德格尔的一部庞大的全集（其中大约５０卷现在已经出版了），显现在读者面前。

在一个小时内对这整体给予一个概观，这会是一件无意义的、无聊的和难以办到的事。

但是，也许我能够做这样的尝试：使海德格尔的哲学探讨的精神中的某种东西生动地显现出来，我的做法是从一个问题出发，此问题在今天特别困扰着我们。

我指的是工业技术对我们周围世界的破坏。

”（《世界和事物》，载《马丁·海德格尔：艺术——政治——技术》，１９９２年，慕尼黑，第３１９页）在另一篇文章中，克劳斯·黑尔特又说：“唯有海德格尔洞察了这紧张的场面，这场面今天在生态学的世界危机中也对哲学的门外汉来说已成为显而易见的。

现在，在海德格尔那里，各个别事物应该靠在自身内会集起四重性的关联而收回它在技术‘框架’(Gestell)中作为可替换的研究对象，作为技术上可支配的材料，作为消费社会的消费品曾失去的自己的地位(Würde)。

”（《海德格尔和现象学的原则》，载《海德格尔和实践哲学》，１９８８年，法兰克福，第１２８页）奥托·珀格勒(OttoPoggeler)是德国著名的海德格尔专家，曾主编三卷本的纪念文集《论海德格尔哲学的现实性》，并撰写了名著《海德格尔的思想之路》（已译成英、法、荷兰、西班牙、日和中文，中文本由笔者译出，１９９４年３月在台湾仰哲出版社出版）。

在评论海德格尔的１９３６至１９３８年产生的最重要的手稿《哲学论文集》时，珀格勒说：“拯救‘地球’这个主题已经贯穿了《哲学论文集》。

”珀格勒还说：“海德格尔的一切努力似乎旨在通过一种适当的逻辑或语言去限制普遍化的技术‘框架’(Gestell)，以有利于在天、地、神和有死者的‘四重性’中获得不同的经验。

”（《海德格尔的思想之路》，第３８９、３４３页）以上是德国当代最著名的学者对海德格尔思想之谜的明确揭示。

可以看出，德国学者们尽管在别的一些问题上对海德格尔见仁见智，但在对海德格尔思想之谜的揭示上有惊人的一致性：在现代技术世界中，蕴藏着生态危机，有可能严重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因此，人类将面临拯救地球和维持生存的紧迫任务。

然而，在长时间里，人们并未能认识这一宝贵的思想，因而，也没有真正理解海德格尔。

为什么在过去人们对海德格尔无法获得正确理解呢？海德格尔在三十年代看出技术世界中的巨大的危险，发出了“拯救地球”的紧急呼吁，而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直到半个世纪后才全面爆发出来，其间隔了半个世纪。

面对海德格尔自三十年代起的思想，面对这在当时完全无法证实的思想，人们感到莫名其妙，莫测深奥，玄而又玄，不知道海德格尔当时在说些什么；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面对这在海德格尔死后才出现的大灾难，人们常常又想不到把它与海德格尔自三十年代起的思想联系起来。

半个世纪的间断割断了这两件事的联系，使人们无法理解海德格尔的思想。

只有把海德格尔自三十年代起的思想看作超前意识的预见性的思想，看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正全面证实这种思想，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才能对海德格尔获得正确理解。

生态危机在今天已是妇幼皆知的常识，完全不难理解。

但在三十年代时，毫无生态危机的迹象，呈现的是科技发展的一派光明与进步的景象，在那时就预见到生态危机，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和预见能力。

恰如在今天说地球绕着太阳转动，相信日心说，这已成为妇幼皆知的常识，但在哥白尼的时代，要推翻地心说，建立日心说，却需要很大的勇气和预见能力。

二、《存在和时间》的新的命运由于海德格尔在三十年代就预见到半个世纪后的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又由于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是目前全球的人类的生死存亡的最紧迫的现实问题，由此就可以想象出人们对海德格尔的有关思想和预见的惊叹，人们对海德格尔的注意力何以转移到他自三十年代起的思想上。

在这种趋之若鹜的形势下，海德格尔１９２７年发表的《存在和时间》必将日益受到人们的冷落。

珀格勒在读了《论海德格尔哲学的现实性》中由各国学者撰写的论文后总结说：“这些论文清楚地显示出：海德格尔不再从生存哲学(Existenzphilosophie)、历史主义问题或形而上学史方面被接受。

接受的角度宁可说出自如下的问题：在技术世界中如何能够保护自然，艺术与技术的关系如何，哲学必须导向何种政治。

”（《海德格尔的思想之路》，第３４６页）从中可以看出，在海德格尔百岁诞辰时，世界各国的学者主要关心的是海德格尔哲学的现实性问题——在技术世界中如何能够保护自然。

而生存哲学，即一般被译为存在主义的那种哲学，及其在海德格尔那里的主要代表作——《存在和时间》，完全受到了各国学者的冷落。

因此，当珀格勒说海德格尔在三十年代所选择的道路使他获得了一种完全新的影响时（同上书，第３３０页），他的论断是有充分的根据的。

在谈到海德格尔的《存在和时间》时，珀格勒以一种很复杂的心情说：“如果《存在和时间》有如‘雷电’打击，那么，几乎肯定没有第二个这样的例子：一位哲学家在取得如此成就后再一次完全重新开始。

”（《随海德格尔一起走新的道路》，１９９２年，弗莱堡和慕尼黑，第３３页）珀格勒的这句话意味深长。

尽管海德格尔的《存在和时间》有如“雷电”打击，尽管取得如此成就，但要理解自三十年代起的海德格尔，就必须把《存在和时间》推到一边去，完全从零开始。

卡尔·勒维特在１９５３年就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人们是必须与《存在和时间》携手共进，以便能够走‘林中路’呢，还是必须又忘掉《存在和时间》中的生存分析，以便能够遵循存在的地方论(Topologie)？”（《海德格尔：贫乏时代的思想家》，１９５３年，法兰克福，第３０页）勒维特的话意已经十分明确：固守《存在和时间》，迷信《存在和时间》，是无法走海德格尔在三十年代起的“林中路”的，只有忘掉《存在和时间》，才能接受海德格尔在三十年代起所提出的存在的地方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