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中自由心证的裁判方法及司法适用

民事诉讼中自由心证的裁判方法及司法适用

一、引言

自由心证，是指对于证据的取舍、评价以及事实的认定，法律原则上不预先规定，而是交给法官自由判断的原则或者制度。作为对法定证据和刑讯逼供的反动，近代自由心证发端于法国，之后迅速推广，成为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根基。英美法系证据制度的发展历程与大陆法系截然不同，但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其核心理念同样是“自由的证据评价”。2001年《民事证据规定》第64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一般认为，这一规定在证据判断方面采纳了现代自由心证原则。2015年《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5条就此作了大同小异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最高人民法院杜万华大法官认为，“此规定虽然抽象，但对自由心证是比较准确的描述。”2019年底颁布的《民事证据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第85条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原《民事证据规定》第64条的内容。

杜万华大法官在上引文章中谈到了自由心证的“操作方法”：“法官审核认定证据时必须坚持依法原则，法律规定的证据规则和程序不能违背。全面原则要坚持。要符合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历，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内心确信，内心确信以后要把确信在裁判文书中或在法庭庭审中公开，即公开心证的过程……简单的案子要在法庭上说清楚。如果是普通案件，必须把对证据的采信和事实的认定，特别是有争议的部分，用裁判文书说出来，这是自由心证的操作方法。”结合这一论述，可以从《民事证据规定》第85条中提炼出我国民事诉讼自由心证的几点原则和要求，即依法原则，全面、客观原则，运用逻辑推理、经验法则以及充分说理。本文的任务，就是运用自由心证的一般原理，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此前援引2001年《民事证据规定》第64条和《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5条作出的裁判文书，对上述原则进行初步的展开。

二、依法原则

自由心证强调法官对证据和事实的自由评价，以法官内心确信作为确定待证事实真伪的终极标准。但这种自由当然不是没有约束的。如果说内心确信表达了自由心证“从心所欲”的一面，那么对于证据调查的各种法律规定，就反映了自由心证“不逾矩”的一面。按照《民事证据规定》第85条，人民法官在证据的审核认定应当“按照法定程序”“依照法律规定”进行。由这些规定，可以提炼出我国民事诉讼自由心证应当遵守的“依法原则”。

就内容而言，现行法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法律规范大致可以分为3类，其中每一类都可能对自由心证构成约束。第一类是证据裁判规范，主要包括自由心证和证据评价的原则性规定、证明责任规范、证明标准规范、自认规范和法律推定规范等。这些规范构成了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基本框架，所有的证明活动都应当在这些规范的指引下进行。第二类是证据调查的程序性规范，主要是关于证据调查、收集、审查、认定的程序性规定。2019年《民事证据规定》大大增加在证据保全、鉴定、当事人陈述、证人出庭、文书提出、电子数据等方面的规定，其中大部分属于证据调查的程序性规范。第三类是法定证据规则。自由心证并非完全排除法定证据规则的存在，无论是作为特定司法政策的反映，还是作为司法证明经验的固定，各国民事证据法中都保留了一定数量的法定证据规则。这些法定证据规则对自由心证构成了直接的限制，法官在对这些规范中涉及的证据进行评价时，必须遵守相关法律规定。

案例1：在H某因与广州X公司等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不服二审判决申请再审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裁定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一审第三人Z公司是否实际向X公司支付了案涉305个车位的价款港币7991万元。最高人民法院援引《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民事证据规定》第2条第1款、《民事诉讼法解释》第90条第1款认为，这些规定确定了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即“举证义务存在于主张之人，不存在于否定之人”。同时，援引《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8条第1款认为，H某、Z公司主张Z公司已经支付了案涉305个车位的购买款港币7991万元，对于该事实，H某、Z公司负有证明“该付款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举证证明责任。对此，H某提交了8张由X公司开具的收据，Z公司提交了2001年6月8日兴盛公司向正威公司出具的表示需要延迟交付车位的函件及2005年8月3日X公司和ZN公司就案涉车位第一次拍卖签订的《关于车位的产权交接会议纪要》。在对上述证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裁定最后援引《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5条认为，H某、Z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Z公

司已支付X公司车位购买款港币7991万元”这一事实的发生具有高度盖然性，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案例2：在H公司因与D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不服二审判决申请再审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裁定认为，本案再审阶段的争议焦点之一是“D公司提交的公证保全证据中的涉案爱地漆包装罐是否为伪造”。D公司提交了其印有“滑雪人物版面”的“IadI爱地漆”包装罐的两份证据保全公证书，据此主张涉案包装罐在1995年12月17日吴江市的固定电话号码升位之前已经生产完成，因此该包装罐上使用的“滑雪人物版面”包装装潢构成了在先使用。H公司主张公证书中显示的涉案包装罐是伪造的证据，应对该项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援引《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5条、第108条认为，“对于H公司为证明D 公司提交的涉案包装罐为伪造的证据的证明标准，应该充分考虑到由于该公司无法获得D公司伪造涉案包装罐的直接证据的客观困难，因此应该根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证据规则的规定，公平、合理地确定H公司的证明标准……”在此基础上，裁定对本案相关证据进行了详尽分析，认定D公司提交的武汉第0835号公证书、吴江第1504号公证书中所指的涉案包装罐是伪证，不予采信。

上述两个案例的一个共同点是，都结合现行法关于证明责任分配和证明标准的相关规定，对本案待证事实能否成立进行了分析。应该说，这在疑难案件的证据调查和事实认定中是非常必要的。证明责任分配决定了证明活动的主体，法定证明标准决定了证明所需达到的标准和尺度，这两个制度互相配合，为自由心证划定了框架和边界。其中，案例1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直接融入到对证据的整体评价中，从而不仅从事实上、而且从法律上回答了为何不能认定再审申请人主张的事实。案例2涉及对公证文书证明内容的真伪，由于公证证据的形成完全在证明责任主体的控制之外，最高人民法院对这一否定性证明的证明标准做了适当调整。一方面，公证文书的内容具有很高的证明力，要推翻非常困难。另一方面，再审申请人提供的证据都是间接证据，如果按照一般民事诉讼中的把握，未必能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这种情况下，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法定证明标准作出适当调整，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具有重大意义。上述分析整体上较为得体，也确实为案件中的证据调查确立了方向，为裁判文书中的事实说理设定了框架。

但从法律适用的角度，两个裁定也尚有待提高之处。这主要表现在证明责任分析环节。案例1中，法官通过援引《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2条第1款、《民诉法司法解释》第90条第1款认为，“举证义务存在于主张之人，不存在于否定之人”。尽管在本案中，将涉案款项已经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