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悲剧特点比较与分析

中西方悲剧特点比较与分析■邹红人总是处于不断的追求中，在这个追求过程中人必然要经历苦恼、不幸、哀痛甚至毁灭，这就是人类的悲剧。

一个民族文化的成熟与否与这一民族是否有着深刻而理性的悲剧精神密切相关。

中西方对悲剧和悲剧精神的探讨渊源已久，现代意义上的悲剧源于西方，古希腊的悲剧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悲剧体系，并且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形成一个系统的悲剧美学体系。

中国历代文艺理论的著述中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悲剧这一概念，却也有明确的悲剧意识。

中西民族由于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的不同，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悲剧审美体系。

邱紫华曾指出：“与西方悲剧冲突中那种尖锐的、不可退让的血淋淋方式很不相同，中国悲剧作品表现冲突的方式很难体现激扬高蹈的悲剧精神，而这正是中国民族性格的一种表现。

”中西方民族的悲剧意识产生于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之下，这种差异是本质的，具有深远的历史传承性。

一、中西方悲剧概念及其分类悲剧是以剧中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及其悲惨的结局构成基本内容的作品，它的主人翁大都是人们理想、愿望的代表者。

悲剧以悲惨的结局来揭示生活中的罪恶。

鲁迅在论及悲剧社会性冲突时指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从而激起观众的悲愤及崇敬，达到提高思想情操的目的。

世界最早的悲剧是希腊悲剧，如著名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戏剧家们，把悲剧艺术推向了高峰。

中国古典戏曲中也曾涌现出很多杰出的悲剧作品，如杂剧《窦娥冤》、《桃花扇》，传统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等，都是屡演不衰的优秀悲剧作品。

悲剧，素来被誉为艺术的“最高阶段”，以其深沉激昂的艺术精神和艺术魅力震撼和感召着世人。

悲剧一词在西方文化用语中包含三层意思：(1)作为戏剧的一个种类；(2)人类生活中的悲剧性；(3)对悲剧性进行文化观念把握的悲剧意识。

在西方戏剧史上，悲剧往往描述主人翁所从事的事业，由于恶势力的干扰迫害和主人翁自身性格的弱点或过失而导致事业失败乃至毁灭，表现出较强的个体自主意识。

而在中国戏剧发展过程中，最扣人心弦的是。

哀曲”、“怨情”和惨绝悲极的内容情节，苦、哀、怨是中国古代悲剧的特质，个体自主意识较弱。

在抗争的力度上弱于西方悲剧。

中西方悲剧的不同是因为不同的文化根源所致。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书把悲剧分为复杂情节悲剧、性格悲剧(或命运悲剧)、情景悲剧和苦难悲剧等四种类型。

之后西方文论界出现了诸多悲剧理论，有的是对亚氏思想的坚持，有的是对亚氏思想的修正和发展，关注的议题和理论活动的空间并没有越出《诗学》的理论格局。

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出了三种类型的悲剧：命运悲剧(古希腊悲剧)，性格悲剧(文艺复兴时期悲剧，尤其是莎士比亚的悲剧)和伦理冲突悲剧(近代悲剧)。

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把悲剧分为三种类型：主人公性格缺陷导致的悲剧，盲目命运导致的悲剧和社会地位相互对立导致的悲剧。

后来也有人把悲剧的类型概括为四种：命运悲剧(神秘力量左右现实人生)；性格悲剧(性格内在矛盾冲突)；社会悲剧(社会不平等、不合理造成的人生悲剧，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历史悲剧(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的矛盾冲突)。

对比西方悲剧，中国悲剧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古典高悲剧，包括《赵氏孤儿》、《精忠旗》、《精忠谱》，主要描述主人翁的英雄主义精神和斗争气概。

第二类是变异的古典高悲剧，典型的有《汉宫秋》，主要从悲剧气氛上加以考察。

第三类是市民悲剧，也可以叫做社会悲剧，反映个体与社会的矛盾，人的悲剧情怀，包括《窦娥冤》、《琵琶记》、《桃花扇》；表现爱情、相思及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如《娇红记》、《长生殿》、《雷峰塔》等，主要从情感的平民化、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主题上加以对比。

二、中西方悲剧外在形式的差别比较(一)不同的悲剧主人翁按西方观众的审美心理，悲剧，是“对最重要最伟大的人物的一种模仿”。

传统西方悲剧都是以皇家贵族和英雄豪杰为主角。

在西方人眼中悲剧的主人翁和英雄是同义词，英雄本人是时代骄子，但却遭受深重不幸，其身份和境遇形成强烈对比，因而具有震撼力量。

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索福克罗斯描写的俄狄浦斯，欧里庇得斯笔下的美狄亚等都属于西方悲剧中的英雄人物。

最典型的是丹麦王子哈姆雷特。

与西方悲剧相反，中国古典悲剧的主人翁一般是弱小善良、无辜受害的小人物，尤其是出于社会最底层的妇女。

如《窦娥冤》中的窦娥就是一个没有反抗能力的弱小女子，她3岁失去母亲，7岁到蔡婆家做媳妇，17岁成亲，不久丈夫去世。

面对接二连三的不幸，她只能被动地忍受，把痛苦看做命运的安排，是前世的报应。

像窦娥这样的弱女子还有很多，《琵琶记>中的赵五娘、《桃花扇)ee的李香君，还有杜十娘、秦香莲等。

这些薄命女子越是娇小、柔弱、温顺、和善，当她们备受摧残、遭受苦难时，就越发显得无辜、凄惨和可悲，令人同情和怜悯。

观众从她们的遭遇中所获得的悲剧美，不是由于其地位的高贵和命运惨痛的比照，而是因为善良本性和悲苦结局的反差。

(二)不同的悲剧性格中西悲剧主人翁不同的性格弱点直接导致各自悲剧的形成，这种差异也是中西民族的性格差异：中国人重克己的认同人格，强调家庭本位，突出家庭乃至国家的利益；而西方人重扬己的独立人格，奉行个人本位，以自我为中心，注重个人的人格尊严。

具有独立人格的西方悲剧显得独立而崇高。

而具有认同人格的中国古代悲剧人物则显得悲苦凄怨。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群体为本位的社会，强调向内调和，宗法制的国家形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僵化统一的思想教育、温柔敦厚的道德说教等，造成了个人服从社会、个人认同社会的克己思维模式。

在中国悲剧中，强大的社会力量往往支配着悲剧主人翁的性格，不允许他做出个人的独立判断，过于浓厚的群体意识使得个体人格趋于依附认同，把个人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整合同化到群体中去，他们只能放弃寻求和实现自身价值的特殊性和独立性，按照群体意愿行动，如果执意要追求个体的人格独立，结果只能是被社会吞噬，在现实中被毁灭。

因此中国的悲剧主人翁只能牺牲个人的追求，在不幸中隐忍，把自由与幸福寄托于来世。

梁山伯与祝英台不得不为了家族安宁，用殉情来成全来世的爱情；《汉宫秋》中的王昭君，为了解除国家危难，不得不出塞和番，最后投江自尽；《长生殿》中的杨贵妃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不得不命丧马嵬坡；<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面对爱情与家庭、伦理的激烈冲突，不得不以牺牲自己的爱情作为化解矛盾的筹码。

这些都是中国克己人格的体现。

克己思维导致中国悲剧讲究情感抒发的适度，把最初的矛盾化为最终的和谐。

而西方社会是一个以个体为本位的社会，强调向外扩张。

在西方性格悲剧中，主人翁都具有鲜明的个性，他们具有独立判断性，能够做出毫不妥协的选择，甚至把个人的判断力凌驾于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之上，这种过于独立的判断往往带有浓厚的情感色彩，近乎武断，从而产生不理智的举动。

走向意志的反面。

美狄亚为了报复伊阿宋的忘恩负义，竟然亲手杀死自己与伊阿宋的孩子；李尔王性情暴戾，听信谗言，驱逐爱女及朝臣；《熙德》中的贵族老臣杰葛仅为了报高迈斯的一耳光之仇，竟然与其子决斗并杀死了他。

卡斯特尔维特洛这样描述西方悲剧主人翁及他们的行为：“悲剧里的人物地位显贵，意气风发，心性高傲，勇于追求自己的目标，倘使受到伤害或是将要受到伤害，他们绝不到衙门告状，也绝不忍气吞声，而是听从自己情感的驱使，把自己的行为当法律，为了复仇杀死他人或近亲，甚至在绝望之余，杀死自己。

”(三)不同的悲剧冲突西方悲剧所揭示的是人与无法制伏的异己力量的抗争与冲突。

《俄狄浦斯王》中，异己力量表现为英雄意志所遭遇的不可知的命运；在《哈姆雷特》中，异己力量是主人翁性格中的弱点(软弱和犹豫)；在《人民公敌》中，异己力量是某种与主人翁为敌的社会势力。

在这些矛盾中，人是主动出击的，冲突逐步升级。

个体的人努力地想摆脱冥冥中的宿命，想通过自己的进取和拼搏把握自己的生命航程，然而他们越是努力越接近置他们于死地的泥潭，越是艰辛和痛苦地走路，就越来越深地陷在沼泽中。

俄狄浦斯为了摆脱杀父娶母的宿命而流浪，却在逃离的路上杀害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娶了自己的亲生母亲；当瘟疫在国内横行的时候，他决定亲自找出那个杀父娶母的人，但他越是真诚地为民除害，就越被逼近自我毁灭。

这种针锋相对的斗争，把悲剧冲突推向高潮。

而中国古典悲剧描写的主要是主人翁悲惨的遭遇，不是剧烈的冲突。

《窦娥冤》是个典型的例子。

窦娥缺乏斗争意识，把自己的不幸看做命运的安排，既然命运决定了她的不幸，只好安分地修来世。

她拒绝嫁给张驴儿为妻，主要是囿于封建礼教。

她为救婆婆屈打成招，也是出于“孝”心。

在整个过程中，窦娥步步退让，直到上了刑场，她也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无辜，只有靠上天为她作证，因此，她的抗争显得被动而没有力度。

不仅如此，中国戏剧的悲剧冲突还带有伦理评判性质。

作家总是以奸害忠、恶毁善、邪压正、丑贬美的故事呼吁人们制伏奸、恶、邪、丑，伸张忠、善、正、美。

如《赵氏孤儿》中，奸臣搜孤步步紧逼，忠臣救孤处处设防，一个个忠义之士凛然献身。

在惨烈的悲剧气氛中，表达了声讨奸恶、颂扬忠良的道德批判主题。

(四)不同的悲剧结局中西悲剧的结局也有着根本的区别。

西方悲剧的结局是英雄用生命去斗争，以证明斗争的必要性及其重大意义，是冲突的自热化。

如《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在悲剧结束时，充分体现了一种毫不后悔的自我牺牲精神。

他用自己的生命来证明斗争的彻底性及其重大意义。

哈姆雷特悲壮地死去，他的敌人也化为乌有。

他的人文思想，通过这场毁灭性的斗争得到了升华，显得更加不可战胜。

与哈姆雷特一样，《雅典的泰门》中的泰门、《安提戈涅》中的安提戈涅等，都是这类人物。

有的悲剧人物虽然没死，但也遭受到巨大的苦难，俄狄浦斯王就是一例。

与西方悲剧相反，中国的苦戏往往以喜剧形式结尾，所谓先苦后甜，苦尽甘来，是冲突的和解。

如《琵琶记》中苦命的赵五娘，在历经磨难之后，终于得到身为高官的丈夫的承认，忠孝两全，以合家大团圆收场。

有的戏剧为了表现团圆的大结局，不惜把现实中不能兑现的“团圆”搬到阴曹地府或天界仙境。

但是，这种令人高兴的结局一般不是主人翁自己争取的，而是借助一种外在力量实现的。

如《雷峰塔》、《精忠旗》、《长生殿》等，便是类似结尾的典型例子。

三、中西方悲剧差异的文化根源分析西方社会从古希腊开始就有海洋文化和商业文化的特征，崇尚个性和自由，富于冒险和开拓，讲求力量和技术，具有批判精神、怀疑态度和否定勇气。

圣经中亚当和夏娃偷吃知识树上的禁果便是西方人敢于怀疑、敢于探索的象征，所以，西方悲剧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他们的怀疑与判断能力。

在西方人看来，和谐不是产生于不同事物或因素问的协调同一，而是相反，产生于对立面的斗争，通过斗争达到的和谐才是真正的和谐。

在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认识上，他们都强调以斗争求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