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文选》类总集的编纂体例与选文范围 ——中国古代总集分体_1

历代《文选》类总集的编纂体例与选文范围——中国古代总集分体

一、总集的生成及其编纂体例所谓总集，指的是按照一定的体例收录不同作者诗文作品的图书文献。在中国古代图书文献中，春秋时代编纂成书的《诗三百》应是第一部诗歌总集。但早在西汉，人们就把《诗三百》视为儒家经典，称为《诗经》；从东汉刘向父子的《七略》开始，历代书目都将《诗经》列入“经部”，而不把它当作总集[ ①] 。刘向辑录的《楚辞》，收录屈原、宋玉等人的诗歌作品，原本也应属于诗歌总集。《四库全书总目》卷148 《楚辞章句》提要即云：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九辨》、《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及向所作《九叹》，共为《楚辞》十六篇，是为总

集之祖。[ ②]但在历代书目中，又一直以“楚辞”别为一门，与集部的“总集”、“别集”并立[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148 “楚辞类序”称：《隋志》集部以“楚辞”别为一门，历代因之。盖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着也。[ ④]按《隋书》卷35 《经籍四·集志》分集部为三类：楚辞类、总集类和别集类。其“楚辞类序”云：《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 ⑤]既然后世文人在楚辞写作的体例与风格两方面都难以

为继，那么就只能将楚辞单列一类，与后世的总集判然而别。正因为如此，《四库全书总目》卷186 “总集类序”说：

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

始。其书虽佚，其论尚散见《艺文类聚》中，盖分体编录者也。[ ⑥] 以西晋挚

虞的《文章流别集》为总集编纂体例之始，其说亦本于《隋书》卷35 《经籍四·集志》：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滋以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

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 ⑦]挚虞所作，据《隋书·经籍志》着录，有《文章流别集》41卷，《文章流别志》、《文章流别论》各2 卷

[ ⑧] 。“集”选录各体文章，“志”着录篇目及作家简历，“论”评述各体文章的源流、优劣，三者别名，合为一书，体例详尽完备。这是现有着录的最早的收录各体文章的着作，可惜早已佚失，唯遗残篇，无法睹其全貌[ ⑨] 。在挚虞之前，实已有总集的编纂。现知最早的总集，是王逸的“《汉诗》百二十三篇”

[ ⑩] 。此外，见于《隋书·经籍志》着录，在挚虞之前或同时编纂的总集，尚有：

杜预《善文》，应璩《书林》，傅玄《七林》，荀勖《晋歌诗》、《晋燕乐歌辞》，陈寿、《魏名臣奏事》，荀绰《古今五言诗美文》，陈勰《杂碑》、《碑文》等[11] 。但这些总集大抵都是汇聚某一体文章为一编的，与《文章流别集》的总汇各体文章有别。也许正因为如此，《隋书·经籍志》才以《文章流别集》作为总集的发铏之作。从总体上说，总集兴起于曹魏西晋之际，这是大致可以断定的。要而言之，总集的生成，盖由于东汉末年之后，别集繁兴，所谓“众家之集，日滋以广”，于是为了避免读者翻检之劳倦，便于作者属辞之取则，各种文集总钞便逐渐涌现[12] 。由此可见，总集生成的最初动因，不是为了保存典籍，而是为了读者和作者的实用。易言之，便于读者翻检和作者取则，这是总集的原初功能。南朝梁萧统《文选序》说：余监抚馀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辞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

精英，而欲兼功，太半难矣！[13] 正因为作品繁多，难于兼功，所以萧统不得不“略其芜秽，集其精英”，编为总集，以为当世作者写作的范式。上引《隋书·经籍志》所说的“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唐李善《上〈文选注〉表》所说的“后进英髦，咸资准的”[14] ，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总集的这一原初功能，实本于类书。类书的功能，正如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序》所说的：“俾夫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可以折衷今古，宪章坟典云尔。”[15] 至于后世，“文集日兴，散无统纪”，为免散佚，才有了收罗全备的总集。因此，《四库全书总目》卷186 “总集类序”认为，综观历代作为“文章之衡鉴，着作之渊薮”的总集，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即从收集保存古典文献出发，尽量求全求备，辑集零章散篇，汇录全文，编成全集性的总集，如《全唐诗》、《全唐文》之类；二是“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即按照一定的标准和要求，择优精选，辑成选集、选本之类的总集，

如《唐文粹》、《皇朝文鉴》、《国朝文类》之类[16] 。正因为总集的原初功能是便于读者翻检和作者取则，因此从挚虞《文章流别集》发端，“类聚区分”[17] ，“分体编录”[18] ，即区别不同文体加以选编着录，便成为总集的基本编纂体例。因为分体编录，以类相从，使用者就可以便捷地“按图索骥”，根据自身写作的需要，翻检和阅读前人的相关作品，作为写作的楷模[19] 。因此早期总集基本的编纂体例便是“分体编录”，如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南朝梁萧统的《文选》等都是如此。由此而派生出一种别体，即辑录一代或历代同一体裁作品的总集，如南朝陈徐陵的《玉台新咏》[20] 。于是，总集编纂与文体分类，从一开始便相因相成：总集编纂成为文体分类的胚胎，文体分类成为总集编纂的根据。

那么，分体编录的总集又有哪些具体的基本体例呢？因为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早已散佚，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首推《文选》，而

且在实际上《文选》也成为后世编纂诗文总集的主要蓝本，因此我们便从《文选》入手，

归纳分体编录的总集的基本体例。《文选》为南朝梁太子萧统组织编纂[21] ，萧统死后谥号“昭明”，所以此书后世又习称《昭明文选》。全书30卷，共收录先秦至南朝梁的作家130家，作品700 余篇。萧统《文选序》云：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犠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尝试论之曰：诗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自兹以降，源流实繁。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戒畋游则有《长杨》、《羽猎》之制。若其纪一事，咏一物，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