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中国哲学第十讲先秦名家

历来讲述名家都从孔子的「正名」说起，但又都区别不开名家兴起的现实机缘与名家的本质，每每将二者纠缠在一起（注二）。
如此，名家既是渊源于孔子的正名，那么孔子算不算是名家呢？ 从来没有人以孔子为名家。
孔子既不是名家，但讲名家又总始自正名，那么孔子与名家该如何区别呢？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将名家的本质与名家的现实上兴起的机缘区别开来。
庄子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齐物论篇） 也是「合同异」，这就是玄理地谈。
惠施名理地谈「合同异」有个最后的目标，即「泛爱万物而天地一体」。
各个等级所用的服饰、器皿都有一定的规定，不能僭越，就是要名器相符。
到春秋战国时，大体这些名器都乖乱而无法维持了。
孔子就是针对此而提出「正名」。
名家的学问不是针对周文疲弊而有的反应，也未提出什么对治的办法，因此它是个派生物。
但它派生的机缘仍是由于名实乖乱，名器乖乱。
所以孔子的「正名」就是名家兴起的现实机缘，而不是它的本质。
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
」这是两句合一条的。
若「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是三条，那么「小同异」、「大同异」那一条就当是两条而不是一条。
在「南方无穷而有穷」之前并未有以一句为一条的，为什么单单这几句就当该是一句一条呢？若是一句一条，则「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不也可以看成两条吗？ 那么全部就不只十条而是好几十条了。
如此一来「燕之北，越之南」不是背道而驰的了吗？ 但又说「天下之中央」是「燕之北，越之南」，这很明显地是假定了「宇宙是圆的」。
若依直线或欧氏几何，两个背道而驰的方向如何能相合而得出天下的中央呢？ 可见惠施于此有个洞见，即「宇宙是圆的」。
唯有如此，向南直走或向北直走都会顺着宇宙之圆而相会于一处，那便是天下之中央。
由此，我们也可以确定天下篇中关于惠施之「合同异」的记载，实际上只有八条而不是一般所认为的十条，并且都是可理解的。
比如「物方生方死」这句话。
什么是「生」、「死」？「生」没有自性，因此「生」不能自成其为「生」，「死」亦不能自成其为「死」。
好像高低，也不是一定的（「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即是此意。
对于这个问题，大家仔细想想就可以知道。
尽管惠施有此错觉，但我们也不能因此便抹杀掉他在此所表示的「宇宙是圆的」这个洞见。
这洞见是可理解的，因此说「连环可解也」。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也表示了这个洞见。
由此可知，这段话表面上虽似矛盾而不可理解，但事实上是可理解的，这是一个名理的问题。
所以「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这三句话不能看成是三条，这也和「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一样，也是两、三句合起来为一条。
顺此，天下篇所记的惠施之言都是可理解的，它的意思都可以清楚地讲出来。
「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
」合为一条的意思就是： 前二句表面的矛盾，事实上是可理解的。
我们这就必须要进到名家的内部去考察它的文献。
这步工作并不很容易，因为名家的文献不若儒、道等家那样清楚，而且也并不完备，故整饬性、系统性亦不若儒、道等家，但大体那些可以让人联想到苟察缴绕、琦辞怪说的语句仍可以使之成为可理解的。
名家的文字不很通也不很容易了解，历来也没有人能完全弄得明白，因此必须下点文字的工夫，一句句的疏解出来。
庄子天下篇详细地记载了惠施的「历物之意」，即「合同异」之说，那些话大体都可以讲得清楚。
如：「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
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
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注七）这些话不但有思理而且可理解，并不是苛察缴绕、琦辞怪说。
「连环可解也」并不是独立的一条，而是对前二句的提示。
「连环」是副词，天下篇言「其书虽?玮，连犿无伤也。
」语中的「连犿」，用字虽不同，但意思相同。
「连犿无伤也」意为「宛转无妨碍」，「连环可解也」意为「圆转可理解」，也是个提示语，并不是独立的一条。
把「连环可解也」当作独立的一条，就应是「解连环」。
因此这个「苛」不一定是坏。
察事要精当然就必须要苛，苛是严格的意思。
要求严格并不一定是坏，一般的专门学问都有这个特性，缴绕也是如此。
康德的著作就是苛察缴绕，逻辑分析则更是苛察，此如有对if-then（如果……则） 就可以分析出好几万字来，康德还不到这种程度。
一般而言，凡是专门的学问，不管是逻辑或哲学，都免不了苛察缴绕，由此看来，苛察缴绕也不一定是坏。
居君之位而无君之德，就是名、实不相应，也就是君不成其为君。
臣、父、子也是如此。
有「君」之「名」而无「君」之「实」，就是「名实乖乱」，顺此而有所谓的「名器乖乱」。
在贵族社会里，自周天子以下，任何一个等级在社会组织中都有一定的身份，即「名」，跟著名而来，就有一套装饰，即庄严、文饰、就是「器」。
在此情形下，有时候用一句很简单的话就可以直接表示出来的意思，他们却绕很多圈子来说，这就是「缴绕」。
合起来就是「苛察缴绕」。
一般人不会这么噜苏，所以「苛察缴绕」不能为一般人所接受，就一般人的感觉来讲，这是个坏的评估。
凡学问进入专门性时，都不是一般人所能接受的。
「苛察缴绕」的「苛」字就是对着一般人的感觉、常识见地而说的。
） 「物方生方死」就是化除生死的对立差别。
惠施把一些相异的观念皆予以化除，其目的就在于由此而达到「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天下篇） 的目标。
言「物方生方死」是将生与死的对立化除，此表示生与死的对偶性（duality） 不能成立。
庄子说「彼是方生之说也」（齐物论篇） 。
庄子的齐物论要平齐是非就非冲破对偶性不可，是非、善恶、生死等都是对偶，而惠施的「方生之说」正表示生死的对偶性不能成立，所以庄子就利用惠施的「方生之说」来讲他的齐物论。
因而「南方无穷而有穷」若真是「连环可解也」，则宇宙必是圆的。
惠施的这句话就有这个洞见。
但惠施这句话中包含了一个错觉。
「南方无穷而有穷」是从空间而言，而「今日适越而昔来」则是个时间的问题。
惠施把时间的问题空间化而将时空混一。
可是时间只有一度（one dimension） ，不能和空间混同，如何可以随空间之圆而逆倒回来，而说「今日适越而昔来」亦「连环可解也」呢？ 因此说惠施在此有一错觉。
但是司马谈说时完全是坏的意思，因为司马谈并不是名家，他是照着一般人的感觉来说的。
但再进一步客观地看，若苛察缴绕得有所当，就不必是劣义。
比如康德以及逻辑分析家固然是苛察缴绕，但他们这些分析本身都很合逻辑，而且很有结构，一步步都很严谨细密。
那么客观地讲，这种有所当的苛察缴绕就不算坏。
但是假若分析得无所当，或者出奇得惊世骇俗，那么就是客观地讲，它也完全是坏的意思，就是「能服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注四）。
这是两种不同的型态，但一般人往往将二者混同，都被视为作坚白同异之辩（注六）。
事实上，「离坚白」与「合同异」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型态，前者属公孙龙的思理，后者属是只有两个人。
名家出现的现实机缘是孔子的「正名」。
在此之前，有晋国的邓析，是个法律学家；在此之后，名家的中坚人物就是惠施与公孙龙。
因此「连环可解也」不能看成是独立的一条，而应是对上二句的提示。
「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就是把宇宙看成圆的。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也是这个意思。
燕是现在的河北，在中国的北方，「燕之北」就是由北方再往北。
越是现在的浙江，即中国的南方，「越之南」就是由南方再往南。
司马谈评名家「苛察缴绕」也有这层意思。
荀子评名家为「琦辞怪说」（注五），这也是个不好的评估。
同样地，若名家真是无当，那么这个琦辞怪说就是不好的意思；但若它之为琦辞怪说只是对着一般人而言，而客观地仍有所当，那么它之为琦辞怪说就不一定是坏。
但荀子说「治怪说，玩琦辞」，就是对名家的坏的客观评价。
「至大无外，谓之大一。
……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历来都对这段文献分成十条（注八），但依我看，应只分八条。
所以有十条，是因为将「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这三句话看成是独立的三条（注九）。
天下篇这段文字都是二、三句合起来表示一个意思，没有以一句为一条的。
例如「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
名家的人物都很精察，一些平常人注意不到的事，他们都注意到了，因此加个「苛」字而成「苛察」。
「苛察」而不必能如实，则缴绕繁琐徒乱人意。
名家人物大体是战国四大公子所养的士，即所谓的清客，公孙龙就是平原君所养的士。
他们平时没事就可以闲谈，有时言不及义，但有时也可能想到一些平常人想不到的问题。
周文发展到展到春秋战国时代，由于贵族生命的堕落和社会渐趋复杂而维持不住，即贵族们不能再维持周公所制作的那一套礼乐制度、名物度数。
贵族的生命一堕落，就不免名实乖乱、名器乖乱。
「名实乖乱」就是论语所说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注一）。
居君之位就有君之名，亦当有君之实即君之德。
一般的学术史论名家都由孔子的「正名」说起，而对名家的批评又以「苟察缴绕」与「琦辞怪说」这两句话为准，因而掩蔽了名家的本质，名家的学问也因此传不下来。
我们现在就要来重新检查。
首先我们把名家的现实机缘──孔子的「正名」──与名家的本质分开，二者是不同的。
其次要客观地检查名家的本质是否真的是劣义的「苟察缴绕」、「琦辞怪说」，即先秦名家究竟有没有客观的价值。
「南方无穷而有穷」，若按照直线来思考，无穷永远不可能成为有穷，如此这句话就是个矛盾；但若按照圆形来思考，则无论向南或向北一直前进，终会回到原处，如此就没有矛盾，因此是「连环可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