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哲学之要义及其当代意义

2002年1月

第31卷第1期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Hunan N ormal U niversity

Vol 31 No 1

Jan ,2002

马克思经济哲学之要义及其当代意义

吴晓明

(复旦大学哲学系,上海 200433)

摘 要:马克思对现代经济现象研究的真正成果是经济哲学,其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在于其以经济现象分析为基础的一般社会历史理论。马克思之诉诸政治经济学是与 解剖 市民社会的必要性联系在一起的,并以此在哲学上根本展开他的一般社会历史理论,这是马克思之 介入 经济学的原则高度。马克思的入手之处在于澄清国民经济学的前提,即异化劳动,从而以此划定了其哲学批判的界限。这对研究当代经济现象和社会生活仍具有必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国民经济学;市民社会;批判

中图分类号:B0 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2529(2002)01 0022 04

马克思对于现代经济现象研究的真正成果与其说是经济学,毋宁更正确地说是经济哲学。虽说这一成果对于社会科学领域 特别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 产生了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的源头乃在于其哲学变革,确切些说,在于与经济现象之批判分析本质相关的一般社会历史理论。马克思经济哲学的要义是经济学批判。而 批判 意味着澄清前提和划定界限。对于 前提 和 界限 的无意识虽说可以完全不影响到经济学科学,但却谈不上真正的经济哲学。这一区分非常重要,因为正是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才能确切地标志着他对现代经济现象研究所达到的那个原则高度,才意味着他对 前提 的把握和对 界限 的超越,才充分地揭示着其学说之深刻而持久的当代意义。

一、马克思的国民经济学批判

对于马克思来说,经济学批判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既来自于哲学立场上的改弦更张,又来自于对德国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批判。因此,马克思之转向经济学领域,不能用个人的主观兴趣来说明,也不能用经济学天生的优越性来说明。但如果我们非要在某种意义上谈论其 优越性 ,那么,它完全是历史地起源的,即:第一,社会生活本身的运动在现代提升了市民社会的重要意义;第二,经济学,作为典型的市民社会的科学(这一科学无论在性质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市民社会的),只是在哲学领悟到市民社会的本质重要性之际,其主导作用方始在理论上被意识到并且被揭示出来。马克思在后来回顾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时写道, 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 市民社会 ,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1](P82)在这里,关键之处有两个方面:其一是 市民社会 获得了最关根本的理论意义,换言之,国家和法的本质性被导回到市民社会;其二是出现了 解剖 市民社会的必要性,而经济学的重大意义是由这种解剖的必要性而被揭示出来的。

就哲学上的基本原则和理论关系而言,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这一方向的可能性来自于费尔巴哈,亦即来自于把神圣化的人的本质归结到其世俗

收稿日期:2000 11 22

作者简介:吴晓明(1957 ),男,江苏江阴人,教育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础上去的根本要求。但是,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却来自于马克思同费尔巴哈的差别,来自于 活动 原则之渐次进入感性-对象性的理解之中。费氏之直观的对象性无能进入 市民社会 ,因为它无能掌握市民社会之分裂与对立的关系,或者至少是无能使这种分裂与对立上升为矛盾关系的理解。因此,费尔巴哈便不得不诉诸 最高的直观 ,并因而与市民社会及其原则处于正面的对立中。

在这里我们要提到马克思当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 本质的矛盾 。正是这个概念才在哲学上真正提示了解剖市民社会的必要性。如果说对于社会的理解可以直接从哲学的直观中获得,那么所谓 解剖 就是完全不必要的(费尔巴哈);正像 本质的矛盾 如果可以借助思辨的中介作用或 推理 来加以解决,那么这种解剖也就无需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黑格尔)。因此,在社会概念仅仅依赖于哲学直观来建立的地方,也就是说,在社会本身的分裂尚未被严格地指示出来、在这种分裂尚未被理解为矛盾的地方,对市民社会的 解剖 就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正像在 现象的矛盾 直接被归结为 本质中的理念中的统一 时,这种解剖同样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

正是在哲学上超出这种界限的地方,马克思开始有必要诉诸为费尔巴哈所无视且为黑格尔所轻视的 所谓理论 (黑格尔语),即英国的经济学和法国的政治学。因为这二者乃是道道地地、彻头彻尾的市民社会的科学。正像英国的经济学家在市民社会的范围内表述了经济运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一样,法国第三等级的历史文献、启蒙思想家和复辟时期的历史家在同样的范围内表述了市民社会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和政治关系的规律。因此,在马克思指证市民社会的重要意义时,他也要求重估并把握 市民社会的科学 的意义。这种科学或理论的意义(此等意义完全是历史地生成的)在于:它们 要求市民等级和政治等级 分离 ,而且这样要求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这些理论以此表现现代社会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中,政治等级的要素不外是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现实关系的实际表现,是它们的分离的表现 [2](P338)。

由此可见,马克思之诉诸政治经济学是与 解剖 市民社会的必要性联系在一起的,而此种必要性又最关本质地涉及到一般社会历史理论在哲学根本上的开展。这是马克思之 介入 经济学的原则高度。忽视或抹煞这一高度,就会把马克思关于经济的学说变成单纯的 知性科学 ,即经验实证科学;而在这种科学本身的范围内,其客观性恰好就在于 遗忘 前提和界限,更不用说理解和把握此种前提及界限的历史的生成了。或缺了这样的原则高度,就根本谈不上 批判 。马克思所揭示的历史的客观性,完全不是在知性科学意义上或范围内的。认为马克思思想的进展就在于知性科学因素的扩张以及哲学因素的退缩(援引经济学科学的实证性),这完全就是误解;因为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那么,实验心理学或生物学和物理学就能使马克思的学说更其 科学 了。这样说并不是无类比附 这里的要害是还原论。

二、批判:澄清前提和划定界限

批判,作为哲学的基本功效之一,特别自康德以来得到明确、发展和巩固;在一定的意义上,马克思继承了这一伟大传统。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乃是马克思的学说的秘密和诞生地,它不仅清晰地反映着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在根底上的原初关联,而且由此种关联深刻地揭示着这一学说之主导的批判原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这部手稿起(零星的工作也许更早)直到 资本论 ,马克思在所谓经济学领域内的全部创制和作为皆当名之为 政治经济学批判 。我们特别强调它首先是并且始终是批判,因为离开了这一点,就谈不上真正的经济哲学,就会把马克思的科学混同于无批判的实证主义。

诚然,论到批判,在马克思那里当然不止于理论批判,就其在哲学上所实现的根本变革而言,主导的原则首先是实践批判( 实践批判的 活动)。至于理论与实践之对立在存在论基础上的瓦解和消除(参看 手稿 的说法 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 ),虽则至关重要,但还不是这里所要讨论的。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那样, 批判 之较为原初和一般的意义主要在于彼此相关的两方面,即澄清前提和划定界限。这一点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表现得异常明显。

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实际上是由于内部的矛盾而变得 支离破碎的原理 。这种支离破碎的状况非常明显地表现在国民经济学之诸多的二律背反中。姑举一例:劳动的全部产品本来属于劳动者,而且按理论来说也是如此;但同样按国民经济学的理论来说,劳动者实际上所能得到的只是他 绝对不可缺少的最小一部分产品 。如果用后来比较明确的方式来说,此种对立乃是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