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沦

教学目的：通过分析作品人物和艺术特色，理解以郁达夫《沉沦》为代表的自叙传抒情小说的独特价值。

教学时数：1.5学时
教学重点：作品体现的时代特征；主人公变态心理及成因。

教学难点：主人公变态心理及成因。

教学内容：
一、作者介绍
郁达夫（1896—1945）浙江富阳人，原名郁文。

一九一0年进美日长志会办的杭州育英学院。

因参加反对校长的风潮而被开除。

后在家自修。

1913年由其兄郁华常到日本，先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1915年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1918年进帝国大学经济科。

1921年7月，与郭沫若等创办创造社，开始文学生涯，同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沉沦》。

1922年毕业回国，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现代白话短篇小说集。

郁达夫很早丧父；封建包办婚姻给他灵魂深处留下了伤痕；身体虚弱又染上了肺病；加之长期的流浪生活和经济的窘迫，社会上的不平等待遇和祖国的贫弱，这一切一切的不幸，使他形成了多愁善感、自卑自贱、神经脆弱，而又嫉恶如仇的性格。

30年代郁达夫曾同鲁迅等人发起自由运动大同盟，参加左联。

后曾一度视破红尘，移居杭州，寄情山水。

抗战爆发后，他重新奋起，从武汉到南洋，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1945年9月，在苏门答腊岛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以身殉国。

郁达夫一生著作甚丰，小说、散文尤为脍炙人口，郭沫若称他为创造社的“擎天柱”。

二、作品产生的背景
《沉沦》定稿于1921年5月9日，是郁达夫的代表作。

作品直接表现人的变态性心理，在中国自郁达夫始，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题材领域，为郁达夫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应该说，郁达夫写作此作品的背景有如下几点：（一）个人生活及心理的压抑
17岁以前的郁达夫是在中国文化环境中长大的，接受的几乎全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

17岁时，郁达夫突然跻身于日本文化环境之中，两种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在年轻的郁达夫心中发生了激烈的冲撞。

这种冲撞是全面的，从灵到肉，从实际生活到社会思想，从个人到整个民族的矛盾，从两性关系到社会生活……
年轻的作家无法理解和承担这种由历失和民族造成的剧烈而实际的矛盾痛苦，也很难找到具体解决的办法，因而，这种矛盾和痛苦积聚而为苦闷，表现出哀伤乃至颓废的色彩。

对于青年郁达夫来说，影响最直接也最强烈的是两性关系的观念。

中国儒家道德的“严男女之大防”、“男女授受不亲”的训条不但能以直接的形式影响他的观念，而且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在他的身上得到传承。

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很守“规矩”的少年郁达夫几乎没有可能养成与同龄异性自由交往的习惯，也无法获得追求异性之爱的起码的知识与能力。

在性未能觉醒后，他又突然落入了性开放程度极高的日本文化环境之中，道德观念与本能欲望的冲突被大大强化了。

他在异性面前不能自由地表现自己，但本能的欲望和要求又使他既羡慕又嫉妒能自由交往的日本青年男女。

这里有性压抑带来的苦闷，也有因有道德观念受到摇撼时的惶恐、烦乱和焦急，使其心理发生变态。

同时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自身的发展加强了民族尊严感，于是对尚处于贫穷落后状态的中华民族表现出了明显的歧视，使郁达夫等成为这种歧视的直接承受者，使他们感到自己在异性面前没有与日本青年平等竞争的权利。

因此，性的苦闷、人生的苦闷（金钱、荣誉）和社会的苦闷（民族的贫穷与落后）有机地交织一处。

对民族贫弱状况的意识愈益加强了青春期的性苦闷，而性的苦闷又愈益加强了对民族贫弱状况的自觉意识。

民族贫穷落后——个人贫穷，不受尊重——在异性面前自卑，不能自由争取异性对自己的爱——性的压抑与性的苦闷——对民族贫弱状况的愈加痛苦的意识，这是郁达夫在留日时的一种痛苦的心灵体验，在《沉沦》中，他很好地表现了这种体验。

（二）“五四”时代特征
沈雁冰在为《小说日报》撰写的《创作的前途》一文中说“现代青年的烦闷，已至了极点。

”1921年进入了“五四”的现代知识青年在“五四”时期，以至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精神历程是个人“苦闷感”与对这苦闷氛围的冲决，个人“寂寞感”与摆脱寂寞的努力，个人“人生问题”的思考与思考的突破。

退潮时期，知识者人生思考中的苦闷，独战社会时的苦闷，塞满了他们的心灵，他们有叫不出的苦，喊不尽的哀。

于是“郁达夫，这个名字在《创造周报》
上出现，不久以后，成为一切年轻人最熟悉的名字了。

人人觉得郁达夫是个值得同情的人，是个朋友，因为人人皆可从他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模样。

”（沈从文《论中国小说创作》，《沈文集》第八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P172）这表明，郁达夫的名声源于他的才气，但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以自我表现的方式抒发了时代的苦闷，喊出了一代青年的共同心声。

在那个时代，这一代人由旧社会走出，身上满带着蜕变的痕迹，直接随着“过渡时代”的矛盾与痛苦，并为历史交接、文化更替付出了巨大的个人代价。

然而，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出路，甚而无法诉说自己的苦闷，郁达夫用惊世骇俗的语言说出了他们的苦闷——生的苦闷和性的苦闷，人生思考的苦闷，独战社会的苦闷。

（三）日本“私小说”的影响
郁达夫在日本时期，正是“私小说”的盛行期。

其特点表现为：
1．把“我”看成艺术基础，强调再现作家自己的生活道路，追求作家生活和作品的完全合一。

2．排斥理想，排斥技巧，不重外部事件的描写，着意于作家“心境”的直露描写。

3．“心境”描写带着冷寂、灰暗、忧郁、感伤，主张“颂欲”，暴露作家私生活，生活中肉欲的苦恼、官能的刺激及变态的性心理，以及虚伪的道德挑战。

这种写作态度方式恰与郁氏心理暗合。

①远离祖国亲人、身受歧视、倍感屈辱，深沉忧伤。

②国内“五四”运动中人的意识的觉醒，恰恰倡导着表现自我。

三、人物分析
bsp;郁达夫在其散文《零余者》中说：“我是一个真正的零余者！”“生在这里，世界和世界上的人类，也不能受一点益处，反之，我死了，世界和社会也没有一点损害。

”
这个“零余者”、“多余人”的感受，给他的创作暗示了一个主题和一种渲泄内心情感的方式，使他从自我的忧郁情绪出发，描绘，甚至夸饰“多余人”的种种病态心理。

（一）精于描绘主人公的痛苦和孤独
《沉沦》主人公总爱自愁自怜，他穷困潦倒，被社会主流意识所轻蔑抛弃，身受经济的和精神的多重压迫，既孤傲不群，又怜才自卑。

因此，“在常人感受到五分痛苦的地方”，他所感到的痛苦非增加到十分或十二分不可。

这些增加了的痛苦，不但属于主人公，也属于郁达夫及其读者，融合了一代青年的心声。

这就不难解释万人争阅《沉沦》的现象了。

主人公的孤独痛苦表现在诸多方面，大至在作品中有如下线索：
与世人绝不相容——敏感于别人的目光——在稠人广众之中，感到更孤独——仇恨日本人——仇恨中国人——仇恨自己的兄长。

在与人的相处之中，他将自己的痛苦和孤独转嫁了，于是与所有人对立，气量极其狭小。

这正是他自卑的一种体现，他需要在不相容、疏远和仇恨中减轻自己在众人面前的自卑感，从而缓冲自己的孤独、苦闷。

作家夸饰了这种孤独与痛苦，在主人公与世人间设置了一层厚厚的屏障，从而将这种情绪推向绝境。

当主人公无法承载这种孤独痛苦的时候，他就找寻着解脱的途径。

（二）着力揭示主人公对自然的病态眷恋。

作品中，当主人公的心灵已经走向死角，并几乎没有解脱的可能的时候，他走向自然，在美丽、清新，充满活力的自然中，抛弃颓丧，恢复满身的力气。

在自然的默示之下，忘掉仇恨，宽恕一切。

在此，大自然显然已成为主人公的情人，它是一个能够与主人公达到默契的生命。

主人公对自然的依恋已发展成了病态，成了主人公逃避现世的世外桃源。

（三）浓墨渲染主人公的性变态心理和行为
作家通过对主人公在性方面的巨大压抑和苦痛，把一个“弱国子民”人不人鬼不鬼的可怜形象揭示得淋漓尽致。

无疑是要求对于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正当权利的肯定和尊重，要求“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但这种要求得不到满足，这种迫切的要求最终转化为对爱情如饥似渴的追求和对女人肉体的神往和拥有。

但主人公心中有一种对性的不洁感，这与他的道德伦理观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更加剧了他内心的矛盾。

性道德的解放，在五·四时期，是被大声疾呼地倡导过的。

周作人说“一民族的文明程度之高下，即可以道德律的宽严简繁测定之，而性道德之解放与否足为标准……”（周作人《论做鸡蛋糕》）这是对向中国传统的封建道德和道学家的虚伪的挑战。

性解放被作为“人的觉醒”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里包含着对一个人正当权利的肯定和尊重，体现出“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一种要求。

郁达夫立足于反传统的基点，通过主人公在性方面的巨大压抑和痛苦，把一个“弱国子民”人不人鬼不鬼的可怜形象揭示得淋漓尽致。

作品将主人公清醒的理智和卑微的情感间的冲突写到了极致：
这种性格的形成有深刻的社会原因、鲜明时代色彩：
首先，由于祖国贫弱落后，在国外遭受难以容忍的民族歧视，却又得不到安慰。

“原来日本人轻视”
不敢说自己是哪里人，心里呼唤“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

其次，严重的自卑心理与多愁善感的气质，使他无法排解自己的心理压力。

这种迫切需要慰安同情的心态在他身上表现为对爱情如饥似渴的需
求，但性格又妨碍他去获得爱情，他胆怯自卑，不敢向任何人坦露——自抑
①遇到女学生慌乱——自悔
②在被窝里犯的罪恶——羞愧、恐惧、怕见人面
③偷看旅馆主人的女儿洗澡——怕得非常，羞得非常，喜欢得非常。

④到野外偷听一对男女幽会——一边打嘴巴，一面偷听，“你去死罢，你去死罢，你怎么会下流到这样的地步”
⑤踏进妓院大门——“我已变成了一个最下等的人了”
每一次变态的行为都激起更频繁的内心苦斗、自责、悔恨。

他意识到，他所企求的爱和同情，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获得的，极度失望——失去生活信心。

四、艺术特色
自我表现的主观性
激情化，寓于情感感染力，源自于作者的忧郁，直抒胸臆，——以充满激烈情绪的笔调写作，做坦率的自我解剖，长篇独白形式直接拨动读者心弦。

《沉沦》的故事并不曲折，全篇由八小节组成，每一节叙一事或一种心境，结构也不紧凑，叙述显得有些拖沓。

郁达夫并不善于讲故事，这篇小说如果从叙事的角度看，是并不怎么高明的，这都显示着初期现代小说的稚拙，但也有很吸引入的地方，那就是抒情。

《沉沦》在描写主人公心境变迁的时候，常用抒情的笔调，有时是通过主人公特殊的感觉去捕捉和描绘事物，使描写富于情感色彩或象征的含义。

如第一节写主人公避世的心情，那种融会于大自然的浪漫情怀，甚至感觉得到周围有“紫色的气息”；最后一节写主人公投海自尽前的种种神秘的幻觉也带有某些象征抒情的意味。

读这样的描写，会感到郁达夫是极富才情的诗人，他在用作诗写散文的笔法写小说，不讲求结构，语言也少锤炼，如果从小说的一般要求来衡量，似乎写得“不到位”，但读起来又很觉随意和畅快。

这种不拘形式的写法，也是郁达夫这篇小说获得成功的因素之一，因为“不拘”才彻底打破陈规旧习，就如同听惯了严整细密的“美声唱法”，偶尔听听“不经意”的流行歌曲，也会觉得很随意畅快。

郁达夫带给五四一代青年和后人的不是什么“深刻”和“完整”，而是一种才情，一份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