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书画名家李可政之国画艺术

赏当代中国国画名家李可政之著作
李可政，又名：常乐君。

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

当代中国书画名家，现任河南希望书画院院长，河南教育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家学会会员，中国青年油画家学会会员，青年艺术评论家，北方作家协会会员等职。

著作《常乐君艺术评论》一书，油画《归》，国画《荷香》，书法《诗词立轴》被美国北肯塔基州大学收藏，多幅禅画作品及书法作品被中国佛教协会、河南省佛教协会、少林寺、云阳寺、圣水寺等地收藏，油画代表作：《泉》、《无悔》、《永恒记忆》、《太行山上》、《青春》，《果林法师》等。

国画代表作：《残荷》、《达摩拜石》、《问道图》、《三教归一图》、《太白邀月》等。

国画作品《荷韵》捐于河南省希望工程。

自古以来，画荷的大师太多了，要想在这个领域再别出心裁，更显难度。

特殊的地方就在于水墨除了与人心近，与文化更近，因而没有足够的人文修养，根本无法探到它的底蕴。

更何况可政先生不是追求形式上的传统符号和元素——因为没有精神内涵的符号和元素，是不可能表达中国写意画的精神内涵的。

可政先生选择了这一主题，无疑是接受了挑战，因为要想在此类题材上取得成就，不仅需要过人的勤奋，更需要别出心裁的睿智。

国画的四君子中并没有荷花，但是如果论到中国大写意花鸟画最重要的题材，除了梅花以外，就应该是荷花了，荷花这一题材的重要，其理由，还是周敦颐的《爱莲说》写得好：“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

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

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自周敦颐的阐释之后，无论在自然、社会、艺术各个领域里，荷花的身份都有了这种独特的含义。

而且，近千年来，早已深入君子之心，“出淤泥而不染”，映照的正是一颗清虚正直、光明磊落、萧雅高洁的心。

即使是出世的释道二家，也赞许那淡泊宁静、出于尘外的莲子之心。

国人言语中咏荷，笔墨下更画荷，只是相同的植物，在不同画家那里，竟然会显出不同的风采来——既不是形态变了，也不是植物的秉性变了，而是生命的意趣变了，比如白石老人笔下的荷花，带着乡间池塘的质朴，而张大千笔下的荷花，则是文人园林中的华美。

李苦禅笔下的荷花，其朴厚一如其为人；而潘天寿的荷花，则是其鲠直性情的直接体现……但是不管什么形态和风格的笔墨，都是植根在心底，然后成就纸上的烟霞。

无疑，自学画以来，可政先生就在研习思考中国文化、中国水墨和写意精神，经过三十几年的探索，这种写意精神已经作为一种气质存在于可政先生的身上，而且成为笔下最根本、最本质的创作驱动力。

于是可政先生的笔下，已经不必拟石涛拟八大，只要一出手，就自然会流露出写意的情韵，这也成了可政先生观察事物、裁构画面的方法。

虽然在他的画中我们仍然可以依稀找到八大、石涛、潘天寿、李苦禅的感觉，但又没有一笔一墨是雷同于他们的。

所以可政先生虽然珍视传统，但他并不是匍匐在传统的脚下，而是借传统，探索写意画的高度。

美的探索和渲染，每一天都不停歇，笔墨里的芳香也一日浓似一日。

质言之，可政先生所画的荷花，融会了八大山人、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诸家之长，又济以现代人的审美感受，蕴藉如诗词，畅达如散文，直从画里延伸到画外，充满历史、文化、艺术的深度。

可政先生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有驾驭和布置大幅绘画的能力，因为他意识到，绝大多数的国画家因为种种条件的限制，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都只能称为“小品画家”，而新的时代需要新的鸿篇巨制，所以他总是尽力使用大尺幅的宣纸以表现整片荷塘的气魄与丰姿多彩之处。

可政先生的创作中，许多作品都是要表现身在荷塘之中的感觉，即自己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自荷塘中观看”，即进入“物”中去看——这样看的原因，不仅是近距离的，甚至是荷塘内部的，盛开的莲蓬，绽放的荷花，既有风雨现飘摇之态，也有朝露呈袅娜之姿，同时也由于水中其它植物的存在，烘托出一片充满生机的、热烈的、奔放的、饱满的意境，看似恣肆纵横，其实井然有序。

可政先生的荷花，用笔、意蕴，都传递着强烈的中国写意画的笔墨精神与美学意趣。

因为他画荷，既照顾到了荷花的客观真实性，如对花、叶、茎的关系交代得极其清楚，也根据画面的需要，依据自己的审美追求，趋向于构成，甚至半抽象化，将池塘里盛开的荷花升华为对生命的观照。

可政先生笔下的荷，既是随意的，又是理性的；既是谨慎的，又是放松的；既是写生的，又是写意的；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想的。

我们从中甚至可以读出周敦颐《爱莲说》的美学义蕴。

通过变幻多端的荷花，可政先生也注入了思想的力量——水墨氤氲间，意趣无穷。

中国传统绘画批评标准中，除了“气韵生动”之外，第二个标准就是“骨法用笔”。

我所以欣赏可政先生的绘画，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与许多花鸟画家拉开了距离：如果说有的画家是以柔、淡取胜，他则是以刚、厚取重；如果说有的画家是以轻、散取胜，他则是以重、聚取胜。

这一点除了是他的气质使然之外，还要得力于他在书法上的修为，比如他对汉隶和北碑的深入研习。

最为推崇北碑的康有为，曾经认为魏碑具备了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异，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骨肉丰美”。

无疑，这种种意象，都可以在可政先生笔
下的点画中得到印证。

可以说，可政先生是继八大山人、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之后擅长画荷的又一高手！
可政先生致其一生心志，寻求中正至正的创作理念，无疑是新一代画家，特别在中国画人物画创作上，他注重画外功，注重理论修养，探索出一条自己应该走的创作之路，寻求到一种能表达个人审美理念的方式，为自己今后的中国画创作确定了方向。

可政先生的画有强力的画面感，造型简洁，画中人物往往几根线条构成，有的甚至略去五官，强调“以书法入画”。

他以园润，有弹性，节奏感强的线条运用到绘画中，来追求他的“立骨”。

可政先生把色彩和点线面构图等西画元素引入中国写意画，拓展了画面，形成“大写意”风格。

他对色彩把握极富个性，富有诗意。

鲜明大块流动色彩的引入，大面积填色，使作品产生视觉幻象，如梦如幻。

艺术来源自生活，但高于生活。

艺术作品是作者主观与客观结合的创造性劳动成果。

可政先生在色彩运用上，更多体现了他的主观情感，对实物，光和色的独特认知，以极具个性的色调表现。

不同于西画，可政先生用色，填色，遵循着“密不透风，疏可走马”的传统构图法则，实质着是把西画元素合理运用于中国画。

无论是从中国画的创作理念，还是创作实践看，可政先生都走在了中国画时代的前列，成为今日中国画坛一个继承与创新的标杆式人物。

可政先生创作的作品，其虚实处理，看似恣肆和随意，然而却是可政先生积数十年之功力的深刻思考而来。

人的文化创造的本质是什么？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说，正如卡西尔在《人论》中提到：人是创造符号的动物，人因借助于符号活动而脱离了动物界，进入了一个精神文化世界。

就即是说，人类的文化之路——种种形态如语言、神话、艺术、宗教、科学等——都是符号功能的集中表现。

可政先生笔下的荷,正是把点、线、面以及色彩等绘画基本要素，转化为一种符号,又通过无限组合的可能性，最终传达出他独有的内在的精神情感和对客观世界的体验。

如果说，画家笔下过于放纵激情的表现，全画可能会神采飞扬，但是却可能缺乏耐看的稳定性；但是可政先生却不会只满足于西方古典绘画那样的逼真与写实，而是要通过象征的、隐喻的和书法性的笔墨，来表现崇高的理想与启示！于是，以此感情为基础的对新意境的探索，无疑成为画家此时关注的精神内核——这种情感不是显示自己的落落寡合，不是显示自己的桀骜不驯，而是带着生逢盛世的喜悦，笔锋直抵灵魂的内在力量和想象，传达出雄浑而磅礴的象征意义！
考察可政先生的创作，还应该放到21世纪的今天来看。

全球化的进程发展到今天，中西相融固然已经无法避免，但是在中西相融之间更能确立中国画的魅力，创作出富有感染力的作品，无疑是最重要的。

他从现实走向追踪传统，寻根古代哲学思想之源，再回到创建和谐的中国小康社会，这是一条当代艺术家走伟大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画家可政的创作理念的形成，正适应了时代、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基于此，相信可政先生定会在今后的艺术之路中有更新、更多、更好的中国画作品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