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工业化进程比较

作业论文

中苏工业化进程初期的大饥荒

研究生姓名徐鸿

指导教师姓名陈国林

学院社会科学学院

学科专业思想政治教育

课程题目当代社会思潮专题研究学号2010232058

日期2010年12 月20 日

摘要

中苏两国是世界上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两国建国初期都采取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在短期内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由于两国在都过于偏重于重工业的发展，而忽略了轻工业、农业等的发展，从而造成了一系列的不良后果，甚至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了祸根。在这一系列的不良后果中，两国所遭遇的规模巨大的饥荒由于其所带有的相当程度的“人祸”性质，值得我们关注。

关键词：中苏、工业化、饥荒

在中苏两国的工业化进程初期，两国都采取了以重工业为主的发展模式，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苏联完成了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向强大的工业国的转变，中国也初步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相对独立的重工业体系。但是同时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过于偏重重工业的发展造成其他产业的发展严重滞后，同时两国都发生了由于政策失误而带有“人祸”性质的严重的饥荒。

苏联

1932-1933年饥荒（主要在乌克兰）归结起来，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有：天灾：1931—1932年的粮食歉收。在1931、1932两年粮食产量有较大下降，发生旱灾是粮食产量下降的原因之一。数字证实，1932—1933年，在乌克兰旱灾导致的粮食歉收比1931年严重得多，1932年乌克兰谷物收获量仅是1930年的35.8 % 强。也就是说，1932—1933年乌克兰发生饥荒，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天灾。“人祸”之一：集体化中的冒进招致农民反抗，富农破坏给农业生产带来巨大损失。苏联在20年代末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在集体化过程中，剥夺富农财产，“消灭富农”，对富农进行强制搬迁，引起富农的不满，一些中农也不愿意将私有财产交到集体农庄中。于是，以富农为代表的农民开始宰杀牲畜，藏匿粮食。波兰历史学家伊萨克·多伊彻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在集体化的头几个月中，他们（农民）屠宰的牝牛和牡牛有1500多万头，绵羊和山羊约4000万只，猪700万只、马400万匹。全国牲畜减少了一多半。”“最早屠宰牲畜的是富农，……为了不让集体化工作人员把他们的牲口赶到公共的牲口圈中，他们宰杀了牲畜，把自己的仓房装满肉，以便饿死自己的敌人。”为阻止富农“糟蹋”粮食，苏联政府加快了集体化的步伐，1930年春开始实行全盘集体化，同时对富农进行惩罚。一些富农被枪决，多数被举家流放。被流放的富农成了“特殊移民”，他们有的死在流放的路上，有的因不适应流放地的气候而客死他乡。“特殊移民”的死亡成为苏联1932—1933年饥荒死亡者的一部分。而那些被强迫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也没有完全顺从，在放弃单干的同时，为给新建立的集体农庄以打击，他们“无度地挥霍”自己的财产，大量宰杀牲畜，藏匿粮食，“消极怠工”，用这些方式同苏维埃政权展开“无声的较量”。农民与政府对抗的结果，是农民面临“……长期可怕的饥饿：集体农庄没有马匹，没有种子。乌克兰和俄国欧洲部分的集体农庄庄

员跑到中亚去购买马匹，但空手而归，只好把所剩无几的牝牛、牡牛套上犁杖。1931—1932年间，大片大片的土地都荒着，饿殍遍野。”客观地说，农业集体化作为苏联政府的一项农业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操之过急的强制行为，甚至是粗暴地对待农民，从而招致农民的反抗，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过程中，在政府决策以及贯彻实施中的一个严重失误，这场苏维埃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对抗是导致饥荒发生的重要原因。“人祸”之二：政府为出口粮食而收走农民手中所有余粮。从1931年起，苏联农村的劳动生产率与粮食产量就有所下降。与此同时，政府的粮食征收计划却没有减少，反倒有所增加。据统计，1932—1933年同1929—1930年比，在莫斯科州粮食储备增加了45.3%，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增加了46.1%，在北高加索增加了56.3%，在尼日戈罗德边区增加了122.6%，在乌克兰增加了36.7%。1932年乌克兰加盟共和国预先制定的计划要交出大约4亿普特粮食，因粮食歉收，这个计划一再降低，及至1933年2月把粮食全收光了，仅完成2.61亿普特。而即使这些粮食也是用粗暴的手段征收来的：政府派出的工作队在农民家里搜出被藏起来的粮食（以及其它产品），因农民不主动上交而处以罚金。集体农庄主席，甚至地方政权领导都可能因不能完成计划而遭到镇压。农民手中所有的粮食都被收走了，没有食物，很多农民被饿死。据统计，当时，在哈萨克斯坦，农村居民减少了30.9%（尽管这不仅仅是因饥荒死亡），在伏尔加河流域减少了23%，在乌克兰减少了20.5%，在北高加索减少了20.4%。并且，不仅仅是普通农民，“许多党员当时几乎也快饿死了。”对于苏联政府的粮食征购计划，以及地方政府在征收粮食过程中的粗暴行为给农民带来的损害，奔萨国立师范大学祖国史教研室主任、史学博士、教授维克多·康德拉辛用数字证实，“1933年运到国外1800万公担谷物。这些谷物如果拿来给人们吃，即使不节省，也够690万人吃。刚好饥荒饿死了这么多人。”这个统计数字，目前还不能完全肯定，不过，可以想见，1931—1932年苏联粮食收获量确有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会达到饿死几百万人的程度，政府过度的粮食征购计划和地方政府征收粮食过程中的错误做法，加剧了饥荒，导致农民因为缺乏粮食而被饿死。其它主客观因素。除上述几个主要原因外，城市人口的增加，饥荒发生后苏联政府对饥民的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饥荒程度。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需要大批劳动力，许多农民流入城市，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具体情况是：“1922年，全国（苏联）人口中只有16%生活在城市里。随着苏联工业化的进展，城市迅速地扩展，六千多万乡村居民涌入城市。进入城市的乡村居民人数，等于1926年至1960年全国人口增长的总和。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来了一个城市生活的…乡村化‟。”急剧扩大的城市需要大量粮食，而苏联农业生产又十分落后，2500—2600万户落后的小农经济无法养活迅速增加的城市人口，城市几乎总是处在饥饿的威胁之中，而农民粮食生产的负担不断加重。一些农业地区发生饥荒后，人们纷纷外出讨饭。当时，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全苏农业人民委员会将这种人口流动视为被社会革命党人和波兰干涉者鼓动起来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命令各地对此采取行政手段和镇压手段，其中包括在交通运输方面采取措施制止农民的大规模外流。那些准备逃离饥荒地区的人们，除一部分带头的“反革命分子”被惩处外，多数人被遣返回去。不过，还是有人避开政府，偷偷地离开，只是这种迁移有时不顾气候条件以及地理环境，一些人在迁移路上冻饿而死，这又加剧了饥荒死亡程度。总体来看，政府限制饥荒地区饥民外出的措施，对于已经发生的饥荒而言，其作用可谓雪上加霜。总之，随着档案材料的公开，依据各种文献资料，不难得出结论，苏联1932—1933年饥荒的发生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