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第269条转化型抢劫罪适用的前提条件

论刑法第269条转化型抢劫罪适用的前提条件

内容摘要] 我国刑法第269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虽然刑法理论界对其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称之为转化犯；有的学者认为本条规定的不是标准的转化犯，应为拟制的转化犯，或准犯；还有的学者从法律拟制和注意规定区别的角度，把刑法269条的规定称为法律拟制；但在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刑法第269条规定的是转化型抢劫罪或准抢劫罪。笔者旨在根据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对适用转化型抢劫罪的前提条件作一些探讨。

[关键词] 刑法第269条转化型抢劫罪前提条件

相对于大陆法系国家对事后抢劫罪（转化型抢劫罪）规定只限于盗窃犯，且其盗窃罪并无“数额较大”之限制，我国刑第269条的规定，作为转化型抢劫罪，行为人必须是先“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这是适用该条件的前提条件。那么对于成立前提条件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应如何理解。笔者认为有以下问题需要探讨：

1、盗窃、诈骗、抢夺是否需要达到财物数额较大，并且是构成犯罪的情形？

对此理论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实施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必须达到“数额较大”构成犯罪的程度；另一种观点认为，不要求行为人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达到“数额较大”构成犯罪的程度。如果财物数额虽未达到“较大”，但暴力行为严重甚至造成严重后果的，应适用刑法第269条。与此相对应针对实践中的案件，也有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例如笔者办理的徐某，2003年7月至邻居家，盗窃人民币70元，正欲离开时，被主人的碰见，徐某随手持啤酒瓶照被害人头部打击一下致被害人轻微伤，并趁机逃离，后徐某被抓获。此案在定性上就存在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徐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是：徐某盗窃价值达不到数额较大，其行为构不成盗窃罪。第二种意见认为，徐某的行为构成转化型抢劫罪，因为徐某使用了暴力手段。笔者认为，应从立法和实践的视角对上述观点进行细致的分析。

第一种观点认为转化犯只能是罪与罪之间的转化，违法行为不能转化为犯罪行为。从严格罪刑法定主义的立场而言，对刑法所规定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只能理解为是指构成犯罪的情形。如果解释为只要有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就有可能构成转化型抢劫罪，那就是一种不利于被告人的扩张解释，显然是违反罪刑法定主义的。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对罪刑法定原则作了机械的理解，所持的解释态度是限制解释，这样就简化了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解释的关系。由于刑法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它要尽最大可能、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的利益，如果扩大处罚范围，就必然侵害人民的权利；反之，如果过分缩小处罚范围，也会使人民利益遭受侵害。在司法实践中，只要认识到是立法本意所要保护的社会关系，就应该把法律作一个扩张性的解释。这样理解立法的本意，适用法律，与我们现阶段社会法制条件下理解罪刑法定原则也是一致的，不违反罪刑法定的原则。从成文刑法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固守文字通常含义的解释方法必然不能使刑法适应社会的发展、犯罪的变化。不能适应社会需要的法律，不是正义的法律；要使刑法不断满足人民的正义要求，就必须根据社会变化不断地解释刑法，其中不可避免地使用扩大解释方法。

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对刑法作严格解释。其实严格解释所排斥的是恣意的解释，而不排斥扩大解释方法。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的指导性意见也倾向于这种立场。综上第一种观点从罪刑法定严格解释的立场，认为转化型抢劫罪的前提必须是构成盗窃、诈骗、抢夺犯罪的意见是片面理解了罪刑法定原则下刑法解释的方法。第二种观点从刑法第263条典型的抢劫罪与刑法第269条转化型抢劫罪的协调出发，认为先前的盗

窃、抢夺、诈骗行为应无数额大小之限制。但是不是只要有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后又实施了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就应成立转化型抢劫罪呢？我们认为，显然也不适当。笔者认为还应当结合行为人主观意图和暴力程度，这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8年批复的精神。该批复指出“在司法实践中，有的被告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虽未达到‘数额较大’，但为窝藏赃物、抗拒逮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严重的，可按照《刑法典》第153条的规定，依照《刑法典》第153条抢劫罪处罚；如果使用暴力相威胁情节不严惩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笔者认为，首先从立法原意看，我国刑法第269条规定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应理解为有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既然刑法第263条对典型抢劫罪没有强调必须达到数额较大的限制，那么，对于这种转化情况就没有必要强调必须达到数额较大的程度。难道说转化型抢劫罪中的暴力危害小于典型抢劫罪中的暴力，需要“数额”来弥补吗？难道说典型的抢劫罪的行为结构（先有暴力性手段，后有取财行为）与转化型抢劫的行为结构（先有取财行为，后有暴力手段）有所不同，就会导致行为危害程度不同从而需要其他情节来说明抢劫罪构成要件的符合性吗？笔者认为，这两种抢劫行为结构的差异，仅仅是形式的差异，其实质完全一样，没有本质不同，也不应当认为有什么不同，它们都是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的结合，都从统一一致的主客观方面揭示了抢劫罪既劫人钱财又侵害人身的构成特征。另一方面，如果先行盗窃、诈骗、抢夺财物的数额较小，当场实施的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也很轻，综合全案情节，符合刑法第13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规定，就依法不认为是犯罪，自然也谈不上适用刑法第269条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不是基于财物数额这一因素的作用，而是由于案件的综合情节尤其是后行的暴力或暴力情节显著轻微才决定不构成犯罪。这种理解也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8批复的精神相一致。因为我国刑法对转化型抢劫的问题与79年刑法相比，未做修改，该批复仍可参照执行。

其次，从刑法条文整体协调的角度，也即对刑法进行体系解释可以看出，我国刑法条文中对“罪”的规定和要求，并不是必须构成犯罪。例如，刑法第31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的行为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成立窝藏、包庇罪。如果从严格解释的角度，因为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只有将“犯罪的人”限定为真正的已决犯，才与无罪推定原则“相符合”。但这确有悖刑法第310条的法益保护目的。因为如果只有从已经判刑的监狱、看守所等脱逃的已决犯，才可能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所谓“作假证明包庇”也几乎不存在了。所以我们对“犯罪的人”只能在普通意义上解释，将其理解为包括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与罪犯，而不能在规范意义上解释。对第269条中的“罪”的理解也应贯彻这种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