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不归故里的文化考察

文艺评论·literature and art criticism

2012·2

自古文人都有一种强烈的归乡意识。王粲“信美而非吾土”的惆怅、陶潜“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倦归，无不表露出对故乡的眷怀，李白静夜下的乡愁更把归乡之思用三千丈的白发呈现。无论穷达，在文人心中，故土之思总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然从时间的长度、空间的广度、思理的深度上考究归乡之念，大概还没有任何一个文人能与苏轼相比拟。

在其卷帙浩繁的诗文里，思乡念归之调不绝如缕。不论是

“此生飘荡何时歇？家在西南，长向东南别”（《醉落魄·轻云微月》）的仕旅频迁勾起的故乡眷恋，还是“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

（《满庭芳·归去来兮》）的穷荒贬谪触发的归乡渴望；不论是

“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①

（《游金山寺》）的登高望乡的怅恨，还

是“每逢蜀叟谈终日，便觉峨嵋翠扫空”（《秀州报本禅院乡分僧文长老方丈》）的异地漂泊偶遇乡人的惊喜，无不昭示着诗人归乡的执著。说“归乡”成为其不朽的文学原型意象大致是不错的。然自治平四年（1067），苏轼在家居父丧期满，携眷踏上返京路程，从此再也没有返归故里。本文不揣浅陋，试图从文化学角度来考察这一问题，认为：蜀地地理人文的隔膜、宦海沉浮的无奈是苏轼不归的客观原因，即不能归；安土忘怀的归乡消解与人生超越是不归的主观原因，即不须归。由“不能归”与“不须归”的矛盾消解并升华，期能管窥苏轼人生范式与文化性格玉成之意蕴所在。

一、“故乡归无家”：西蜀地理人文的隔膜眉州向被视为边陲之地。北宋时，中原人士都不愿到那里做官。蜀地北有铁山剑阁之塞，东有瞿塘滟预之险，南通六诏，西拒吐蕃，山水拱卫，自为藩篱。山水紧逼，交通十分不便。苏氏父子三人举家东迁时，走水路穿三峡，途中时耗数月之久，出入蜀道之难人所共知。明代杨慎《蜀士夫多不居本乡》云：“先君尝言：‘自古蜀之士夫多卜居别乡。李太白寓江陵、山东、池州、庐山、而终于采石，老苏欲卜居嵩山，东坡欲买田阳羡，魏野之居陕州，苏易简之居吴门，孙光宪之居荆南，……岂以其险远厌跋

涉耶？’”②

诚然，蜀道险远非蜀之士夫不归之深

层动因，然亦不可忽视。

川蜀文化以厚重卓然挺立、自成一家。然偏安一隅的盆地文化带有极强的封闭性，与士大夫心所向往的中原文化存有很大的距离。名人高士寥若晨星。苏轼《送美叔》“我生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当是实情。苏轼临终遗命葬于汝州郏城县的小峨眉山，无疑是出于对西蜀岷峨的依恋，但苏轼终究没有归葬西蜀，那未必真是经济困难，而是另有缘故。苏洵有诗《丙申岁余在京师，乡人陈景回自南来，弃其官，得太子中允。景回旧有地在蔡，今将治园于其间以自老。余尝有意于嵩山之下，洛水之上，买地筑室，以为休息之馆，而未果。今景回欲余诗，遂道此意。

景回志余言，异日可以知余之非戏云尔》③，诗题可见他有从西蜀移居到中

原的想法，其诗云：“岷山之阳土如腴，江水清滑多鲤鱼。古人居之富者众，我独厌倦思移居。平川如手山水蹙，恐我后世鄙且愚。经行天下爱嵩岳，遂欲买地居妻孥。”意思很明白，他认为西蜀是个好地方，但毕竟苦于闭塞，长居此地，恐其子孙不见世面，夜郎自大，志向不远，知识难开，故欲迁居中原。可见，苏轼葬于嵩阳之小峨眉，倒是继承了先君遗志。蜀中乡土文化令苏轼怀念，但他志在天下，要以传承和发扬整个华夏文化的“道”为人生使命，不愿自锢于当时看来颇为偏远的盆地中。事实上，情牵乡土而志在天下，正是他在人生出处问题上的一个矛盾表现。

眉山苏氏虽为四川著姓，然随着三苏祖辈的不治田产，行义好施，经济状况逐步走向衰弱。唐末五代以来的频仍战乱无疑是一重要原

苏轼不归故里的文化考察

李光生

古代士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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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苏洵在《族谱后录·下篇》云：

“时蜀新破，其达官争弃其田宅以入觐。吾父独不肯取。曰：‘吾恐累吾子’。终其身田不满二顷，屋弊陋不葺也。”苏序怕累及子孙，已不治田产。苏洵时，苏氏家族已衰败不堪。这从苏洵妻程夫人变卖奁田之举可见。在宋代，奁田一般是用来奠定媳妇在婆家的地位并充作丈夫去世之后维持生计之用的资凭。及至苏轼母亲程氏去世，

“家中一团纷乱，篱墙倾倒，屋顶穿漏，形如难民家园。”

“骨肉之亲，零落无几”，加之每况愈下的经济，难怪苏洵要“逝江南去，游荆楚，徜徉于四方，以忘其老将去。”早在父辈苏洵就已与故乡少有往来。苏洵去世，苏轼典卖家中薄产后，就没有准备再回来，在他的生命历程里也渐渐抽掉了与故乡眉山的物质屏障。其任杭倅时唱出的“故山归无家，欲卜西湖邻”，俨为实情。

与此同时，故乡眉州当时有“熟人”与“生人”之分。“熟人”即所谓土著，其家族可追溯到汉晋时期，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言：

“至黄帝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代纣。蜀与焉。”④而眉山苏氏乃“生人”，即外来户。其祖先乃赵郡栾城人，推演过程大致如下：“苏氏之先出于高阳，……至周为忿生，为司寇……封于河，世世仕周，家于其封，故河南河内皆有苏氏。汉兴，或曰：

‘高祖徙天下，豪杰以实关中，而苏氏迁焉。’其后曰建，家于长安杜陵。……建生三子：长曰嘉，为奉车都尉。其六世孙为纯为南阳太守，生子曰章，当顺帝时为冀州刺史，又迁为并州，有功于其人，其子孙遂家于赵州。其后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味玄者，味道圣历初为凤阁侍郎，以贬为眉州刺史，迁为益州长史，未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归，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苏氏。”

“生人”身份，使苏轼对眉山的乡土意识终存隔膜。其弟苏辙把自己的集子定为《栾城集》多少表明：祖先繁衍地——

—赵郡栾城才是他们心中真正的故乡。

其实，苏轼晚年亦有终老故里眉山之念，然当时发生了起义，欲归不能。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哲宗驾崩，徽宗嗣位，大赦天下。迁播岭海的苏轼九死一生，看到了北归的曙光。对于北归后居住何处的问题，苏轼颇费思量。他曾一心想归老眉山，但未遂愿。除路途遥远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因，即当时蜀中赵捻正打着苏轼兄弟的旗号起义。《朱子语类》云：

“蜀中有赵教授者，因二苏斥逐，以此动摇人心，遂

反。”⑤结果赵捻兄弟被诛杀，父母妻子皆被流窜。为避嫌疑，苏轼只好放弃终老眉山之念。

苏轼从西蜀走出，一时骅骝长嘶，奋蹄蹴地，也如一只断了线的风筝，握在故乡手里的

只是系住年华的线，而五彩斑斓的风筝在岁月

的荣枯里沉浮不定，樽酒酹江，华发惊秋，千百

次回望西南，亦只换得“抱琴无语立斜晖”的忧伤。

二、

“一官久已轻莼鲈”：宦海沉浮的无奈事实上，初入仕途的苏轼即有了退隐归田、返归故里之念。嘉祐四年（1059年）作《夜

泊牛口》诗云：

“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后

经乌台之勘，归乡之意屡见笔端。“回首吾家山，岁晚将焉归”、

“却后五百年，骑鹤还故乡”、“至今归计负云山，未免孤衾眠客舍”、

“莫为无

车马，含羞入剑关”等等，说的都是归田还乡、不负云山的愿望。这种愿望，实是当时党争在

苏轼人生中投下的暗影，是苏轼既欲参政又畏

祸及身的两难心态的流露。元祐三年（1088年）《乞罢学士除闲慢差遣札子》云：

“伏念臣多

难早衰，无心进取，得归丘壑以养余年，其甘如荠。……庶免众人侧目，可以少安。”⑥这种畏祸

及身的心态，与元祐初年的洛蜀党争密切相关。而怀归心态之声，在其诗中更是吟咏不止、不绝如缕：

“故山西望三千里，往事回思二十年”（《和宋肇游西池次韵》）、

“笑指西南是归路，倦飞弱羽久知还”

（《九日袁公济有诗，次其韵》）、

“平生倾盖悲欢里，早晚抽身簿领间”。葛

立方《韵语阳秋》卷一三云：

“苏东坡兄弟，以仕

宦久，不得归蜀，怀归之心屡见于篇咏。”⑦这道

出了身陷宦海、归乡不能的无奈。

元祐还朝后的苏轼虽有“早晚抽身簿领间”之意，但步入仕途后的身不由己却使他欲

归而不能。这不仅缘于千百年来儒家“治国、平

天下”政治理想的侵染与召唤，更缘于宋代文

人士夫参政主体意识的强化。苏轼对杜甫“未

尝一饭忘君”的忠君恋阙思想的高度激赏何尝

不是苏轼本人的夫子自道？然致使苏轼欲归不

能更直接的根源在于：宋代的法律制度。

宋兴，罚五代之弊，十分重视法律在维护

社会秩序，巩固社会统治中的作用。宋代法律

规定在职官员不得外出管辖范围，一旦越界，很可能成为政敌弹劾攻击的有力把柄。《资治

通鉴后编》载：

“乙已，以布衣彭城陈师道为亳

州司户参军充徐州教授，师道受业于曾巩，博学，善为文。熙宁中，王氏《经义》盛行，师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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