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宪法文本中“受教育义务”的规范分析(一)

我国宪法文本中“受教育义务”的规范分析(一)

——兼议“孟母堂”事件

关键词:宪法/受教育义务/孟母堂

内容提要:从宪法学的角度看，“孟母堂”事件实际上主要涉及的是公民受教育义务的性质及履行。有必要在受教育义务与受教育权利关系的把握中，对受教育义务的主体、性质以及责任进行宪法上的规范分析。在此基础上，将会对“孟母堂”事件的解决提供一种宪法思路。

一、问题的提出：从宪法角度看“孟母堂”事件

2005年9月，一家名为“孟母堂”的教育机构在上海松江开设。在该教育机构中，记诵中国古代经典是最主要的教学方式，其教学内容包括：语文学科所读的是《易经》、《论语》等中国古代传统典籍；英语以《仲夏夜之梦》起步；数学则由外聘老师根据读经教育的观念，重组教材，编排数理课程；体育课以瑜珈、太极之类修身养性的运动为主。因为其教学方式与教学内容近似于我国古代私塾，因此媒体普遍将“孟母堂”视为“现代私塾”。在“孟母堂”求学的孩子来自全国各地，除部分短期补习的以外，还有一些接受全日制教育的学生。这一所谓的“现代私塾”被媒体广泛报道之后，因其对传统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的回归，构成对我国目前教育模式的挑战，而导致争讼纷纭。2006年7月24日，“孟母堂”被上海市教委定性为违法办学，并责成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对该学堂紧急叫停。

关于“孟母堂”事件，人们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孟

母堂”违法，主要是违反了“义务教育法”等相关规定。理由有：“孟母堂”属于违法办学；父母有义务送子女到经国家批准的教育机构接受义务教育；“孟母堂”的教学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违规收费而且过高等。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孟母堂”并不违法。“孟母堂”只是在家学习或在家教育的一种方式。既然不是办学，也就无所谓违规和违法。显然‘孟母堂’这种形式，不适合于用‘社会力量办学’的有关规定来框定它。国家义务教育法的“义务”首先是指国家义务。不入公学，是家长的权利，这属于自由选择，他人无权干涉，国家也无权干涉。家长有权利不让自己的子女上公立学校，而去“孟母堂”求学，政府理应尊重。

笔者认为，对于“孟母堂”事件有必要从宪法角度去看待它。其一，“孟母堂”事件涉及宪法和法律的关系问题。人们探讨“孟母堂”事件，争议的焦点即它是否违反《义务教育法》等法律。但是，在我国任何法律都是依据宪法制定的，任何法律都不得违反宪法。所以，任何法律还存在一个根据的问题，这个根据就是宪法，这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和绕开的问题。《义务教育法》本身有无存在与宪法的理念、原则和规范相抵触的地方，以及在宪法依据上审视人们对《义务教育法》等法律的理解是否是正确的等等，这都需要从宪法角度来看待“孟母堂”事件。其二，“孟母堂”事件涉及对公民受教育权和受教育义务本身的正确理解以及两者关系的合理界定问题。自从1919年《魏玛宪法》规定了公民受教育权以来，该项权利成为世界各国宪法普遍规定的一项基本权利，受教育义务也是1919年写进宪法的，与公民受教育权具有相同的宪法

地位特征。“孟母堂”事件里面的关键问题是对公民受教育权和受教育义务的正确理解，如果仅仅从《义务教育法》等角度，是无法根本解决这一问题的。

鉴于此，笔者主要从宪法的角度，并着眼于对我国宪法上“受教育义务”的规范分析，来尝试为“孟母堂”事件的研究和解决提供一种视角。二、我国宪法文本中“受教育义务”的规定

自1949年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四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另外，1949年制定的《共同纲领》被认为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所以本文的考察从1949年共同纲领开始。

共同纲领没有规定受教育义务，当然也没规定受教育权，是在文化教育政策里面提到了关于受教育的事项。

1954年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受教育权，但是没规定受教育义务。1954年宪法第94条是这样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国家设立并且逐步扩大各种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机关，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国家特别关怀青年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

1975年宪法在第27条简单提到公民受教育的权利，但是没有规定受教育的义务。

1978年宪法与前几部宪法相同，也是仅仅规定受教育权利而无义务。其第51条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国家逐步增加各种类型的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设施，普及教育，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国家特

别关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1982年宪法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较大的变化。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1982年宪法，也即现行宪法是建国以来唯一规定受教育义务条款的。至于原因，有学者分析，建设强大国家需要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所以在宪法里面需要规定受教育义务，这是带有强迫性的。1]也有学者解释1982年宪法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受教育也是对社会应尽的义务，也是自我完善的需要。2]

三、受教育义务与受教育权利的关系

受教育义务和受教育权利有密切的关系，对我国宪法上受教育义务条款的规范分析，有必要在受教育义务与受教育权利关系中，从理论上把握受教育义务。可以从三个角度思考。

（一）受教育权是什么性质的权利

公民受教育权是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化的前提下，并在福利国家理念下产生的一项公民权利。从性质上看，该项权利兼具自由权和社会权的双重属性，但是本质上还是属于社会权。有学者认为，受教育权包括教育权、受教育自由、教育自由和教育目的等四方面内容。受教育权同时兼具自由权与社会权两种权利的特性。在受教育权的四方面内容中，受教育自由与教育自由侧重自由权，而教育权与教育目的则侧重社会权利特性。3]此种观点应该来说有较多的新颖性和较大的启发性，但笔者不太同意该观点。首先，我们要确定公民受教育权的主体

是“公民”，而不是国家或别的什么人。所以，笔者不同意受教育权还要包括教育权、教育自由的说法。有学者认为，一般而言所谓的“教育权”应是专指“受教育之权利”而言。4]其次，从公民受教育权的产生理念和实质内容来看，是社会权而不是自由权成为公民受教育权的特性。该权利本身是在国家理念和宪法理念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法律社会化的潮流必然会使新出现的权利受到潮流的影响。该权利的本质是为了公民个人更高层次的发展，更有尊严的生活，同时也是为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素质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因素也应该使公民受教育权具有更多的社会权属性。当然，并不是说“自由”在公民受教育权中毫无体现，但“自由”是非常局限的、次要的、非本质的。一名学生，他有在一定范围和条件下择校的自由，但他只能是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条件下，同时他必须要接受教育，这是对现代社会一个公民的最起码的要求，此时，他也是不自由的。所以，从自由权和社会权并列在一起的角度来看，公民受教育权可能会有一些自由权的性征，但这是次要的，是以社会权的性征为前提的。

从受教育权的社会权属性上出发，公民受教育权是积极的受益权。我国台湾地区有许多学者认为，有一种权利可称之为受益权。受益权又可分为消极的受益权和积极的受益权。刘庆瑞认为：“受益权系人民站在积极的地位，为自己之利益，而向国家要求一定行为之权利。以前，各国宪法多注重于保护人民的自由权，关于受益权，甚少规定。其有规定者，亦仅以保护自由权之受益权为限，例如司法上的受益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