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公司两票制总结

医药公司两票制总结

导语：所谓“两票制”，顾名思义，是指药品从制药企业卖到经销商开一次发票，经销商卖到医院再开一次发票。以后，从理论上说，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对进入医院的每一种药品的流通环节都进行管控，即“点发票”。下面XX将为大家整理分享医药公司的两票制的工作总结范文。欢迎大家阅读。

医药公司两票制总结比两票制更严格的管控是“一票制”，即医疗机构的药品采购只能有一张来自制药企业的发票。至于药品配送，制药企业向配送商支付物流费用即可，与医疗机构无关。一票制正在浙江实施，在医药商业界引发巨震。

两票制的实施，缘由自然是政府对药品流通环节过多施加重手，以期压低虚高的药价，舒缓民众对新医改无感、无奈的怨气和戾气。但压低药价的政策目标能否实现，在短期甚至中期内并不乐观。药价虚高的根源，其实并不在流通环节过多，而在于政府医疗服务价格的行政管制。药品流通环节过多，只不过是行政定价制度的一个结果而已。

政府对医疗服务实施的行政定价制度，一来造成价格永远定不准，大宗医疗服务项目的价格偏低甚至畸低的现象；二来计划赶不上变化，XX年前后制定的价格，例如日7-12元的一级护理收费标准等，今天依然管控着医院。

许多政府官员，对于情况汇报也好，学术研讨也罢，绝不愿意多听几句话。在他们的耳朵里，基本上只回荡着三句话：第一，医疗的主要问题是过度医疗，尤其是多开药、开贵药；第二，药价虚高是看病贵的肇因；第三，药价虚高的源头是流通环节过多。

于是，在他们看来，只要把药品经销商从N多变成一家，甚至没有经销商，让制药企业直销，药价自然就会降下来。殊不知，这是典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假如药价真如他们所愿降下来，而医疗服务行政调价又不能让大宗医疗服务项目的价格涨上去，医院的运营必将困顿。

因此，诸如两票制之类的行政性措施，并不能达成降低药价的政策目标。但政府管制常常带来其他后果，这一点举世皆然，两票制也必将如此。

首先，制药企业(简称“药企”)的营销策略将发生一定的转型。以往，药企有两种营销策略，即高开和低开。高开是指尽量抬高出厂价，然后通过独家经销商向终端推销。这种模式常为大型药企所用，包括外资药业。低开是指以低的出厂价将药品销售给大包商，然后再层层转包，最后进入终端。在城市终端活跃的经销商就是医药代表；而在农村，向基层小型医疗机构配送药品的人被称为“药虫子”。低开模式常为中小型药企所用，它们要么无力自家聘用营销人员，要么无力谈成独家代理。

在两票制实施之后，低开模式受到最大冲击，被迫要向高开模式转型。除非医保支付制度改革产生效果，医保机构对医疗机构实行“打包付费”，医疗机构超支自理，结余归己，否则医疗机构缺乏低价采购药品的积极性。药品价格真降，药厂固然难受，其实医院更加困难。

在医保支付制度改革尚未成功，且政府对医疗服务的行政调价难以指望的情况下，两票制不可能实质性地撼动虚高药价。各类医疗机构，尤其是非三甲类公立医院，依然要通过多开药、开贵药来获取必要的运营收入。即便政府对公立医院实施药品零差率政策，也不能改变这一局面。药品零差率政策只能让公立医院丧失明的药品收入，徒增院长的管理困难，却无法遏制医院获取虚高药价下的药品收入。

虚高药价下的药品暗收入，原本是以“吃回扣”的方式流向医院、医生。而“回扣”所需现金，必须通过各类医药商业公司的“倒票”提取出来，这就是医药流通环节过多的真相。在全民诟病药品回扣和政府打击医药商业贿赂的大背景下，“吃回扣”成为违法缺德之事。于是，各种“回扣合法化”的路子就应运而生。

最简单的，就是医药企业给医院做慈善，“无偿”提供设备，“赞助”学术会议，“帮扶”医生充电，等等。稍复杂的是医院开设医药公司，按市场批发价购入药品，然后再以“虚高”中标价向自己的医院“供货”，差价带来的收入成

为“医药公司”利润，分给医院的医务人员。

更时髦的做法，是医院将药房设施和药事服务外包给医药商业企业。这种“中国式外包”，发包方不仅不给承包方一分钱，反而还从后者那里获取收入(基本上占药品供应额的25%-30%)。至于医药商业企业以何种会计名义给医院供款，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

当然，最高大上的做法，是政府主导的“二次议价”，实施“供应链管理”。这在闵行、芜湖、蚌埠、三明等地实施。基本做法是，各地在省级药品中标价之下侃出25%上下的空间，并进行集中采购；医院按照中标价加价或不加价(取决于零差率政策实施与否)销售。药品采购价与中标价之间差价所带来的收入，在三明模式中，成为医院年薪制的财源。

两票制实施后，主营业务为“倒票”的上千家医药商业企业将关门倒闭，医药商业领域的并购重组浪潮正风起云涌。机构重组是一回事，更为重要的是商业模式的转型。一种在国外流行多年、经过商学院教师们传入中国的商业模式——外包营销组织(Contract Sales Organization，CSO)——正成为热潮，成为众多医药商业企业救亡图存的灵丹妙药。

无论如何，医药商业企业从其下游客户医院那里是无法获得净收入的，其净收入要从上游企业(即药厂)那里获取，因此其业务——无论是名目上的还是实质性的——不能局限于狭窄的药品经销。于是，中国式CSO企业，常常以医药

咨询、医药物流、医药信息管理等名目出现，而那些能将多种业务融为一炉的大中型企业，将在CSO救亡图存般的医药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式CSO企业在面向医药终端尤其是公立医院的时候，绝不能再自限于配送商、医药代表、药虫子的角色。归根结底，公司的业务方向，是把从制药企业那里获取的收益，设法转移给医院。至于如何转移，尽管有不少办法，但终究是较为困难的。

于是，一种综合性医疗服务的商业模式极有可能成为新兴的大潮。医院可以将医疗服务核心之外的业务，诸如药房运营与管理、耗材器械采购与管理、信息管理、融资管理、物流管理、后勤管理、技术开放服务、学术支持服务等，都外包出去。这样，在制药企业和医疗机构之间链接的，就不仅仅是CSO，而是一个综合性的医院服务企业。

医院把这些服务外包，一般并不向提供这些服务的企业支付外包费，反而还需要从综合性医疗服务公司那里获取一定的收益。如何做到这一点，很简单，让医院技术入股，成为新公司的股东即可。

尽管政府部门以及很多持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学者都声称，公立医院不是改医院，而是改政府，但在政府实施的多项“药改”政策下，需要大改特改的恰恰不是政府，而是医院。XX年各地政府强力推进的两票制，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