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人格风范

诸葛亮的人格风范

吴中职业高级中学项爱康

摘要：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诸葛亮的忠公体国精神，早为后人所传诵，他生前就深受蜀人爱戴，死后更长期受后人的敬仰，他的人格魅力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份遗产，本文即由此展开，分析在一定历史小说环境诸葛亮的人格风范。

关键词：事业、用人、律己

历史上，有过无数权倾一时的显达人物：生前声威赫赫朝野敬畏，身后则骂名滚滚令人不齿；也有些如过眼烟云，生前风光八面，身后寂然无闻。一个政治家，最难能可贵的就是生前身后都受人尊敬，敌友我各方都对之交口称赞，名垂青史，万古留芳。

诸葛亮，就是这样一个令人尊敬的历史名人。

一提到诸葛亮，三岁孩童也知道“三个臭皮匠抵得一个诸葛亮”的俗语。那羽扇轻摇，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潇洒英姿，隆中对、空城计、赤壁之战等一个又一个的锦囊妙计，令多少世人拜倒在诸葛亮的聪明睿智下。

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之所以被人们广为尊崇和敬仰，不仅因为他的政治、军事才能非凡，更在于他立身行事、处世为人的道德品格高尚，体现着中华民族理想人物的人格风范，从而有一股令人折服的人格力量。

一、献身理想忠诚事业

献身于兴复汉室的统一大业，为之矢志不移地为之终生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事业，体现出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和民族传统美德的人生价值取向，这是诸葛亮在政治思想上千秋万代令人尊敬之处。

诸葛亮生于低级士族之家，幼年父母双亡，早年不得志，不为志向所屈，故结庐于襄阳城西隆中山中隐居，他在隆中一面种地，读书，一面结交朋友，敬重士林长辈，纵论天下，留心世事，一住十年。到二十七岁那年，即公元207年冬，思贤若渴的刘备三顾茅庐，请计于诸葛亮，诸葛亮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形势，提出了统一天下应走鼎足三分，联吴抗曹的道路，也称“隆中对”。这既是为刘备提出的兴复汉室、统一中国的基本方略，也是诸葛亮自身政治抱负的写照。《隆中对》里所设计的兴汉定天下的基本对策是：“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然后根据形势变化，由荆州向南阳、洛阳，由益州出秦川，两翼齐飞发动伐魏之役，一举而定天下。此后，诸葛亮尽心竭力协助刘备按照这个对策去实施，刘备去世后，他继续辅佐后主殚精竭虑去完成未竟的事业。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如失荆州)和主观上的一些失误(如失街亭)，在实施隆中对策的过程中只取得了局部的成功(如取得益州后出色的治蜀、对南中地区少数民族的和抚、对吴蜀联盟的恢复等)，虽五次北伐、两出歧山而最终未能实现统一中国、兴复汉室的理想，但他作了最大的努力，尽了自己的责任。这种矢志不移、自强不息为理想而献身，为事业而尽责的精神，正是人生价值的可贵之处。尽管在他身上有着时代的局限，但就其精神实质来说是不会过时的，只是理想与事业的内涵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

基于对理想的追求、对事业的忠诚，诸葛亮与刘备之间，形成了一种肝胆相照、同心相印、相互无比信任的君臣关系。一个鞠躬尽力，一个如鱼得水，成为封建时代少见的君臣相得的典范。公元223年，刘备临终托付后事时，明确告亮：“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1]P160刘备这样说，很可能确实出自

内心，出自对诸葛亮的无比信任。诸葛亮流着眼泪表示：愿竭尽全力辅佐太子，献出自己的忠诚与节操，一直到死。其后，他始终实践着自己的这一诺言，一心辅助刘禅，竭尽自己的全部才智。当时，蜀国“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在汉末三国那个乱世年代，你倾我轧，相互吞并，多少人一旦大权在握，就想背主自立，曹氏父子、司马氏父子只是其中突出的例子。诸葛亮尽管权倾朝野，实际执掌着蜀国政权，但始终恪守自己的职责与臣节，为完成刘备未竟的事业，为实现自己对人生的追求，废寝忘食，昼夜操劳，不遗余力，真正达到了“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地步。这种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和对事业的赤胆忠诚，不能单纯以封建社会忠君思想的尺度来衡量，它是一个人实现其人生价值的表现，也是反映其思想品德和气节的一个重要方面。

诸葛亮不论是在世之时还是身殁之后，蜀中吏民都对他真心相敬，魏晋方面也对他非常敬佩。公元234年春，当诸葛亮率领十万大军杀出斜谷(今陕西周至县西南)口，发动第五次伐魏，不幸病故五丈原(今陕西郡县西南)之后，噩耗传至蜀中，举国上下无比悲痛。《三国演义》描写“上至公卿大夫，下及山林百姓，男女老幼，无不痛哭，哀声震天。”史载诸葛亮初亡之时，蜀国百姓纷纷要求为其立庙，朝廷碍于封建礼制不予准许，百姓于是在巷陌、在野外逢节令竞相进行私祭，蜀后主刘禅不得不顺应民心，后下诏在沔阳为诸葛亮立庙。司马昭发动灭蜀之战时，魏将钟会率领大军至汉中，特地去诸葛亮祠庙扫祭，并严令士兵不得在定军山(今陕西勉县东南)诸葛亮墓葬地附近养马砍柴。诸葛亮病殁后，蜀军退走，司马懿仔细察看蜀军留下的营地，赞叹诸葛是“天下奇才”。晋武帝司马炎向蜀国旧臣问起诸葛亮治蜀情况，十分称赞诸葛亮的才能，说是“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西晋惠帝也曾论及诸葛亮的才能，并由晋臣在隆中诸葛亮故宅立碑，旌表其功德，东晋时还在隆中修建了武侯祠。历代对诸葛亮敬崇有加，有口皆碑。唐、宋诗人咏赞诸葛亮的诗篇近约百首，其中杜甫咏诸葛诗即有七篇。《三国演义》引用佚名诗人赞咏诸葛的诗篇多达19首，这都反映出后人对诸葛的敬仰。

二、任人唯贤不存偏见

诸葛亮在主持蜀国军政事务期间，十分注意任用贤才，切实推行了一条任人唯贤的正确路线，不存门阀、名望、个人恩怨等偏见；并强调“治实而不治名”，注重“循名责实”，改变汉末那种名不符实、弄虚作假、表里不一的官场风气，使确有才能的人能够施展其才，名实不符、只求虚华、没有实绩的人失去市场，违反法令贪赃枉法之徒得以惩处，蜀中一时“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2] P69

汉末政治腐败，突出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官场腐败。朝廷公开卖官鬻爵，三公六卿和侯爵都可以出钱买到。汉灵帝出卖关内侯，公开悬价五百万钱。廷尉崔烈出钱五百万，得以升为司徒，受拜之日灵帝很后悔，对左右说卖亏了，本可卖千万。曹操父亲曹嵩的太尉之职，就花钱十万才买到。那时朝中任人唯亲、溜须拍马之徒官运亨通。这些人当官为的是鱼肉百姓，敛取钱财，一个个贪得无厌。诸葛亮对汉末的这些弊政深为痛恶，下决心革新政治。他在《出师表》中向后主提及两汉的历史教训时深有感触地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因而他认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3]P205 按照“务在举贤”的用人路线，他提出“官以能为次序，爵以功为先后”，一批本来地位不高或出身低微而确有才能的人，被破格提拔任用，有的担任了要职。如“出自孤微”的张山疑，“生长戎族，手不能书，其所识不过十个”的王平，出身并不富贵、“妻子不免饥寒”的邓芝，都因有实际才能或军功而得到提升，或为太守，或为将军，或为蜀国著名的外交大使。蜀国后期重要将领姜维，原是由魏投蜀的下级军官，因屡建战功而提拔为镇西将军。接任丞相之职的蒋琬，本是荆州不出名的小吏，随刘备入蜀后表现出不凡的才能。当诸葛亮在五丈源病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