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本土主义的内在逻辑与历史演变

香港本土主义的内在逻辑与历史演变冯庆想摘要：从共时态来看，香港本土主义包含三重逻辑：首先是以文化主体性的觉醒与“自我----他者”二元分化结构的确立为核心的文化认同逻辑；其次是以特定历史时期的巨大经济成就以及其所衍生的社会认同意识为基础的经济社会认同逻辑；最后是以政治主体性的裂变与政治价值的自觉建构为要旨的政治认同逻辑。

从历时态来看，香港本土主义包含一种先后的历史演变逻辑，它的三重内在逻辑分别形成和发展于特定的香港社会历史阶段，交汇于“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价值观念形态中，呈现出 一定的“文化认同—经济社会认同—政治认同”的逻辑序列变化，显示出当代香港本土主义的内在逻辑与历史演变的整体联系。

关键词：香港本土主义文化认同经济社会认同政治认同一国两制香港本土主义植根于特殊的英国殖民统治历史，产生于剧烈的香港现代化发展背景，受制于中英两国矛盾的政治博弈，发展成熟于当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社会实践。

从本质看，香港本土主义是香港社会思潮的一种表现形态，它是香港各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历史力量相互作用的成品，综合反映了香港多元混杂的价值取向与港人矛盾复杂的心理状态，呈现出一定的“文化认同—经济社会认同—政治认同”的逻辑序列变化。

本文以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香港社会历史条件变化为线索，深入探析香港多重主体性与港人认同的变化脉络，力图清晰地呈现香港本土主义的内在逻辑与历史演变规律。

一、香港本土主义的文化认同逻辑从本体论角度来看，本土主义是文化主体在特定空间与特定时间凝聚而成的生存方式。

本土主义建基于本土意识的觉醒与主体性的反思，本土意识的萌生与主体性的建构往往起步于对特定空间(本土）与特定时间（历史）的归属与偏好。

20世纪70年代初，在自由开放的文化环境、日渐成熟的社会制度和不同寻常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中，香港形成了不同于内地社会的本土文化意识轨迹，表现为一种以地缘情感、集体记忆、历史经验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为特征的本土主义思潮。

可见，香港本土主义植根于港人对特定历史阶段的香港以及这个地方牵涉和发展而来的血脉联系、文化交往与生活体验的归属与认同。

正如孔诰烽所认为，“‘香港本土主义’是指一种认同资本主义‘香港生活方式’、港式消费文化、以香港为家的观念”〔1]。

从其内涵与外延来看，香港本土主义最初〔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香港社会思潮分析与有效引导的对策研究”（编号：14ZDA058)成果。

[收稿曰期]2016-06-23[作者简介]冯庆想，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研究。

北京 100081114是一种缺乏重心的“离散意识”的聚合，这种流行文化意识建基于“港式”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的规范，由多种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拼凑而成，倾向反映生活在香港的感性经验、文化偏好与行为习惯。

换言之，这种本土主义只是“一个文化意义上，而非政治意义上的香港集体想像”〔2〕，它所关注的对象局限于外在客体所呈现的生活样态。

而这种生存方式派生的地方特色、习俗礼仪、文化符号与具体经验等中介，又是承接港人想象性认同与本土主义的重要桥梁。

一方面，本土主义与透过中介而产生的归属感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这种联系维系着特定的空间与历史的社群认同；另一方面，它又以中介细小差别为边界，与不同地理与文化的异类群体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产生主体自恋。

因 此，香港本土主义的生成及其认同感的凝聚，正是通过对本土中介的群体想象与情感共鸣得以推进。

进一步来看，香港本土主义作为一种潜在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本土情结，频繁潜伏在社会意识流变的背后。

在外部市场环境的有效刺激下，它借助本土文化与中西文化的整合平台，推动香港的粵语方言、地域情感、传统精神、商业伦理与消费方式等中介，转译为象征性的认同符码，日常透过文化传播、商品消费与社团交流等方式，强化生活在香港本土的港人自觉去认同和归属香港本土主义所“生产”的具有内在统一价值取向的“规格”和 “标准”。

随着本土文化在香港的蔓延及其消费意识形态的传播，本土主义的内在规定性隐形地灌输到香港社会大众心理中，并不断渗透、内化到港人的集体潜意识里，有力地推动香港主体有意或无意地自我质询。

这个过程类似阿尔都塞所提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社会成员之间通过“询唤”与 “应答”机制来建构主体性。

在这个香港本土生存状态的“想象性再现”过程中，各种文化组织、教育机构与家族社团对港人群体的身份意义塑造，直接刺激香港自我肯定意识的觉醒，展现明显的本土主体自觉。

随着时间维度的推演，这种本土主体行为在反复的社会实践与集体记忆的强化中，逐渐凝聚成香港本土文化认同的一股思想动力，把港人的起居饮食、情感传达到理性思考都镶嵌在一套香港中心主义逻辑里，形成一种排他性的自我认同。

自此，香港“自我”与内地“他者”逐渐显现，成为香港本土主义的一组疏离对象。

在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中，“个人主体不能自我确立，它只是在另一个对象化了的他人镜像关系中认同自己的”〔3〕。

当小孩看到自己的面相与形体在镜子中的映像，便会产生“自我”意识。

起初，这种自我意识只是对自身实在躯体统一性的认同，实质上它是伪主体在想象界中的投影，表征为一种以想象为基础的残缺不全的伪自我幻象，“只有通过被反映在另一个人身上，即只有另一个人为其提供了整体的意象，自我才能实现自我认同，小〕。

当小孩通过镜子自画像确立“自我”与 “他者”之间的边界，“他者”的视角成为自我认同的另一面镜子，“在与他人的认同过程的辩证关系中，我才客观化，’〔5〕。

在“他者”向“自我”投送视角信号的过程中，小孩逐渐把镜子里以“他者”为参照面的“自我”内化为意识里完整的自我。

但这种自我主体性并没有完全摆脱超现实感性直观层面，还不具有真正完整的主体属性。

即是说，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以抽象形式呈现主体对于“自我”和“他者”的评价与认同，是一个尚未完成时态。

只有当它置身于具体的社会环境与历史条件中，把自身与所处的文化、历史、群体、身份紧密联系起来，实现主体性“社会化”的跳跃，它 才能从抽象的单向度主体向具体的历史的完整主体的转化。

可见，主体性意识的产生不可避免导致了“自我”与“他者”的疏离；同时，完整的主体性包含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与历史存在环节。

由于历史隔阂与政治因素，香港存在于东西方文化大观的夹缝之间，香港的“自我”处于双重镜像中：一个是西方文化视域下的中国香港，另一个是中国文化视角下的“西化”香港。

这种空间场域的配置，在香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成 为香港自我意识生成的必要条件。

主体意识的确立，不仅需要本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社会实践的配合，而且需要主体自身的反思性、超越性与创造性。

正如香港岭南大学罗永生所说，“主体性归根结底是以本土生活共通的生活经验、价值和感情为基础，自觉地和反思地探问未来，并能彰显存活在本土生活空间的人的主体性”W。

由此看来，香港本土主义不单是独特殖民地历史中的文化体验的集合，更是一个对自我文化特质的建构和认同过程。

本土主体意识的特质往往透过“自我”与“他者”的文化差异性得以彰显，即社会主体以“自我”本位的文化视角观照异于对象的标准，从而形成香港本土主义的“香港/内地/英国”三维空间视野。

在香港特殊的历史时空与港人跨境经验中，从历史的推移到空间的转换，从个人旅行、放逐到族群迁徙、移民，种种历史、地理、文化与政治因素的综合交织所带来的文化移位与身份层叠，必然引起港人对“自我”与“他者”的质疑与确证。

尽管港115人经历的历史变动、文化冲击与社会环境纷繁复杂，但是，香港本土主义基本围绕香港“自我”与中国内地、西方世界两个“他者”之间的异同性这一主轴进行磨合与确认。

不管是在香港回归前从西方臆想的东方模型与中国指涉的西方标本的双重结构中探寻和确认“自我”，还是在香港回归后转向聚焦于香港“自我”的重新建构与中国意识的想象性融合，香港本土主义建构的核心都是通过一定的文化想象、社会诉求与身份认同来区别所从属的国家主体，从而凸显香港“自我”的独特文化属性。

这种文化认同逻辑表面上扩大了香港自我形象，消解了“他者”的在场，实际上挤压了本土主体的延展空间，成为“他者”所批判的狭隘本土主义。

二、香港本土主义的经济社会认同逻辑唯物史观是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包括观念形态）的理论武器，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形成唯物史观的社会基础是19世纪成熟的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可见，唯物史观所剖析的对象是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标本。

由于地理环境、殖民地历史、社会文化与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差异，“香港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历程不同于英国和欧美资本主义的演变历程，所以，呈现在香港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变异的形态”〔7]。

因而，香港是一个“既是又不是”的“不完整”资本主义社会。

如果要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切入分析香港本土主义的经济社会认同逻辑，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个前提，也就是支撑香港本土主义存在的社会基础的特殊性。

在对社会观念形态的研究中，唯物史观立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加以演绎，这无疑为我们认识香港本土主义的本质奠定了理论基础。

任何一种社会思潮都是对经济基础变化的反映，香港本土主义本质上属于观念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范畴，它必然受到香港政治上层建筑的直接影响，并最终取决于香港经济基础。

20世纪70年代，港英政府重新检讨殖民管治政策，着手调整香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20世纪80年代，香港成为国际金融、贸易、物流中心，位居亚洲四大新兴经济体之首。

同时，香港的流行音乐、新闻专栏、商业时装、武打电影凭借成熟的商业运作，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迅速占领内地市场，成为一时被追捧和模仿的对象。

可见，香港经济的腾飞与社会制度、教育、文化的发展成熟，为香港本土主义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扎实的经济社会基础。

“随着殖民政府进行的社会改革与移民政策，及较长时间116的经济繁荣期，再加上立足本地市场的文化与媒体成长，一个渐有自我意识的群体慢慢形成。

”〔8〕这 种群体意识在香港通俗文化中被解读为个人努力加上机会就可以成功的“香港精神”。

“香港经济的腾飞，离不开香港人的拼搏精神；而香港人的拼搏精神，来源于对香港这片土地的归属感。

”〔9〕因而，这种流行在香港社会的主体意识并非港英政府的一种慷慨恩赐，而是大部分港人勤奋务实、不断开拓发展空间的“附加值”。

从深层次来看，香港巨大的经济成就与其所衍生的社会认同意识，是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释放的生产力与开放性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港人主观能动性与生产积极性极大地提高的结果。

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立足于香港经济社会的具体变化，我们把握住了香港本土主义存在的基础，基本解决“什么是香港本土主义”这个本质与内涵的问题。

本质与现象是矛盾统一体，本质是现象得以存在的根本，现象是本质得以显现的外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