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工匠精神打造民族乐器制造之魂记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传承之路(二)

可以跟“师徒授业”这种传统的工匠传承形式相媲美的当属“子承父业”，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多的是这样的经典传承案例。

高级技师高占春的革新提炼

琵琶制作界的“高氏父子”（高双庆和他的儿子，上海市非遗传承人、琵琶高级技师高占春）就是一对典型。

高双庆曾被中央音乐学院特聘为专职乐器技师，负责各类乐器的修理工作。高占春14岁来沪跟随其父在“中华国音社”乐器店学艺。1958年，高氏父子一同进入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共同为琵琶的改革作出努力，解决了琵琶自古以来难以变调的问题。

“我父亲对我要求很严格。他经常说，你一定要学好这门手艺……不会演奏琵琶就不可能将琵琶做到极致，琵琶演奏也要好好学。”高占春这样回忆道。也正是慈父严师的勉励，促使他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学习琵琶演奏，拜琵琶演奏大师林石城为师。凭借聪明才智和勤学苦练，高占春学会了《彝族舞曲》《十面埋伏》等数十首琵琶曲，这使他的琵琶制作技艺更胜一筹。90年代以前，我国琵琶演奏界曾一度以得到一把高占春制作的琵琶为荣。

更难能可贵的是，高占春坚持把制琴过程中的经验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80年代初，高占春已经积累了30余年的实践制作经验，于是他萌生了把制琴心得记录成书的念头。“功夫不负有心人”，高占春花了近两年的时间，终于完成《琵琶制作》一文的初稿。后由林石城修改整理成文，由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编修成册，在1982年的《乐器》杂志上分9期连载发表。这是我国琵琶制作史上第一次发表的专业性文章，对我国琵琶制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琵琶制作在形制、规格、音响品质等方面有了趋于规范化的参照系数。高占春的这一贡献，不仅对琵琶制作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而且对其他乐器的制作也具有一定启迪作用。

像高占春这样，兢兢业业，为了琵琶制作技艺的提高而努力、为了琵琶制作技艺的传承而奋斗，一步一个脚印，为我们诠释的是工匠精神的又一个理念――从容独立、踏实务实。

技能大师张建平的

研发改良

同样是子承父业的张氏“父子兵”――张龙祥和张建平，在拉弦、弹拨类乐器的试制改良工作中也作出了突出贡献。如今，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内设立的“上海市技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正是“将门虎子”。

对于张建平来讲，工匠精神的涵义是“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他的父亲――乐器制作工艺师张龙祥，是一个多面手，主做拉弦乐器，三胡、琶琴、新型阮等诸多改良产品的研制也出自他手。张建平小时候并不喜欢这个职业，他的理想是当职业篮球运动员。1979年，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允许工艺师子女跟随学艺。于是，张建平成为了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工人，开始向父亲学艺。

当被问及他是如何做出现在这样的成绩时，他笑了笑，回答也颇富于哲理：“那是百分之九十五的努力加上百分之五的天赋。”从球场突然转向工厂做工，这对他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经过不懈的努力，两年后，张建平便开始独立完成一些中档和普及产品的制作，并逐渐吸收父亲张龙祥及伯父张文龙（原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拉弦、弹拨类乐器制作工艺师）的制作技艺及理念，边感悟边实践，逐渐摸索出特有的调琴方法，使二胡音质明显上升一个台阶。1987年，张建平与演奏家合作，研究如何在二胡音区内控制不协和发音点，获得了成功，该成果次年被文化部评为科技成果三等奖。

此外，作为《民族低音乐器研制与开发》课题的重要研发者，张建平不断探索，对其父张龙祥当年创制大琶琴的优缺点再次进行整理、归纳。2015年6月，与团队一起，完成了花瓶型、六角型低音拉弦乐器的制作，得到了上海民族乐团、音协等专家的指导与认可。2015年10月亮相上海国际乐器展，受到了广泛关注。

张建平的成功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他坚韧不拔的意志，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实践工匠精神的理念――摒弃浮躁、宁静致远。

走出车间开拓创新

工匠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式的“闭门造车”，工匠也要走出车间，开拓创新。2015年10月24日至11月9日，恰逢日本奈良“正仓院展”开展。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作为乐器文化的传承者，历来重视民族乐器文化的研究，特别组织技术人员及部分制作师前往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观展。此行八人包括张建平、李素芳、周肇麟（琵琶车间综合管理者）等。奈良之行，令他们受益匪浅，回到车间后大家将“取”到的“经”细细研读，进行了多次头脑风暴，最终运用到实践中，仿制唐代阮等系列乐器的工作顺利完工。

同年11月，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与谭盾工作室合作开展“丝绸之路”仿古乐器的探索与研发项目――关于仿制适用于舞台演出的仿敦煌壁画乐器。企业安排相关设计、制作人员等一同前往敦煌莫高窟进行学习，希望切身感受敦煌壁画的魅力，能够激发工匠的创作灵感。目前，该项目进行得有条不紊。

近年来，企业鼓励设计师与制作工匠积极寻找合适的传统手工艺、非遗技艺，在产品的设计制作中融入相关元素，提升民族乐器的文化内涵。例如嫁接漆画、珐琅、竹刻留青等传统工艺，创作出了青花、旗袍式、蝶之舞等系列乐器；同时与多位画家、艺术家合作，设计研制了海派风情、梦回红楼系列限量版乐器，产品投放市场后反应良好。

此外，车间的机械设备也在不断地更新换代，从建厂初期企业工匠自己改良的二胡琴梗铣型机、琵琶铣坯机等到如今引进的数控雕刻机、半自动弯弓机等，提高了工艺精准度及产品产量与质量。制作工匠们将节省出的时间与精力更多地放在了琢磨技艺、开拓创新中。

竞技、传承与抢救

除了个人的努力摸索、团队的协力合作，工匠技艺的提高还需要一定的“催化剂”。1986年，上海民族乐器一厂首届“敦煌杯”民族乐器制作比赛成功举办。30年来，该项比赛长盛不衰，一个关键原因是企业坚持邀请闵惠芬、王中山、李萌、吴玉霞等知名民乐演奏家、教育家、作曲家担任顾问及评委，使得参赛工匠能够在专家的点评中查缺补漏、寻找差距，确定下一步的努力方向。同时，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积极为制作工匠提供专业培训与考核的机会，自编和改编教材，对不同岗位的人员进行强化训练，企业的整体技术素质也上了新的台阶。1993年，在国家轻工部和劳动部首次评定工艺大师时，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竟有5名制作工匠被评为了高级技师。2011年，企业专业培训与考核得到了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轻工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的支持，成为特有工种技能培训鉴定工作的试点单位。五年来，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共培养出中级工42人、高级工18人、技师8人、高级技师1人。

技能培训不能仅局限在工作岗位上的工匠们，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工匠技艺更需要后继有人。因此，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紧紧抓住了工匠精神的灵魂――传承。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就开办了工业中学，为企业和行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乐器制作师。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又开办了民族乐器制作中专班，并委托办学，培养乐器制作的专业学生。

现如今，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依然走在传承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的前沿。2012年，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与上海市群益职业技术学校合作开设了民族乐器修造专业班，定向培养在生产服务第一线从事民族乐器制作、维护保管、乐器调律等工作的队伍。这一校企联袂办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在职业教育领域中开创了先河，解决了民族文化产业后继乏人的状况，也为中国民族音乐和民族乐器走向世界作出了贡献。目前，第一批专业学生已进入了定岗实习阶段。这些稚嫩的面孔，让人看到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传承的希望。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单位，上海民族乐器一厂认为必须再做点什么。《上海民族乐器制作技艺》是上海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丛书之一，由上海民族器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