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的起源和爆发的原因

义和团的起源和爆发原因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比义和团运动更加持续时间长，褒贬辩论激烈，评价不一，纷争不断，总是随着新材料的出现和新的分析而引发问题不断的历史事件。

义和团洋教案真正起于1872年山东冠县梨园屯（值得注意的是，梨园屯并不在山东冠县范围之内，而是处于山东直隶交界的留边地）教案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出逃途中将战争罪责推到义和团身上，命各地清军对其进行剿灭，虽之后仍有义和团余部进行小范围内的抗争和战斗，但总体来说，曾经席卷了山东直隶以及北京的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已然趋于没落，毫无死灰复燃之迹象，那么，这前后长达18年之久的义和团运动以及洋教案运动，若究其真正的起源，则要追溯到更久远的范畴，其原因则更加复杂。

一、义和团的起源在说明义和团的起源之前，我们先来简单看一下义和团团员的构成以及“义和团”这个名称的演变，义和团在称之为义和团之前，分散在各地曾有过很多名称，例如，以山东曹州府曹县的烧饼刘庄为核心的大刀会，红拳会；还有以东昌府冠县梨园屯为核心的梅花拳；还有在以荏平高唐为核心的神拳，之后又叫做义和拳，还有就是河北境内的梅花拳，义和拳，由此看出各地名称不一致。

在这些之中，山东曹州府曹县的大刀会入会有一条规定：自行购买武器。

就当地的农民生活水平，这一点显然把普通百姓排斥在外，也就是大刀会基本组成人员是富户，目的很简单：防御盗贼，保护资产。

而到了梅花拳，则基本面对对象转化成了广大的劳苦大众，这样，受众层面就扩大了，而到了梨花屯教案时候，赵三多（梅花拳第14代传人）则为了给梅花拳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则改运动中的队伍梅花拳为——义和拳，他也成为义和拳的首领，要注意，赵三多此举意在将教案中的队伍与梅花拳撇清关系（毕竟，在梨花屯教案中，破坏教堂，与教民起冲突最后多多少少在一定程度上与官府发生了一些摩擦）。

而位于鲁西北的朱红灯的大刀会他则直接改名为“义和团”，并宣扬“刀枪不入”“助清灭洋”。

所以说，整体来看，义和团在形成这个名称之前，各地曾用过各种各样的不同称呼，梅花拳、义民会、神拳、神团、义合团等等，最终，各地汇成了一个形式上统一的名称：义和团。

关于义和团起源，目前学界有两种不同说法，一是当时时任直隶吴桥县令的劳乃宣所著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在书中说“义和拳一门，乃白莲教之支流，为离卦教之子孙卦党也”“其为邪教，行迹显然”的义和团起源于白莲教之说，一是明恩缚（A.simth）①和G.N.师达格②最早提出的“团练起源”说，近年来又逐渐发展为是民间文化的作用下，由乡团逐渐发展为义和团。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种说法，首先应该明确劳乃宣的立场，劳乃宣是封建官僚统治阶级。

统治阶级内部对于义和团拳民的态度，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定义拳民为逆民邪教，要求坚决镇压，代表人物就是袁昶，袁世凯，在地方上就是劳乃宣；二是把义和团当做义和团，允许其发展；三是区别对待义和团中的“良”和“莠”，剿抚并用，当时山东地区的大部分官员都是持此种态度，比如山东巡抚李秉衡，张汝梅，以及后继者毓贤，还有当时平安县令蒋楷。

虽然说从情感态度上讲师认可第二种看法的，但是作为统治阶级的话考虑，不得不说，态度三才是最明智的，当然前提是利用得当的话，这其实也是义和团最终悲剧的原因所在，从一开始，义和团本身的命运就不曾在发起运动的平民百姓手中，而是在于统治阶级的态度。

但应该明了的是，第三种态度在倾向于剿的时候就和一站在了一起，其实镇压的态度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是占很大比例的，一向习惯了顺民，当遇到敢于找麻烦的逆民（也应该叫做义民），姑且不论逆民这称呼是否正确，反正最终是给统治阶级找了麻烦，那么，他最大想做的事无可厚非：镇压他。

这也是劳乃宣所想到的，决不能在自己的境内，在自己的统治范围之内爆发教案，不能沾染外国教会问题，谁都明白，那是在1840年之后最敏感的神经了。

所以，很明了，立场产生偏见，劳乃宣站在统治阶级的角度看到的拳民就是闹事的逆民，所以，在他的著作中就会有很明显的偏见和对于义和团的污蔑轻视。

我们再从劳乃宣的书中所记叙的内容来看，劳乃宣判定义和团是白莲教支流，是邪教，主要是两则依据：《仁宗圣训》③卷99“嘉庆十三年七月戊寅上谕军机大臣”全文和嘉庆二十年十一月初三日的文毅公那彦成④的奏疏。

第一则嘉庆十三年圣谕中提及“义和拳”并有奉旨查禁的明文，第二则文毅公奏疏内记载了义和拳教派源流以及历次拿办成案。

此两则材料仅能证明嘉庆年间的“义和拳”是邪教，但更无直接材料证明光绪年间的义和拳民就是由嘉庆年间的“义和拳”发展而来，也不能直接证明这两处的义和拳是同一源流，而劳乃宣显然是附会之词，将二者混淆。

再者，我们单纯分析白莲教和义和团。

闻香教、八卦教、红阳教、白阳教、红莲教、青莲教、黄莲教、天理教等等都是白莲教的别名或演绎，白莲教是假借“弥勒下生”的民间秘密宗教团体，这句话要值得注意，一是它的信仰是单一的弥勒佛，二是它是秘密的组织。

这两点是白莲教的根本特点，我们再来看义和团，义和团的信仰并不单一，与白莲教相反，它的信仰是多种多样的，大致包括四类，一类是道家神仙，例如玉皇大帝、八仙等等；一类是忠义之士，例如关羽、孔明；一类是小说中除暴安良的侠客，例如黄三太、黄天霸⑤；一类是英勇的武将，例如西楚霸王、托塔天王。

这四类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并不信仰弥勒佛。

义和团从产生到逐渐发展壮大，从没有丝毫的隐秘性，与白莲教的“秘密”性完全不符，白莲教的秘密性在于它是反对政权的，它是具有政治野心的八卦团体，他的目的是夺取政权，而义和团则大大不同，他的政治口号：扶清灭洋。

宗旨开始是保卫身家，防御盗贼，守望相助到后来的辅助政府，反抗外人。

而且，由义和团所信仰的神仙和人物就可看出，其大多是忠义人士，丝毫没有反抗当权政府的忠义之士。

其次，就义和团的组织来讲，义和团，团有团首，或称会首，练习义和拳者称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管事者称大先生、二先生、三先生，并且，他们定期公开亮拳，约期聚会，叫做“亮拳”，所以，很明显，义和团是一个公开的团体。

再者，我们看白莲教讲究八字真言：真空家乡，无生父母⑥；而义和团是讲究降神附体，刀枪不入。

最后我们看白莲教教主是世袭的，而且白莲教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聚众敛财，这些都是义和团没有的。

所以，综上所述，无论是从信仰还是组织结社还是仪式宗旨上白莲教都和义和团有着很大的不同，或者可以说截然相反的区别，所以，二者的传承关系基本可以说是否定的。

所以，劳乃宣的义和团来源于白莲教之说纯属附会之言。

那么，义和团是怎么来的呢？刚刚在上面已经叙述了义和团名称的由来，义和团最初只是以保卫身家为宗旨的松散的各地单独存在的乡团组织，而随着列强侵略压迫的刺激，教民的欺凌，天灾不断加剧了矛盾，政府在最初对于民团的鼓励，种种因素，最终都促使了义和拳正式成为声势浩大影响逐渐扩大的义和团。

我认为，在这里面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统治阶级也就是政府对于义和团的态度，可以说是导致之后洋教案频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是之后义和团遭到扼杀的悲剧所在，但归根结底，统治阶级发展到19世纪末已经趋于没落，对于民间力量，既不能好好利用来抵御外敌，又不能完全控制达到三方平衡的状态，且总是反反复复，无论做出什么样的谕令和指示都只是从统治阶层本身出发考虑，且朝令夕改令地方官员与平民百姓也无从适应，试想，当时民愤如此，人民真正的爱国力量得以激发，只要政府稍微加以引导，只要在中央有那么几个能够左右时局的人正确使用义和团，谁又能够知道近代的历史是不是还会面临继续的危机呢？二、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义和团运动之后能够席卷京津，直隶山东，与自1840年以来的洋教案到1873年山东冠县梨园屯教案等等都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洋教案的问题。

洋教案最初只是普通的平民百姓与普通教民之间的小摩擦，这只是简单地民教矛盾，但是，教民背后所撑腰的洋教士却不想善罢甘休，因为洋教士背后都代表着他所在的这个国家，有国家军事力量，有国家驻清朝大使馆对于教士活动的全力支持，所以，当仅仅是简单地民教矛盾解决方案得不到教士的认可的时候，尽管地方政府已经对教民教士有所妥协，他就认为这个官府，是清政府对于外来传教士的阻碍，所以，洋教士就有意或无意的将本是民教矛盾的简单问题扩大到了官教诉讼。

再来看普通平民百姓一方，虽然在洋教士看来，清地方官员并没有满足教士的要求，但在平民一方，他更不满意地方政府反复无常，时而偏袒教士教民一方的行为，所以在教案发生最初，在还是简单地民教诉讼的时候，平民百姓采取的是士绅向清地方官福呈案的方式，企图能够和平友好通过地方士绅力量协商解决，但是，随着平民和教士对于官府压力的加大，各国公使向中央施压，那么，最终承受压力的还是地方政府，所以，最后只能先向外国公使即教士教民妥协，所以在最初的梨园屯教案中，就剥夺了呈案的士绅的读书人身份，而这样尽管暂时满足了教士的要求，却在民间形成了更大的反抗因素和不满，将本来希望可以协商解决的平民引上了通过暴力手段解决的“拳民”，一旦发展成这种状态则一发不可收拾，而这个时候原本以保卫身家，防御盗贼，守望相助为宗旨的义和拳民就开始转化为仇外拳民，那么，人在不满的激动的极端情绪之下，只能做出更极端的事情：捣毁教堂，拆除教堂，杀洋教士教民，焚毁铁路、电线，仇视一切外来的洋物，外来商品。

其实从近代化来看，这些仇外行为并不利于近代化进程，但是，就当时状况而言，义和拳民的过激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外有侵略者不断侵略，内的清政府却不能够自强却在扮演着侵略者统治中国的工具，这样的内忧外患，求报国无门，所以整个中国在一种过激的氛围之下只能说明很多中国人是在为这个国家奋斗，是在为这个国家求发展，摆脱侵略者侵略通知的局面。

从某种意义上讲，自1840年之后，中国的人民比中国的清政府更加热爱这个国家，为这个国家付出的给更多，如果清政府能够还有一丝清醒，还能有一个开明的统治者，那么也许当义和团开始发展时，他就会成为守护中华民族的义勇军，也许我们的近代会走得更顺利一些。

当然，没有如果。

总之，当平民不满时，由和谐的士绅呈案就演化成了拳民暴力解决，当教士不满意时，就将普通的民教诉讼演化成了官教诉讼，不管这两种何种变化，唯一确定的是：都加深了刺激了教案向更极端的方向发展。

当拳民暴力解决之时，教士通过管教诉讼，这二者之后，就有了两种权利的交锋，从州县，督抚再到总署的清政府行政权力与教民到教士再到公使的侵略势力相斗争。

这之中还有一个问题要注意，就是教民的态度，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教民的构成，一般教民主要有四类人：一是当地的地主豪绅，当然这些地主豪绅是没有进入仕途的部分，但是与封建当局还保持着不错的关系的富有者，他们们主要是想通过依附教会来逃避官府的征收税收等等；一类是贫苦农民，城镇贫民，在教会在最初发展中，它的赈济确实是帮助到了一部分的贫民改善生活；一类是盗贼，很简单，是通过依附教会来躲避官府拘捕诛杀；一类是民间的宗教人员，当然这些主要是被政府定义为邪教的宗教，所以他们依附教会也只是为了逃避官府索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