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黑人的受难史

美国黑人的受难史
棉花种植园主们难以满足的需求主导了新国家的政治，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仰赖国家获得并清空新的土地，还因为他们需要强制劳动力。

与其他地区不同，美国的种植园主可以获得大量廉价劳动力——这就是《美国棉花种植者》（American Cotton Planter）所声称的“全世界最廉价且最容易获得的劳工”。

直到20世纪40年代机械化收割出现之前，棉花种植一直是劳动密集型行业。

收获棉花所需要的工时甚至比纺纱和织布还要长，收获时劳动力不足是棉花种植中受到的最大限制。

美国南方杂志《狄波评论》（De Bow’s Review）评论道：“真正限制棉花出产的因素是劳动力。

”
在莫卧儿印度和奥斯曼帝国复杂的农业结构中，农业耕种者首先要确保自己的口粮作物的种植，因而限制了他们能够向市场提供的收成。

事实上，如我们所见，缺乏劳动力是限制西安纳托利亚棉花出产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样也让在印度建立棉花种植园的努力受挫。

在巴西可以使用奴隶劳动，但棉花又竞争大过需要更多劳动力的甘蔗。

而随着1807年英国废除奴隶贸易，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很难招募到劳工了。

然而，在美国，几乎所有的短缺都可以用足够的金钱来解决。

新奥尔良和其他地方的奴隶市场与棉花市场一起蓬勃发展。

同样重要的是，有成千上万的奴隶可以用来种植棉花，因为美国独立后南方各州的烟草生产变得不再那么有利可图，促使那里的奴隶主出卖他们的奴隶。

正如一位英国观察家在1811年明确指出的那样：
“在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种植烟草已经不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原来从事这项工作的黑奴被送到了南方各州，使那里的美洲棉花种植者得到了更多的人手，能够更加活跃地开展业务。

”
事实上，到1830年，全美国足有100万人种植棉花，即每13人中就有1人，其中大多数是奴隶。

因此，棉花生产的扩大使奴隶制重新活跃起来，导致奴隶劳动力从美国南方的北部地区向南部地区转移。

仅仅在轧花机发明后的30年（1790年至1820年）内，就有25万名奴隶被强制转移，而在1783年至1808年禁止国际奴隶贸易期间，贸易商大约进口了17万名奴隶到美国，这是1619年以来进口到北美的所有奴隶的三分之一。

总而言之，美国国内的奴隶贸易将约100万奴隶强制迁徙到了美国深南部（Deep South），大部分都去种植棉花。

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美国棉花都是由大型种植园的奴隶种植的。

南方农村的小农户也生产棉花，因为它能很快赚到现金，而且种植棉花不像种植甘蔗或大米那样需要大量资本。

然而，尽管他们做出了努力，总的来说，他们的产出也只占总产量的一小部分。

正如我们在世界各地看到的那样，小农户在种植适销对路的商品之前，往往会把重点放在维持生计的作物上。

事实上，1860年在南方采摘的所有棉花中有85%是在大于一百英亩的农场上种植的；拥有这些农场的种植者拥有所有奴隶的91.2%。

农场面积越大，种植者就越能利用奴隶制棉花生产中固有的规模经济效应。

较大的农场负担得起去除种子的轧花机、用来把松散的棉花压成捆以降低运
输成本的压平机，他们可以从事农业实验，从清除的土壤中获得更多的营养物质，并且可以购买更多的奴隶以避免遇到劳动力制约。

棉花生产需要不断地寻求劳动力，持久地争夺控制权。

奴隶贩子、奴隶栅栏、奴隶拍卖，以及用来控制数以百万计的奴隶的身体和心理上的暴力行为，对于美国的棉花生产扩大和英国的工业革命至关重要。

奴隶们比其他人都更理解棉花产业成功的暴力基础。

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会以生动的细节做证。

1854年，逃亡的奴隶约翰·布朗（John Brown）想起他是怎么“被牛皮鞭……打的”，以及监工如何“搜捕‘逃亡的黑奴’”。

他记得，“当英国市场的［棉花］价格上涨时，可怜的奴隶立即感觉到了这一后果，因为他们的日子更加艰难，鞭子也不停地抽打着”。

另一个奴隶亨利·比布（Henry Bibb）记得那可怕的暴力：
“在监工的号角声中，所有的奴隶都集合起来目睹我受罚。

我被剥掉衣服，被迫脸朝下趴在地上。

地上揳了四根桩子，我的手和脚都绑在这些桩子上。

然后监工就用鞭子抽打我。

”
英国棉花制造业的扩张取决于大西洋彼岸的暴力。

棉花、清空的土地和奴隶制紧密相连，利物浦棉花商人威廉·拉斯伯恩六世（William Rathbone VI）于1849年前往美国时向他的父亲报告说：“黑人和这里的一切都随着棉花的价格波动而波动。

”
奴隶劳动如此至关重要，以至于《利物浦纪事报》（Liverpool Chronicle）和《欧洲时报》（European Times）都曾警告说，如果要解放奴隶，棉布价格可能会增加一倍或两倍，给英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虽然野蛮胁迫对数百万美国奴隶来说像是一场噩梦，但是这种暴力结束的可能性对那些在棉花帝国中收获巨大利润的人来说同样是一场噩梦。

为了使这种噩梦不会成真，美国的种植者们也利用了第三个把他们变成世界领先的棉花种植者的优势：政治力量。

南方的奴隶主已经以五分之三条款的形式，将其权力基础写入了宪法。

一系列支持蓄奴的总统、最高法院法官，以及国会两院强有力的代表，都保证了对奴隶制看似无止境的政治支持。

奴隶主之所以能在联邦级别拥有这样的权力，是因为在蓄奴州内没有与之竞争的精英阶层，奴隶主在州政府享有巨大的权力。

最后，这些州政府还修建了越来越深入内陆的铁路，使得北美的棉花种植者进一步发挥了种植园靠近通航河流的交通优势。

相比之下，巴西的棉农却要与该国强大的蔗糖种植者的利益相抗衡，无法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来促进棉花出口。

通过骡子或马来长途运输棉花的费用仍然昂贵，例如，从圣弗朗西斯科河地区运输到萨尔瓦多港的棉花，价格几乎翻了一番。

在印度，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同样很差（据说在印度，棉花运输到港口后价格增加了约50%，但在美国只增加了3%），因为印度的棉花商和种植者缺乏资金和力量推动交通条件的快速改善。

奴隶主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影响力也是决定性的，因为它允许他们把奴隶制度扩展到新获得的南方和西南地区土地上，同时成功地使联邦政府实行剥削美洲土著的政策。

以一种迂回的方式，美国的独立已经成为欧洲棉花产业，特别是英国棉花产业的福音。

英国屈服于一个世纪以来的废奴主义者的压力，在1834年废除了其帝国内的奴隶制。

一些美国革命者
设想在自己的国家也这样废除奴隶制，却只看到奴隶制成为世界最重要的棉花种植区的发动机。

而且美国独立也解除了剥削美洲原住民的限制，白人移民和北美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现在已经摆脱了欧洲政治的复杂协商的影响。

事实证明，政治和经济空间的分离对于世界上最有活力的产业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种植棉花的奴隶主主宰地方政府，并且对联邦政府施加重大影响，他们的利益和国家政策可以结合到令人惊叹的程度，这对于大英帝国内的奴隶主来说是不可能的。

例如，在亚祖河-密西西比河三角洲，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因素如何结合在一起。

在这个面积大约7000平方英里的地区，宽阔的密西西比河数千年来积累了丰富的沉积物，使其成为世界上产量最高的棉花田的苗床。

1859年，三角洲地区6万名奴隶产出了惊人的6600万磅棉花，这是18世纪90年代初圣多明各在其生产高峰期时出口到法国的棉花数量的近10倍。

为了使三角洲地区成为工业世界最重要的商品的主要产地——可以把这里理解为19世纪初的沙特阿拉伯——必须要从原住民那里获得土地，而劳动力、资本、知识和国家力量必须要统统动员起来。

1820年至1832年间，一系列由小规模冲突和武装冲突支持的条约将大部分土地从原住民乔克托人那里转移到白人定居者手中。

满怀希望的棉花种植者使用货车、木筏和平板船从南部的其他地方带来奴隶，清理那片“丛林般的”植被，然后锄地，播种，修剪幼苗，最后收获棉花。

关于三角洲是“世界上最适宜种植棉花的地区”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南方，那些
能够获得充足的资本（主要是以劳动力的形式）和有着专业知识的种植者开始进入这个地区。

他们建造的种植园成了繁荣的产业：到1840年，在三角洲中心的华盛顿县，奴隶和白人居民的比例超过了十比一。

到1850年，全县每个白人家庭平均拥有80多名奴隶。

三角洲地区最大的种植者斯蒂芬·邓肯（Stephen Duncan）拥有1036名奴隶，到19世纪50年代末，他的财产估值达130万美元。

三角洲地区的种植园并非典型的棉花农场，而是高度资本化的产业，事实上也是北美最大的产业之一，所需要的投资几乎超出所有北方工业家的能力。

从三角洲地区豪华典雅的豪宅的前廊来看，财富似乎是从土地中流出的，这是一个奇异的炼金术的结果，这个炼金术结合了无主土地、奴隶劳动以及——我们将会看到——源源不息的欧洲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