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青海伊斯兰教研究的轨迹与特征

百年青海伊斯兰教研究的轨迹与特征
中图分类号：B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586(2011)03－0139－06
青海伊斯兰教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纵向比较，有突破性之进展；横向比较，在全国学术界有一席之地。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青海伊斯兰教研究的成果有目共睹，反映出一些鲜明的时代特征，其间得失值得回顾总结一番。

民国时期的研究状况：萌芽草创
由于青海穆斯林多居住在东部地区，在青海建省之前，长期处于甘肃管辖，涵盖在甘肃伊斯兰教研究之内，建省之后，其主要精力集中在军政、民族问题上，对伊斯兰教的关注不够，如介绍的多、研究的少，附带的多、专门的少。

但也有可观之处，主要散见于下列观点和资料之中。

(一)孙中山首开对回民起义正确评价的肇端
与伊斯兰教关系密切的回民起义是一个大家都关注的
学术热点。

有王树民的《乾隆四十六年撒喇事变与西北回教新旧派分立之由来》(《西北通讯》1948年3卷5期)，作者虽未明确肯定此为起义，但结论是“试想回教自唐朝以来便存在于中国，经过一千余年，大家全能相安无事。

为什么在清朝这短短的一二百年内却连演几次流血的惨剧?寻根究底，我们不能不说清朝政府的挑拨政策贻害之大了”。

孙中山的
言论则值得注意：“三民主义首在解放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回教在中国历代所受之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也最强，故今后亟宜从事于回民之唤起，使加入民族解放之革命运动。

回教以历代勇敢而不怕牺牲著称于世，倘能唤起回民之觉悟，将使革命之前途得一绝大之保障。

总而言之，中国之民族运动，非有回教之参加，难得最后之成功，打倒帝国主义之工作，非有回教之整个结合，亦势难完成也。

”河湟
地区爆发过三次回民起义，鉴于伊斯兰教在其中起着组织领导的作用，国父的评价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二)官方社会调查中所反映出的伊斯兰教的点滴
《青海风土概况调查记》所收的19种资料均是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所编写的有关青海各地风土概况的调查记。

对伊斯兰教的记述可看到这样一些情况：伊斯兰教多称“回教”，或“清真教”、或“穆罕默德教”。

其信徒称回民，“可分为汉回、撒拉回和托毛达子三种”。

其教派有“老教”
“花寺”“大会”“新教”“新新教”，有“高念、默念、心念之分，均为赞主赞圣”。

能反映一些演化情况：西宁“旧教现已感化，趋于正规矣”，指出教派分化、老教人口减少的事实。

大通各民族都信教，“可是宗教观念最牢的只有回人”。

乐都“回教礼拜寺一，回族民众崇信甚诚”。

化隆“回、撒信仰穆教”。

湟源回民“多信奉新兴教……其教义本严，而其势亦甚盛也”。

门源“回民多有礼拜寺”，同仁“回民礼拜寺一处，民国十三年建修，众人请阿洪一名，教授学徒，崇信穆教”。

(三)学者社会调查中对伊斯兰教的零星描述
韩宝善的《青海一瞥》(《新亚细亚》1931年3卷6期)称回教信仰对象为“阿浪洪”或“胡大”，介绍了宗教制度及禁忌，认为“历次汉回仇杀之惨剧，教义之不普及，诚有以致之也”。

文郁的《青海省宗教的调查》(《海泽》1934年6、7期)发挥了该观点认为，“教义和教徒，本来不是一件事。

有些教徒，只知有教，不知有教规，所以狭隘的民族意识，越来越狭隘了。

而过去的回汉纠纷，也就成为历史上最伤心的痕迹”。

该文还附有青海回教促进会14处分会的调查表。

马鹤天的《青海之宗教》(《开发西北》1935年4卷6期)指出：“回教之名称不一，以地域名，称为天方教，以教义言，称为清真教，以译音言，称为伊斯兰教，以宗族言，称为回
教。

青海回教由新疆传人，因军政大权多在回教徒手中，故回教亦盛，且有势力。

”清真寺“各县共计360余处。

”
任美锷《循化的撒拉回回》(《地理教育》1936年1卷5期)指出：“清真寺正殿内一无所有，只铺着拜跪的垫子，供
祈祷时之用，地板擦得纤尘不染，人们入内，必须先把鞋子脱去，放在门外。

”“回民每星期在清真寺内举行礼拜，许多人集合在一块，无形中养成共同团结的习惯，因此回民团结力大都非常强。

”并认为“清代的回乱有好几次由撒拉酿成，播及他处。

所以他们的人数虽不多，但在国防上却是不容忽视的”。

以反面的口吻表明了民族宗教问题的重要性。

还有一些文章和著述涉及青海的伊斯兰教，著名的如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等等，不再一一列举。

总之，民国时期的青海伊斯兰教研究虽不系统全面，但大都能点出要害，还是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总之，大致从1911年到1949年这一时期，少数文化人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有关青海伊斯兰教的记述性文字，而非系统的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至1944年，由就学南京的青海回族
青年穆建业等创办《突崛》期刊，主张“唤醒中国回民，阐扬回教教义，倡导回民教育，联络回教民族”，在当时国难
深重、民族危亡之秋，大大激发了穆斯林的爱国热情和抗战热情，成为青海穆斯林思想文化界的先驱。

新中国成立以前，青海伊斯兰教研究无机构和研究人员，只有一些零散的资料，
如官修的正史、方志，奏稿以及墓表、祭文、著述等，比如《元史》《明史》《清史稿》《清实录》《西宁府新志》《西宁府续志》《甘宁青史略》《甘肃新通志》《兰州纪略》《秦边纪略》《豫师青海奏稿》《西宁军务节略》，以及清代西宁府属几个厅、县志等。

其次是民间传说即口碑资料。

“文革”及其以前的研究状况：渐入正轨
这一时期是青海伊斯兰教研究受到重视的历史新起点。

建立了相关的机构，配备了人员，开展了大规模的穆斯林社会历史调查。

1958年，由国家民委、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主持，从中国科学院民族所和中央民族学院抽调专人，会同青海省民委，组成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重点调查土族、撒拉族社会历史。

同时，对回族聚居区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取得如下成果。

(一)对回族社会特殊性的全面研究及认识
196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和中央民族学院将调查结果铅印成内部材料，即《青海回族调查资料汇集》，还有《循化撒拉族社会经济调查》，内容包括：(1)青海回族的一些情况；(2)门源回族自治县社会历史调查报告；(3)化隆回族自治县调查材料；(4)湟中县回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5)
大通县回族社会历史情况；(6)循化撒拉族社会经济调查。

其中有专讲宗教信仰的，在此以循化的为例加以简介：(1)宗教信仰；(2)教派；(3)寺院组织和宗教负担。

其中以第三部分最为详尽。

如清真寺的海乙寺制度，总寺下辖若干小寺，阿洪的聘请任期职责，满拉的学习制度，穆斯林的16种负担的具体内容如学粮、乌苏勒(十一税)、则卡提(天课)、费特勒、海底耶、青苗钱、尼卡亥费、“讨白”钱、瓦格夫、阿洪派饭、起名钱、圣纪节乜贴、清明乜贴、法图麦节乜贴、拱北念经乜贴、祈祷经等等。

其后按民族分别编纂的《民族志》成稿，也涉及到宗教信仰。

(二)由“回乱”到“事变”再到“起义”，正确评价了伊斯兰教
其代表作有林斡的《清代乾隆年间的苏四十三起义和田五起义》，认为“尽管起义带着怎样的自发性和原始性，它终归是回族和撒拉族的革命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

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这两次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回族和撒拉族人的鲜血并没有白流”。

这时期的研究在克服极“左”的影响中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缓慢积累，凝聚人心，奠定了学科体系的体制基础。

也为“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学科发展、队伍壮大、学术
繁荣奠定了制度基础，确有开创之功。

改革开放之后的研究状况：全面繁荣
这一时期是研究进入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改革开放促进了青海伊斯兰教研究新局面的形成，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学术研究取得很大进展，研究队伍扩大，学术论文大幅增加，能举办全国性的伊斯兰教研讨会，出现了具有影响的专著。

到21世纪后，学者个人文集、综合创新的学术专著增多，也能举办大型的高端的伊斯兰教学术研讨会，青海的声音进一步增强，青海籍的学者、青海的伊斯兰教研究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

(一)关于研究机构、队伍的规模以及影响
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

青海民族大学、青海省民委、青海省社会科学院等有专职人员，还有业余爱好者，形成了一支科研队伍。

民间社团“青海回族研究会”和“青海回族撒拉族救助会”相继成立。

1982年8月在西宁召开了“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青海的作者向大会提交了近二十篇论文，研究内容广泛，对青海的伊赫瓦尼教派论述颇为集中，其中刘德文的是这方面有较大影响的论文之一，林松的“关于伊斯兰教与回族关系”的论文引起极大的反响，产
生了持久的影响。

会后青海省民委编辑出版了论文集《中国伊斯兰教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7月28日至30日，“教育与宗教慈善暨第三届宗教与公益事业论坛”在西宁成功举行，论坛由青海回族撒拉族救助会承办。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宁夏社会科学院、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国家宗教局研究中心、香港伊斯兰文化协会等专家学者，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广东省道教协会、青海省基督教协会、无锡灵山慈善会、河北天主教信德文化所等代表，以及回商慈善代表200多人与会。

收到参会论文58篇，与会者畅所欲言，分享了不同宗教、不同慈善机构、不同地区在慈善事业方面的成功经验，深入探讨了五大宗教的慈善理念。

会务组织及志愿者的优质服务给来宾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影响，参会者对会议的组织工作给予了高度赞扬。

可谓是民间“小会”办大会。

(二)关于伊斯兰教整体研究的成果
这方面的成果较多，影响较大。

主要的论文有：李兴华的《西宁伊斯兰教研究》(《回族研究》2008年第4期)和《循化伊斯兰教研究》(《回族研究》2009年第1期)，前文概述了西宁的历史及伊斯兰教的地位，探讨了伊斯兰教传人西宁的时间，论述了穆斯林在此逐步聚居及反清起义的过程，并
介绍了著名的清真寺和凤凰山拱北，特别是对东关清真大寺鼎盛情况进行了叙述。

后文的体例与前文一样。

以系统梳理资料、清晰刻画历史脉络见长，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史学功底。

主要专著有：南文渊的《伊斯兰教与西北穆斯林社会生活》(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本书正是从伊斯兰文化与
穆斯林社会互为一体这个特点出发，来具体研究宗教文化与社会各个部分的相互关系，分析伊斯兰文化存在的社会条件和它对社会的作用，正确认识伊斯兰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而探讨我国西北地区穆斯林社会、经济、文化与环境全面发展的途径”。

“这里所说的西北，实际上只局限于甘肃、宁夏与青海。

”该书视角独特、内容新颖、成书时间早，社会
反响大。

《青海省志?宗教志》(西安出版社2000年出版)，其第三章为伊斯兰教，分渊源与传播、教派门宦、清真寺、拱北四节。

马明良的《伊斯兰文化新论》(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伊斯兰思想与回族社会的协调发展》(第三作者、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简明伊斯兰史》(经济日报
出版社2001年出版)、《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往历程和前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等书，作者从大处着眼、小处人手，整体把握、展开论述。

其新论是教义论，简史是教史论，文明交往论是作者学术领域的新开拓，作者坚持了自己一贯的风格。

其学术成果是多方面的。

马进虎的《两河之聚――文明激荡的河湟回民社会交往》(甘肃民族出
版社2006年出版)，该书获得读者好评，其中《回族研究》的书讯说：“该书共5章20节，分别从地理、宗教、文化等方面对河湟地区回族等各族人民的关系、交往等方面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对回族等各族之间的文明交往进行阐述。

”其实是一部对苏非门宦有着更多体认的学术专著。

喇秉德、马文慧、马小琴等的《青海回族史》(民族出版社2009年出版)和《青海伊斯兰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出版)两书，受到省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尤其是作者大声疾呼社会理性，引起人们的感情共鸣。

还有一些书如芈一之的《撒拉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年出版)，马成俊主编的《百年撒拉族研究文集》(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朱和双、谢佐、马伟的《撒拉族――青海循化县石头坡村调查》(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也涉及伊斯兰教研究，不再一一介绍。

另外，鲍新山、韩德明参加了《中国回族大词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青海部分词条的撰写，喇秉德是《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出版)青海伊斯兰教词条的组织撰稿人。

(三)关于伊斯兰教专题研究的成果
1、关于青海伊斯兰教的传播、分化、整合问题研究。

这方面有一定的成就。

有喇秉德的《伊斯兰教在青海的传播和发展》(《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该文从唐、宋
时期穆斯林在河湟的聚集起，直至近代，分阶段较系统、全面地论述了伊斯兰教在青海的传播与发展的过程。

关于教派门宦问题，有马通的《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对青海伊斯兰教派门宦也有介绍。

关于人物研究，有孔祥录的《嘎的林耶门宦杨门道祖杨保元》和马福海的《杨道祖墓志》(载青海省民族学会编《学术论文选集》1983年第2辑)，对杨道祖的生平事迹有较详细的介绍。

奥斯曼的《中国伊斯兰教伊赫瓦尼派传播人马果园》(《青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朱刚的《花寺门宦的创始人马来迟》(《青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刘德文的《中国伊斯兰教伊赫瓦尼派在西宁的传播》，对伊斯兰教教规、传播过程、违规处罚措施有较详细的论述，同类的还有马占彪的《试论马万福及其伊赫瓦尼教派》(《社会科学参考》(内参)1984年第7期)、马景的《伊赫瓦尼派在西北发展原因探析》(《青海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马虎的《门源县伊斯兰教派简况》(《社会科学参考》(内参)1983年第15期)、马明良的《循化地区伊斯兰教派简况》(《社会科学参考》(内参)1984年第15期)、冶青卫的《色兰费耶的主张及其在青海的传播》(《社会科学参考》(内参)1987年第7期)也是探讨教派分化问题之作。

马翰龚的《青海伊斯兰教教派与门宦现状》(《青海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青海伊斯兰教拱北述略》(《青海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是青海省1996
年进行民族宗教大调研的成果，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马文彪的《青海伊斯兰教派纠纷缘起及解决途径浅说》(《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马进虎的《如何对待异己教派关系重大――伊斯兰教派问题纵横谈》(《青海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浅析青海伊斯兰教派之分野融合》(《青海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是几篇如何理顺教派关系的重要论文。

总之，教派研究有一定的成就，但对一些有关教派资料的收集、整理、出版、研究工作需要加强。

2、关于伊斯兰教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成绩很大，许多问题得以解决。

有李耕砚、徐立奎的《卡力岗地区部分群众昔藏今回的调查》(《青海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青海地区的托茂人及其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载《中国伊斯兰教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调研报告一经发表，引起了国内伊斯兰教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并引起学术争鸣。

才旦的《只要信仰伊斯兰教就可以说是回族吗――(卡力岗地区部分群众昔藏今回的调查)一文质疑》(《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认为藏族群众信仰伊斯兰教是个特殊情况。

“决不能凭宗教信仰就认定他们成了回族”。

这些人现在的民族成分，还有待于调查识别。

李徐二位的《答(卡力岗地区部分群众昔藏今回的调查>一文质疑》(《青海社
会科学》1983年第4期)，进行了回应：“这部分人属于回族的问题，是个现实问题。

”“这里既不存在‘识别’问题，也不存在‘认定’问题，存在的只是反映不反映的问题。

”这部分回族的祖先原为藏族。

他们是在各种条件促成下改宗伊斯兰教，进而逐渐成为回族的一部分。

这种学术交锋推动了研究的深入。

沈玉萍的《卡力岗现象及其分析》(《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认为：卡力岗现象实际上是一种藏穆文化的交流、融合现象。

在青藏高原，有藏族和穆斯林杂居的地方，这种现象是较为普遍的，它不仅在青海化隆有，而且在青海的尖扎、同仁也有，在甘肃的甘南藏区也有，甚至在西藏佛教圣地――拉萨更是大量存在。

这也是一篇研究同类问题的有分量有影响的论文。

研究现状的有段继业的《论青藏高原的藏穆关系》(《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

南文渊的《论伊斯兰文化在回族形成中的主导作用》(《回族研究》1991年第3期)重新探讨了二者的关系。

芈一之的《试谈撒拉族的历史发展与伊斯兰教的关系》(《青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l期)，过多地看到了其负面影响。

冶青卫的《伊斯兰教与撒拉族风俗习惯》(《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马明良的《撒拉族的风俗习惯与伊斯兰教》(《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两文从宗教与饮食、与服饰仪表、婚丧礼仪、节日庆典论述了二者的内在联系。

3、关于伊斯兰教与回民起义的关系问题研究。

成果较多，影响较大。

基本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对伊斯兰教的作用质疑较多，或者认为其教争导致了起义的失败，或者认为“毫无进步意义”，只能算是“地方骚乱”。

另一种观点认为，回民的反抗斗争属于农民起义的范畴，肯定伊斯兰教所起的积极作用，维持了回民起义的结论，成为社会的主流观点。

前者以高占福的《关于教派之争在清代西北回民起义中消极作用的探讨》(《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第1期)、扬淙的《撒拉族的伊斯兰教派斗争》(《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为代表。

高文认为：教派矛盾的危害，不仅表现在回民起义前，更为重要的是在反清起义后，其隐患并未消除，造成义军之间的分裂，影响各派群众反清合力的形成，留下了极为惨痛的教训。

历史事实证明：清朝对于教派矛盾或斗争，一般都借机利用、积极挑拨，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有时利用这一派打那一派，有时又抑此扶彼，故意制造不同教派的骨肉相残，妨碍了民族的团结，妨碍了各地起义军在反清斗争中的密切合作。

“伊斯兰教在回民起义中的积极作用是有限的，而伊斯兰教派之争连这点有限的积极作用也没有，它给回族等民族带来的只是沉重，是直接造成西北乾隆以后历次起义失败，回族等民族长期以来得不到团结、发展、进步、繁荣的宗教原因。

”历史地反思教争的社会弊
端具有积极的认识意义，教训值得吸取，但结论偏颇。

在特定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教义之争、认识分歧并不奇怪，只是发展到械斗流血的程度就走向了自我否定，应引以为戒。

其实回民起义离不开伊斯兰教，过分地贬低伊斯兰教的作用，只是对回民起义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而扬文认为：“‘苏四十三事件’是一次对国家，对民族，对劳动人民毫无益处，毫无进步意义和反革命性的地方骚乱，而不是‘反清起义’”。

对此，喇秉德的《苏四十三起义是反革命性地方骚乱吗?――评扬淙同志对起义的否定意见》予以商榷，“苏四十三领导
的反抗斗争有新老教争的形式发展成为以撒拉族、回族为主体，并有汉族、东乡族等参加的反清民族起义，不能因为教派斗争引起而以偏概全地轻易贬低或否定”。

作者因对清朝
的民族宗教政策缺乏了解，对起义的背景和环境的认识模糊；所以，对起义的性质作了错误的评价。

无论怎样，这种争论是很正常的，反映了伊斯兰教研究的活跃程度，这种学术争鸣推进了回民起义与伊斯兰教关系研究的深入。

杨怀中的《论十八世纪哲赫林耶穆斯林的起义》认为：“18世纪80年代，哲赫林耶穆斯林，包括回回、撒拉各族的农民和城镇各阶层人民，为反抗清朝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在今甘宁青地区吹响了向清王朝进攻的号角。

一场穆斯林农民起义的狂飙迅速席卷了西北大地。

他们以英勇奋斗的精神，在中国农民革命史上写
下了壮丽的篇章，在我国民族革命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一章。

它表现了各族穆斯林的团结勇敢、不屈不挠的高贵品质，揭开了各族人民反清运动的序幕；同时也揭露了清朝统治集团的残暴与腐朽，显示了‘乾隆盛世’时期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它也标志着清王朝由盛世转向衰落。

”“它对于写好中国回族、撒拉族伊斯兰教史，回族、撒拉族历史，农民运动史，回族、撒拉族民间文学史也有密切的关系”。

文章很有学术影响。

张承志说：“在中国史学史上，《论十八世纪哲赫林耶穆斯林的起义》是凤毛麟角。

原因在于：这篇论文完全与它的研究对象――大西北贫瘠荒山里的回
民心底深埋的东西一致。

它的勇气、火候、准确性，都不是应时文章所能比及的。

”这种争论把研究推向了高潮。

值得一提的是高文远的《清末西北回民之反清运动》，作者是侨居沙特的青海籍学者，1988年该专著由台湾出版并获“学术论著华文著作奖”。

1998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学者余振贵的再版前言认为该书“是一部学术性、知识性与可读性兼备的专题论著，它不仅是作者多年来耕耘于史学之苑所获得的重要硕果，也反映了海外华人学者的史学观点和学术见解”。

清史专家马汝珩写了再版代序，认为全书“阐述全面，持论公允”。

“不失为一部有学术价值的专著”。

此书分绪论，西北的伊斯兰教，远因，近因，西北回民之反清史实，陕西地区，同治初年的甘肃现状，金积堡地区，河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