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之谜

中国经济增长之谜

自从1776年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问世以来，众多经济学家投身于经济增长理论这个引人入胜的研究领域，之后经济史上发生的“边际革命”使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处于低迷时期，但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革命”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80年代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问世使它又焕发出了青春。从古典模型、新古典模型到内生增长模型，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也昭示着经济增长理论随时代发展而演变的过程。1978-2017年，中国经济经历了39年来的快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GDP)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占世界1.8%,2017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827122亿元，增长了226倍，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美国而排名第二，占世界比重也达到了15%。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使得国内外的许多研究机构和经济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1989年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把当时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同的观点和信念记录下来，归纳为10个方面的政策工具，并称之为“华盛顿共识”。其中在这些政策中，要促使一个国家获得经济快速的增长必须满足三个核心条件即产权私有化、自由化与稳定化。然而根据中国近3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这样一些经济事实特征，在中国法治、产权保护等很不健全，也没有好的金融体系和商业环境。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的法律规章都存在歧视私营企业的情况，直到2004年，中国才修改了宪法，首次将保护私人财产写入了宪法，在契约的执行效率方面也没有完善的法治作为保障，同时根据国际金融公司和世界银行编制的经商环境宽松度指标，中国在155个国家中排名第91位。即使在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方面，我们国家在技术创新、人均资源和金融体系方面都处于落后的状况，根据这些经济现实，如果按照“华盛顿共识”的观点，中国在这近30年的时间里是不可能创造“增长的奇迹”的。因而这个“增长悖论”似乎挑战了经典的西方经济理论，因为产权清晰、法治完善下的契约执行和政府效率等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之谜”。1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的解释，目前学术界从许多角度加以解释。如沈坤荣从激励导向的角度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在于中国的制度激励。2何小钢、张宁构建面板数据下的参数成本前沿模型，从成本角度考察了中国经济增长转型的动力。认为在诱发企业成本变动的各种效应中，除规模扩大效应之外，技术进步效应最大，其次是要素价格调整效应，再次是效率提升效应。要素价格调整效应中以能源影响最大，能源价格波动有可能成为制约行业向资源节约增长转型的重要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和对外开放都有利于降低成本的非效率水平。3刘凯豪等从人口结构变化角度来分析，认为人口性别比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负效应,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而初见端倪的现代型人口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高中学历人口所占比重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不显著,而专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所占比例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城乡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而国有企业就业人员所占比重与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4

1沈坤荣.解读中国经济增长之谜—一个激励的导向分析,《经济评论》，2008年第一期，21页。

2沈坤荣.解读中国经济增长之谜—一个激励的导向分析,《经济评论》，2008年第一期，20页。

3何小钢、张宁，中国经济增长转型动力之谜: 技术、效率还是要素成本，《世界经济》2015年第一期，25页。

4刘凯豪等，破解中国经济增长之谜——来自人口结构变化的解释，《经济科学》2014年第二期，5页。

我的观点：中国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是取决于制度红利，或者说是制度创新驱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即使中国经济产权界定不够明晰，市场竞争程度也只是逐步在放开，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促使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一直是封闭式、政府主导型的计划性经济体制，这使得市场不能实现充分竞争，资源得不到有效率的利用。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逐渐走向开放型、政府指导型、更加贴近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式，促使原本就地大物博、劳动力丰富的中国经济发展顺风顺水。微观层面来考虑，主要是公司与劳动力角度。在改革前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大型私有企业很少，此外企业种类也主要是钢铁等重工业，高附加值的第三产业发展很不成熟，而改革开放后期公司制的发展，新兴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而在于劳动力方面，中国从来不缺少劳动力，但是缺少高质量劳动力和劳动力流动的条件。改革开放后，从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为中国城市建设和城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劳动力能够快速有效的涌入城市建设中，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国家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壁垒逐渐解除。因此，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得出，我国经济增长之谜的解释主要是一系列制度创新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