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图文与神话原型——中国神话研究的史料和观念缺陷》

上古图文与神话原型

——中国神话研究的史料与观念缺陷

陈文敏

（本文原刊《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16年1期，此为增订稿）本文属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古汉字本义系统与上古神话原型研究》（批准号：09XZS013）阶段性成果。

摘要：中国上古神话史研究长期迷茫的原因，极大可能与“史料缺陷”和“观念缺陷”有关。本文提出以上古岩画、器物纹饰、甲骨金文等上古先民亲笔记载的“上古图文”弥补“史料缺陷”，再以先民笃信不移的“天帝为真”观念弥补“观念缺陷”，由此深入探索上古神话史必将别有洞天。

关键词：上古图文天帝为真史料缺陷观念缺陷神话原型

美国学者戴维〃利明和埃德温〃贝尔德合著的《神话学》一书说得好：“神话是一个尚未得到完全理解而又令人着迷的课题，必须从不同的观点，甚或是截然相反的观点去进行探讨，惟此我们才能看到全面而综合的情况1。”本文正是从“截然相反的观点”探讨神话，结果正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我们知道，华夏文明发祥史已经迷茫了三千多年（从商周之际“神本”转向“人本”开始）。例如叶林生在《黄帝考》一文中说：“黄帝是有还是无？是神还是人？是人还是物？是土生还是外来？这些问题，至今不能了然

。”初史何以如此迷茫？其中一个重大原因就在于传统史学主要是依靠传世2

文献来了解上古史的，而“传世文献”的一个“传”字，就注定了它的“删改亡讹”之虞。也正因如此，史学界才把上古史称作“传说时代”或“神话传说时代”。二十世纪20年代，“疑古派”（古史辨）横空出世，把我国传统史学主要依赖的“十三经”等传世文献记载的上古史几乎全盘否定，认为这些经典中记载的上古史其实是随着时代递进而“层累地造成的”，发现“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所以，在传世文献中，并“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只能“知道某一

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认为在传世文献中，只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而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只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而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3。面对这种史料的无奈，疑古派的治史态度也只能是“不立一真，惟穷流变”（顾颉刚语4），胡适亦谓：“我们看史迹的整理还轻，看传说的经历却重5。”总之，疑古派“疑”的就是“传世文献”，认为它不可靠，这就给本来就已迷雾重重的华夏初史又罩上了一层历史虚无主义的面纱，以为史料已经消散，初史无法澄清。

为了“超越疑古，走出迷茫”，1996年国家启动了为期5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紧接着2001年国家又启动了为期15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然而，纵观疑古派和上述二工程的理论和方法，我们发现其与古往今来的中国乃至世界上古史学一样，都存在“两大缺陷”：一是“史料缺陷”，二是“观念缺陷”。

一、用“上古图文”补“史料缺陷”

先说“史料缺陷”。我们知道，当代史学界研究华夏初史所依靠的史料

主要有“传世文献”“卜辞铭文”“考古实物”，可谓“三重证据”。然而“三重证据”是存在重大缺陷的，总结有四：一、“传世文献”的一个“传”字就注定了它的“删改亡讹”之虞，疑古派（古史辨）的“层累说”已使传

世文献的史料价值大打折扣；二、传世文献的“纯文字描述”也让后人无法

直观上古事物的具体形象（真相）；三、“卜辞铭文”作为“句读文献”记

载的主要是书写时代的部分历史，对华夏初史涉及不多；四、“考古实物”

因掩埋腐朽，也存在很大的有限性，且难以深刻反映古人的精神层面。——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上述“三重证据”的四大缺陷正是华夏初史长期迷茫的

重大根因之一。

针对上述“史料缺陷”，我们提出“上古图文”这个全新的史料学新概

念予以弥补。所谓“上古图文”，即指上古岩画、器物纹饰、甲骨金文形音

义系统等上古图像和符号。“上古图文”的四大优势可补“三重证据”的四

大缺陷：一、上古图文是先民的“亲笔记载”，没有经过千万年流传讹变，

可补“传世文献”的“删改亡讹”之虞；二、上古图文的“象形图画”记载

方式与传世文献的“纯文字描述”有着本质的不同，它可以让后人直观上古

神话事物的具体原型（真相）；三、以甲骨金文形音义系统为核心的“上古

图文”系统是“天地之蕴尽矣”的，其包罗万象的本义系统可补“三重证据”的极大有限性；四、上古图文的年代跨度极大，例如贺兰山岩画的年代上限

，可补“三重证据”在年代和内容上的有限性。——综约在三、四万年前

①

上所述，上古图文在年代、内容和可靠性三方面都可补“三重证据”之缺。“上古图文”与“三重证据”相结合，必使史料学如虎添翼，由此探索华夏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发祥史，必将别有洞天！

上古图文的解读方法正是古传的“六书”。“六书”并非如当代学者所说是汉代学者根据秦篆体系总结出来的[6]，而正如古人所说是甲骨金文体系的造字方法，同时也是甲骨金文本义系统的解读方法[7]。从现存古籍记载看，六书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其曰：“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以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即说“六书”至少是周代保氏教养国子的“六艺”之一。传说《周礼》乃西周周公所作，原名《周官》，汉代马融《周官传》说《周礼》因秦火“隐藏百年”，至汉武帝“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时才“出于山岩屋壁”成为汉室中藏秘书。参加过“东观校书”的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这里的“言”有传说的意思，即说“孳乳浸多”是传说的古汉字创造总法（基础为象形）。汉代《孝经〃援神契》亦谓：“仓颉效象洛龟，曜书丹青，垂荫画字。”这里的“垂荫画字”也是说的仓颉的造字总法，即象柳条垂荫一样连环造字。《路史〃前纪六〃史皇氏》又曰：“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龙颜侈哆，四目灵光。上天作令，为百王宪。实有睿德，生而能书。及受河图绿字，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掌指而创文字，形位成，文声具，以相生为字。”这里的“相生为字”比“孳乳浸多”“垂荫画字”表达更加准确，均指以字生字的相生造字总法。男苹引《河图玉版》注上文曰：“仓颉为帝，南巡狩，登阳虚之山，临于玄扈洛汭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帝，谓仓颉。”这是说仓颉南巡时在玄扈与洛河交汇处得”赐予的造字范本“丹甲青文”（也叫“曜书丹青”），

天帝派“神龟

②

”。“丹甲青文”上显示的理当正是“相生为字”的造字并赐名“仓颉

③

总法。仓颉得造字范本“丹甲青文”后，并没有立即造字，而是先“穷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