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太平洋世纪

下：随着伊拉克战争接近尾声以及美国开始从阿富汗撤军，美国现在处于一个转折点。

在过去10年中我们向上述两个战区投入了巨大的资源。

在今后10年中，我们对在哪里投入时间和精力需要做到灵活并有系统性，从而使自己处于最有利的地位，以保持我们的领导作用、保障我们的利益以及推进我们的价值观。

因此今后10年美国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是大幅增加对亚太地区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的投入。

美国不能掉头“回家”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政治的一个关键的驱动力。

这个地区从印度次大陆一直延伸到美洲西海岸，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两个大洋，由于交通运输和战略因素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该地区有我们的一些重要盟国，还有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重要的新兴强国。

在亚太地区建设一个更成熟的安全和经济架构以增进稳定和繁荣之时，美国对这个地区的承诺至关重要。

这将有助于建立起上述架构，同时使美国受益，让我们在整个世纪继续的努力已获得成倍收益，而且我们还在继续受益。

现在正是美国作为一个太平洋大国作出同样投入的时候，这条战略路线是奥巴马总统在本届政府就任之初便确定的，现在已经产生效益。

由于伊拉克和阿富汗仍处于过渡时期，我们国家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挑战，美国政坛上有些人叫我们不要重新定位，而是掉头回家。

他们寻求减少我们的国外参与，主张优先解决紧迫的国内问题。

这些冲动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是受到误导的。

那些说我们不能再继续参与全球事务的人完全是本末倒置——不参与的后果远非我们所能承受。

从为美国企业打开新市场到遏制核扩散，再到保持商务和航运的自由通行，我们在国外的工作正是我们国内繁荣和安全的关键所在。

60 多年来，美国顶住了此类“国家”论调的牵引力和这些论点所隐含的零和逻辑。

我们必须再次这样做。

在我们的边界之外，人们也在揣测美国的意图，不知道我们是否愿意继续参与并发挥领导作用。

在亚洲，他们问我们是否真的会长期驻留，我们是否有可能再次因别处发生的事件而转移注意力，我们是否能够作出——并保持——可信的经济和战略承诺，以及我们是否能够以行动来落实这些承诺。

答案是：我们能够而且一定会这样做。

亚洲对美国未来极其重要利用亚洲的增长和活力是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核心，也是奥巴马总统确定的一项首要任务。

亚洲开放的市场为美国进行投资、贸易及获取尖端技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我国国内的经济复苏将取决于出口和美国公司开发亚洲广阔和不断增长的消费群的能力。

在战略上，无论是通过捍卫南海的航行自由、应对朝鲜的扩散问题还是确保该地区主要国家军事活动的透明度，保障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全球的发展越来越至关重要。

正如亚洲对美国的未来极其重要一样，一个积极参与的美国对亚洲的未来也极其重要。

该地区渴求我们的领导作用和我们的商业贸易——也许比现代史上任何时期都更迫切。

我们是在该地区拥有强大的联盟网络的唯一的大国，没有领土方面的野心，却有维护共同利益的长期业绩。

与我们的盟友一起，我们几十年来保障了地区安全——在亚洲的海上航道巡逻并维护稳定——这反过来又帮助创造了经济增长的条件。

我们通过刺激经济生产率、增进社会权益及扩大人民与人民之间的联系，已经帮助整个地区数十亿人融入全球经济。

我们是一个主要生的东道国以及开放市场的先行者和普世人权的倡导者。

奥巴马总统在整个美国政府部门领导了一项多方面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充分支持我们在太平洋地区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为国务卿，我打破传统，在首次正式出国访问时便前往亚洲。

在随后的七次行程中，我有幸亲眼看到该地区发生的迅速转变，凸显了美国的未来与亚太地区的未来是多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从战略上转向该地区，在理念上与我们保障和保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的总体努力一致。

这一转变的成功要求两党必须保持并增进关于亚太地区对我们国家利益的重要意义的共识：我们寻求发扬几十年来两党历任总统和国务卿所开创的参与世界事务的深厚传统。

这还要求必须明智地推行一项连贯并能兼顾我们各项决策的具有全球影响的区域战略。

打造新联盟应对新挑战这种区域战略是个什么样子？首先，它要求长期地致力于我所说的“前沿部署”外交。

这意味着继续把我们的各种外交资源——包括我们最高级别的宫员、我们的发展专家、我们的跨部门团队和我们的永久资产——分派到亚太地区的每个国家和角落。

我们的战略必须顾及并适应在亚洲各地不断出现的迅速和显著的变化。

鉴于这一点，我们的工作将遵循六个关键的行动方针：加强双边安全联盟；深化我们与新兴大国的工作关系，其中包括中国；参与区域性多边机构；扩大贸易和投资；打造一种有广泛基础的军事存在；促进民主和人权。

洲的伙伴关系及其成果感到自豪。

我们现在的挑战是建立跨太平洋的伙伴关系和机构网，使之与我们的跨大西洋网络一样持久，并与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一致。

我们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的条约联盟是我们转向亚太战略的支点。

这些联盟已经确保了半个多世纪的地区和平与安全，为该地区引人注目的经济崛起构建了有利的环境。

在安全挑战不断演变之际，它们充分利用我们的地区存在，增强我们的地区领导力。

尽管这些联盟非常成功，但我们不能仅满足于维持现状，而需要不断更新以适应日新月异的世界。

在这方面，奥巴马政府以三项核心原则为指引。

首先，我们必须在我们联盟的核心目标上保持政治共识。

其次，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联盟具有灵活性和适应能力，以便成功应对新的挑战和把握新的机遇。

第三，我们必须保证我们联盟的防御能力和通信基础设施能够切实阻遏各种各样的国家和非国家实体的挑衅。

与日本的联盟是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它表明奥巴马政府如何贯彻这些原则。

从航行自由到开放市场和公平竞争，我们对稳定的地区秩序和清晰的通行规则怀有共同的愿景。

同样，我们与韩国的联盟正在加强，操作上越来越一体化，并且继续发展两国的联合能力，以阻遏相应对朝鲜的挑衅。

我们也在扩大与澳大利亚的联盟，把我们的关系从一种太平洋伙伴关系扩展到跨越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伙伴关系，实际上，这已是全球性的伙伴关系了。

在根据新的需要更新联盟关系的同时，我们也在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以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

我们主动扩展与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新西兰、马来西亚、蒙古、越南、文莱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这些都是更广泛的努力的一部分，旨在确保美国在该地区奉行更全面的战略和参与。

我们正邀请这些新伙伴与我们一起构建一套基于规则的区域及全球秩序并参与其中。

美中关系利益攸关不容失败当然，这些新伙伴中最引人瞩目的国家之一是中国。

与以往许多国家一样，作为美国帮助建立和努力维系的基于规则的开放系统的组成部分，中国也实现了繁荣发展。

今天，与中国的关系是美国有史以来必须管理的最具挑战性和影响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需要进行审慎、稳定和动态的管理。

我们对中国的方针是立足现实，注重成效，忠实于我们的原则和利益。

视为对美国的威胁；而在中国的一些人担心美国会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

我们反对上述两种观点。

事实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美国对中国有利；一个欣欣向荣的中国也对美国有利。

通过合作而不是对抗，我们两国均能显著获益。

但是，不能仅靠愿望来建设两国关系。

它需要我们双方更加始终如一地把积极的言词转化成有效的合作，而且更关键的是，我们必须履行各自的全球责任与义务。

今后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否能发挥潜能正是取决于这些因素。

我们也必须坦诚对待我们之间的分歧。

在我们从事我们必须为之共同努力的紧迫工作时，我们将坚定并果断地解决这些问题。

同时，我们也必须避免那些不切实际的期望。

在最近的两年半中，我的重点工作之一是确定并扩大我们两国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与中国一起努力建立互信，并鼓励中国在解决全球性难题时采取积极行动。

我们还努力增加透明度，降低两国军队之间发生误判与失误的风险。

美国与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国进行军事现代化及扩充军备的努力，我们希望中国澄清这样做的意图。

两国军队之间的交往可增进透明度，双方都将从这种持久和实质性的交往中获益。

因此我们期待北京克服有时表现出的勉强态度，与我们一起努力建立一个可持久的军队与军队间的对话机制。

在我们共同努力建立互信的同时，我们决心与中国一起共同应对至关重要的地区性与全球性安全问题。

在经济领域，美国与中国必须密切合作以保障全球经济未来的强劲、可持续且平衡的发展。

在全球经历了金融危机后，美国与中国通过二十国集团有效地合作，合力把全球经济从濒于崩溃的境地挽回。

我们必须继续增进这种合作。

当然，我们已在公开和非公开场合十分明确地表示了我们对人权的严重关注。

说到底，美中关系的发展没有指导手册可循。

然而利益攸关，不容失败。

我们在前进过程中将继续把同中国的关系置于一个更广泛的地区性安全同盟、经济网络和社会纽带框架内。

美国外交政策需加快转折亚洲经济在过去10年里的非凡增长及其在未来持续增长的潜力依赖于长期的安全与稳定，美国军队——包括5万多名在日本和韩国服役的美国军人——为提供这项保障做出了贡献。

今天这个快速变化的地区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从领土和海事争端、对航行自由的新威胁、直至自然灾害加剧的影响——要求美国奉行一个在地理分布上更合理、运作上更具弹性、政治上更可持续的军力态势。

我们正在把与东北亚地区传统盟友的基地安排现代化——我们对此的承诺坚如磐石；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加强我们在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存在。

与我们的军事力量或经济规模相比，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最有影响力的资产是我们的价值观，特别是我们对民主与人权的坚定不移的支持。

它显现了我们最深厚的民族性格，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包括我们向亚太地区的战略转移。

在过去10年中，我国外交政策经历了转型，从处理后冷战时期的和平红利到履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出的巨大承诺。

随着这两场战争逐渐平息，我们将需要加快转折，以适应新的全球现实。

这种转折远非易事，但我们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里已经为之铺平了道路，我们有决心完成这个转折，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外交努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