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宋江性格结构

东北师范大学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网络教育本科毕业论文题目浅析宋江性格结构学生姓名＿王博专业汉语言文学年级 0503级学习中心锦州市进修学院学号指导教师王薇通讯地址锦州市太和五中联系电话 4 5 6 3 6 2 62007年 7 月 6日浅析宋江性格结构王博锦州市太和五中摘要：宋江的双重性、分裂性主要表现在其性格发展过程中“义”与“忠”的矛盾冲突；统一性则表现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矛盾冲突的内在联系及其最后统一于“忠”的必然过程。

宋江面临的第二场斗争是“杀惜”，这实质上是前一斗争所激起的余波。

然而，封建官府还是将这个触犯法度的逃犯缉捕归案了。

这是受他在起步时就已具那种“忠”“孝”观念相联的功名思想的制约，在前进道路上必然出现的反复。

然而，宋江有力量让孝悄悄退却，却不能从灵魂深处把它消灭。

“杀惜”，是宋江信手兄弟义气的结果，是宋江性格发展中的一个发光点。

可以说“义”是宋江与黑暗现实发生冲突的导火索，也是他与梁山起义开始联系的触媒物。

这说明，从“义”出发，宋江在客观上同情和支持了梁山起义，从“忠”“孝”出发，他又竭力避免转入起义的漩涡。

宋江在思想上、行动上这种矛盾冲突，正是合乎逻辑的展示了他从自己的基点出发，到走上梁山所必然经历的过程，同时也是为了写其上山后以“忠”驭“义”，终不负朝廷张本，可以说，正是在这种矛盾冲突的展开中，使宋江性格中的两重性、分裂性得以集中体现。

面对残酷现实，宋江由不能实现与“忠”、“孝”相联的功名理想而产生的怨忿之情出发，走出了远离“忠”、“孝”观念的一端，使其性格的双重性、分裂性达到上山前的顶点。

关键词：义；忠；双重性；分裂性一、《水浒传》作为我国古典小说中经典之作，吸引着万千著名读者。

而若想扣开这座艺术宫殿的大门，探索宋江形象性格，深入分析其性格要素的组合层次，是一把有用的钥匙。

“读其书则同，解其书则异”，这是在评论文学作品时常见的情况，对《水浒传》中宋江形象的评价，就是突出的一例。

在封建社会中，金圣叹之流骂他是元凶巨憨，阴险狡诈，恨不能食肉寝皮。

下层社会、起义英雄却把它视为学习的榜样。

明末起义农民领袖，有的就直接取名为宋江，被称为宋大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外号小宋公明。

解放后，人们往往把他视为农民领袖的英雄形象加以讴歌，“文革”前后的一个相当长时间里，又几乎无一例外的把他当成叛徒的典型而大张挞伐。

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施耐庵为我们塑造的这个艺术形象，为什么在几百年里，人们费尽思索，却依然难识庐山真面目？由此可见，宋江这个人物形象，不是用几个简单的概念所能概括的。

必须从这一人物形象的整个性格结构入手，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艺术分析。

作者用他一枝雄浑悲壮的巨笔，展现了一出绝代政治悲剧，塑造了有一百八人之多的形象体系，而高踞中心地位者，则是宋江形象。

他不是用几个章回或几个情节塑造出来的；这个完整的、而不是患有性格分裂症的艺术典型，是通过六十三个章回、用性格结构的多层次组合而刻划成功的。

在分析任何形象时，对形象本身的评价，只能根据它自身所提供的材料来进行分析“要真正的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

○1对于宋江形象的分析，不仅要研究作品所提供的他的一切情况及其联系和“媒介”，而且还要研究这种联系是否真实反映了性格的发展逻辑。

从作品来看，宋江的一生，是由不愿革命到走向革命以至最后叛变革命的三部曲形成的性格，既有双重性、分裂性的一面，也有统一性的一面。

双重性、分裂性主要表现在其性格发展过程中“义”与“忠”的矛盾冲突；统一性则表现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矛盾冲突的内在联系及其最后统一于“忠”的必然过程。

这种人物性格结构的多重性和复杂性，正是认识和分析宋江形象的关键所在。

二、宋江作为“志气轩昂、胸襟秀丽”的知识分子出身有大小庄客的中小地主家庭，重义疏财，扶危济困，好结识江湖好汉和其他一样的人，且于家大孝，因此名闻山东，有“及时雨”、“孝义黑三郎”的美称。

作者没有给宋江安排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生活道路，而是让他做了“刀笔精通，吏道纯熟”的邹城县押司，虽职位卑微，但有较强的功名思想。

在那“为官容易、做官更难”的黑暗社会里，象他这种做押司的人，“但犯罪责，轻则刺配远恶军州，重则抄家扎产，结果了性命”。

为了提防那种突然而来的迫害，他让父亲告了一个忤逆，在家中又挖下藏身地窖，以备不虞之需。

这至少可以说明，宋江与那个社会并不是融合无间的，他必须时时刻刻提防着那个社会，正如社会也在时时刻刻提防着他一样。

这也成了宋江终于走上了梁山泊的一个契机，因为躲藏和逃避只能是一时之计，发展下去就有走向反抗的可能性，只要他不甘心于毁灭的话。

而且，宋江也不是一个安分克己的人。

他挥金如土，“便是要结识天下好汉”，看来并不是仅仅为了博取一个扶危济困的美名。

不过，作者在这里还仅仅是让读者隐隐约约的感触到此人有着非同一般的政治抱负。

但是，在当时激烈复杂的斗争形式制约下，命运之神却把他身不由己的推向外面，并以此为契机而与农民起义结下不解之缘，然后经过迂回曲折的过程，一步步的走上了梁山。

“私方晁天王”是宋江登场后所面临的第一个斗争。

他既不退缩，也不犹豫，而是极其机智巧妙的通过各种办法来履行作为江湖豪杰所应尽的义务，“担着血海似的干系”，给犯了“弥天大罪”的晁盖通风报信。

透过这场斗争，我们看到的宋江，无疑要比东岳庙前的那个委屈求全、逆来顺受的林冲为高。

当然，宋江作为“刀笔精通，吏道纯熟”的衙吏，他的工作必然培养出他对封建法纪的恐惧和遵从。

他一方面敢于私放晁盖，另一方面又承认晁盖犯了“弥天大罪”；他一方面体贴晁盖等人上梁山“正要银钱使用，”而谢绝了一百两黄金的厚礼，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他们抗拒官兵“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

有人认为这暴露了宋江反对农民起义的反对立场。

其实，生存在社会里的人的思想方式是不可能超脱于社会的。

如果整个社会都视造反为“犯大逆”，在这种情况下，实行造反固然需要极大的胆识和勇气。

任何人处在宋江的那个时代和阶级地位，要想走上反抗的道路，就必须摆脱封建意识形态对他的种种束缚。

而周围的一切，甚至于同自己在内，都在同他作对。

象温情脉脉的“孝”，更是很难一刀将它斩断。

宋江面临的第二场斗争是“杀惜”，这实质上是前一斗争所激起的余波。

为了逃避官府的迫害，他不得不在颠沛流离中历尽艰险，为了防卫而进行着反抗斗争。

然而在仓卒决定并走上梁山泊的途中，一封报丧的家书，便使宋江叫苦不迭，捶胸顿足，哭骂自己是不孝逆子。

这时宋江的反抗性格还是显得比较脆弱，经受不住孝的强烈冲击。

在宋江的性格结构里，孝贯穿于始终，往往在性格发展的重要时刻出现。

宋江一霎时感到“正是度日如年，烧眉之急”，酒食都不肯沾唇，撇下一群新去梁山泊入伙的弟兄，只身独自离去。

然而，封建官府还是将这个触犯法度的逃犯缉捕归案了。

脊权和刺配也不能动摇宋江的孝心，宋江以孝的盾牌来防卫，大谈“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的酸腐道理，坚决不愿留下。

这是受他在起步时就已具那种“忠”“孝”观念相联的功名思想的制约，在前进道路上必然出现的反复。

如果没有这种左顾右盼、亦进亦退的反复，宋江就不成其为宋江，倒会成为第二个晁盖，而其以后争取招安等一系列行动，就会缺乏充足的依据。

大闹江州，攻取无为军后，宋江就要踏上梁山泊的征程了，这时他对大家说：“……自从刺配江州，经过之时，多感晁头领并众豪杰苦苦相留。

宋江因见父命严训，不曾肯往……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托哥哥去，未知众位意下如何？○2”当反抗的曙光照耀他的灵魂时，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孝已不再是宋江心灵中的圣洁国土。

虔诚的孝心，并没有给宋江的家庭带来天伦之乐，相反，却使他自己的饱尝切肤之痛。

然而，宋江有力量让孝悄悄退却，却不能从灵魂深处把它消灭。

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孝的结果。

所以，孝作为宋江性格的一个层次，确实具有相当深刻的历史内涵。

三、《水浒》一开始就极力渲染宋江身上的那种“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的性格。

作者对他有如下一段描写：“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备，终日追赔，并不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

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

人文他求钱购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患，只是明全人性命，济人贫苦，明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

这并非是对宋江性格的具体刻画，但却是礼贤下士，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的义士气质的勾勒，一开始就给宋江的性格要定下鲜明的基调。

江湖上的好汉，只要一听到宋江之名，无不称赞；一见宋江之面，便一个个“翻身剪排”。

在一些江湖好汉和石勇等人眼中，宋江的声望简直超出了“大宋皇帝”的权威。

这个“呼保义”和“及时雨”，在阶级压迫深重，到处是丑恶和不义的社会，就如一束明媚的春光，照进了受苦受难的心灵。

义释晁盖是宋江的一个大胆果敢的行动。

突破了义士气质的框框，使义士气质同反抗性开始结合起来，形成性格中占主导地位的本质特征。

“杀惜”，是宋江信手兄弟义气的结果，是宋江性格发展中的一个发光点。

宋江和阎婆惜都在抢夺那封从梁山泊专程送来的信。

书信在阎婆惜看来，是宋江通贼的赃物；书信在宋江看来，是兄弟义气的产物，如落在对方手里，就会酿成大祸。

义和不义在此构成了你死我活的冲突。

当宋江意识到一切退让都无法换取阎婆惜的怜惜时，为了自卫的目的，不得不连根拔掉这条祸根。

“杀惜”使宋江与过去诀别，把他推上亡命生活道路。

可以说“义”是宋江与黑暗现实发生冲突的导火索，也是他与梁山起义开始联系的触媒物。

他出于义气，由放晁而杀惜，由杀惜而外逃而流放，由流放而刑场获救而反上梁山，这一系列经历都是始出于“义”而引起的连锁反应，可以说，离开了“义”，宋江就不可能有这样一条个人的生活道路。

梁山泊的一些英雄，或者是勇力上的超人，高居于整个形象体系之上。

宋江的这种道德，就是书中作者所反复渲染的“忠义”。

但是，宋江方晁、杀惜、闹清风寨……这是他在客观制约下，走向反抗道理的必然脚印。

他还不可能一下子是他的性格净化到自觉反抗高度，在逃亡离家之前，他向父亲和兄弟表达了若遇到廷宽恩大赦，便回家团聚的愿望。

这就是说，他宁愿躲避官府的迫害，而不愿反抗官府的迫害。

然而，宋江从济州到青州，从宋家庄到清风寨，不义之辈总是迫害他，而义气弟兄则总是在救助他。

在现实的强烈对比中，他认识到回到过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特别是大闹青州道的反抗行动，点燃了宋江性格中的反抗火焰，他和宋朝官军展开了正面冲突，此时不反，更待何时？正当他欲上梁山入伙时，不料突然接到石勇捎来的一封报告父亲死亡的家书，使他又一次处于性格冲突的漩涡中，他决心要回家奔丧。

这说明，从“义”出发，宋江在客观上同情和支持了梁山起义，从“忠”“孝”出发，他又竭力避免转入起义的漩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