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的艺术性

杜甫诗歌的艺术性萧涤非内容提要（一）对杜诗的艺术性应有足够的认识：杜甫是十分重视诗的艺术性并对自己的创作要求十分严格的诗人；杜甫又是在体裁、风格、艺术技巧、创作方法等方面集大成的诗人。

（二）杜甫的叙事诗多即事名篇，自创新题，且全用五、七言古体，其艺术特点是：典型化的手法、对现实的客观描写、心理刻画、语言的个性化、细节描写。

（三）杜甫的抒情诗所抒之情真实而重大，其艺术特点是：具体形象、景情交融、语言精练、大发议论、幽默含蓄。

（四）杜甫取得高度艺术成就的原因，主要是学习，特别是向民歌学习。

我想分以下四个部分来谈杜甫诗歌的艺术性：一、对杜诗艺术性的应有认识。

二、杜甫叙事诗的艺术特点。

三、杜甫抒情诗的艺术特点。

四、杜甫取得高度艺术成就的基本原因。

为了突出杜诗的艺术特点，除结合他的一些代表作品外，将尽可能和李白、白居易等诗人的一些作品作些比较。

比较，确是一个很好的容易说明问题的研究方法，但要做到恰到好处也颇不容易。

因为首先得注意到拿来作对比的作品，在内容题材上是相同的，至少是相近的。

然而这样巧合的作品是并不多的。

谈到比较，倒不禁使我们想起贾至、岑参、王维和杜甫4 人所作的“早期大明宫”那4首七言律诗。

虽然这种诗不可能有什么高度的思想性，只能是一些官样文章，但由于写的是同一的题材，拿来作对比倒是十分合适的。

前人也曾这样做过，想定出个甲乙丙丁来。

有的评岑参第一，有的又推王维，也有不少好心肠的评论家和杜诗的注释者一定要替杜甫争面子，说还是杜甫那首写得最好。

但一般还是倾向于王维，《唐诗三百首》选了王维和岑参的，没有选杜甫和贾至的，正代表了一般的看法。

为什么王维那首早期诗能居第一呢？这是因为诗中有这么两句漂亮的话：“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可是从今天来看，王维这首诗要算是最坏的，因为他在睁着眼睛说瞎话，歌功颂德简直到了无耻的地步。

我们知道，他们这4首唱和诗作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也就是安史之乱的第3个年头。

这时长安、洛阳刚刚恢复，安庆绪还占领着邺城，史思明仍盘据河北，到处还正在流血，为了换取回纥的兵力，唐肃宗就在这一年的7月，还不得不把自己的一个最小的女儿——宁国公主嫁给回纥。

这哪里谈得上什么“万国衣冠拜冕旒”呢！顾亭林在《日知录》“文词欺人”一条中说：“古来以文辞欺人者，莫若谢灵运，次则王维。

”我看，这首诗也是一个证明。

杜甫固然不会说这种瞎话，就是岑参也不会说。

由此可见，即使是一首应制式的诗，在两相比较之下，也仍然可以看出不同作家的不同作风。

同时也可见，王维这位田园诗人是颇不老实的，他很会粉饰现实，很会做官。

说来也很巧，4位诗人中，岑参是边塞诗人代表，王维是田园诗人领袖，是“诗佛”，而杜甫又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是“诗圣”。

但也很遗憾，当时李白没有在朝做官，否则让“诗仙”也写上一首，那可能就更有意思了。

我讲上面这段话的意思，不过在说明“比较”确是一种很好的能说明问题的方法，但必须注意题材的一致性。

现在谈第一个问题：对杜诗艺术性的应有认识。

一般对杜诗艺术性很少作专门性的论述，可能是怕受到纯艺术观点、形式主义的批评，但和对杜诗艺术性缺乏应有的认识也有关联。

在这一问题上，我觉得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我们必须认识杜甫是一个十分重视诗的艺术性的完美的诗人，一个对自己的创作要求十分严格乃至苛刻的诗人。

当然，他并不是片面地追求艺术性。

和一般诗人不一样，杜甫非常诚实，他绝不装腔作势，自命不凡，他常常现身说法，毫无隐讳地谈出自己的创作甘苦。

这对我们有很大教育意义，因为他使我们懂得这样一条：辛勤劳动外，没有什么天才。

谁要是迷信天才，谁就会断送自己。

杜甫对一首诗的艺术要求竟这样严格：“毫发无遗憾！”（《敬赠郑谏议》）这就是说，从全篇结构到一句一字，从语言到声律，从开头到结尾，都要没有一丝一毫的毛病、缺陷。

所以在他的诗中常常谈到“句法”、“佳句”，谈到“诗律”，也谈到诗的结尾要有余味，有余地，所谓“篇终接混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诗罢地有余”（《八哀诗》）。

这样严格要求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加强诗的感染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就是能“惊人”，乃至“惊风雨”、“泣鬼神”。

当然这惊人是包括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

但是，要达到这样的高度是不容易的，惊人的诗句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这就是为什么杜甫作起诗来要那样用苦心下苦功夫，要经常修改自己的诗了。

他说自己是“颇学阴何苦用心”的，是要“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的。

此外，如“更觉良工心独苦”（《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识子用心苦”（《贻阮隐居》）、“知君苦思缘诗瘦”（《寄裴十迪》）等诗句，也都可以看作杜甫的“夫子自道”。

他的“苦用心”甚至达到这样惊人的程度：“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因为他作诗是这样用心，诗的妙处往往不容易为人所领会，而只有他自己清楚，所以他曾不客气地说：“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又曾自负地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偶题》）是的，谁也不敢说，我们对于杜诗艺术性的分析阐明，也能如诗人所说的那样“毫发无遗憾”，能识破诗人苦用心之所在。

不应忘记：正是这种刻苦的辛勤的劳动使杜甫成为不朽的诗人。

既然他作诗是这样苦用心的，那么我们研究他的诗也就应该苦用心，而不应掉以轻心、粗心，以为杜诗也不过如此而已。

当然，杜甫不是离开内容片面追求，我也并不是说研究其他诗人的作品就可以不苦用心，我只是说对杜诗特别需要而已。

一分苦用心，一分收获，不会使我们乘兴而来，败兴而返。

它值得也要求我们作深入探讨。

第二，我们还必须认识杜甫同时又是一个集大成的诗人。

这有多方面的表现。

在体裁方面，他不仅擅长五、七言古体，同时也擅长五、七言近体，特别是五、七言律诗。

总之他是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的，他为各种诗体创立了典范。

在这方面，李白便不及杜甫的全面，他不肯写律诗，律诗也很少。

白居易虽然各体都有，但艺术成就也不及杜甫。

在风格方面，杜甫也是集大成的。

元稹《杜甫墓志铭》说杜诗“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文人之所独专”。

王安石也说李白诗只是“豪宕飘逸”，至于杜诗，则有“平淡简易”的，有“绵丽精确”的，有“严重威武”的，有“奋迅驰骤”的，有“淡泊闲静”的，也有“风流蕴藉”的（《遁斋闲览》）。

这些都不是夸大的话。

杜诗风格，确是“贺奇同癖，郊寒岛瘦，元轻白俗，无所不有”（《杜诗详注·诸家论杜》引明人王世懋语）。

特别是在艺术技巧，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方面，他总结了自《诗经》以来的创作经验并有所发展。

正由于杜甫是这样一位集大成的全面发展的诗人，所以他的诗的艺术性也就值得我们作多方面的探索。

其次，我们谈杜甫叙事诗的艺术特点。

为了便于说明杜诗的艺术性，我觉得有必要分成叙事诗和抒情诗两个方面。

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一切叙事诗也都是抒情诗，因为叙述和歌咏的虽然是他人之事，但所表达的仍然是作者自己之情。

任何人都不会对他所漠不关心的事去浪费笔墨。

但由于内容毕竟不同，在表现手法上也不能不随之而有所差异，因此作分别的探讨，还是合适的。

毫无疑问，杜甫的叙事诗是特别值得我们珍视的。

一般地说，我国叙事诗是比较少的，特别是在文人诗里面，而杜甫却写出了大量的叙事诗。

不仅数量空前，而且质量也高。

在这些叙事诗中，他全面地总结和发扬了《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和表现手法，达到了高度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的统一。

可以这样说，我们称杜甫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主要就是根据这些叙事诗。

所以一般文学史也多半是分析这类诗。

在对后代的影响上，这类诗也起着巨大的倡导作用。

在未谈到杜甫叙事诗的艺术性之前，有必要先说明和艺术性有关的两种情况。

一是在这些诗的标题上，杜甫创造性地打破了几百年来一贯沿用汉乐府旧题的习气，而根据不同的现实内容给每一篇诗标上一个新题，例如《兵车行》，便是新创的题目，他没有沿用《从军行》等旧题。

所以元稹说是“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乐府古题序》）。

因此杜甫这些叙事诗也可以叫作乐府诗或新乐府。

中唐以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便是直接导源于杜甫的。

表面上好象只是一个形式问题，一个新旧题目不同的问题，实际上却是一个倾向性的问题，因为这无异于指引后代诗人到广阔的社会现实中去寻找诗的主题。

从艺术效果上来说，不用旧题而自创新题，表里一致，内外一致，也能使作品的时代烙印更加鲜明，使作品有的放矢。

李白也有不少反映现实的叙事诗，但由于用乐府旧题，新鲜的事物掩盖在古老的外衣下，便影响了诗的现实内容的鲜明性。

另一种情况是在诗体上，这类诗几乎没有例外，诗题是新的，诗体都是用的五、七言古体。

这自然是由内容决定的。

用韵文来叙事，来描写人物，本来就很困难，如果再用格律森严的律诗，那就更要影响到内容的表达。

所以杜甫采用了弹性较大、伸缩性较大的古体，是有道理的、必要的。

因此，杜甫这类叙事诗，从体裁上说，也可以叫作古体诗。

后来元白诸人的叙事诗也都采用古体，便是接受了杜甫这一创作经验的。

晚唐时代，杜荀鹤写了不少反映人民疾苦的诗，但因为全都用的是律诗，大大地影响了人物塑造的完整性，事物的发展也只能是片断的。

所以他这些诗虽是好诗，或者说是新乐府化的好律诗，但却很难说是好的叙事诗。

从这一比较，也可以看出杜甫的苦用心。

如果他不用古体而用律诗，要把一首叙事诗写到“毫发无遗憾”的完美地步，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形式并不是消极的，它要作用于内容。

关于杜甫叙事诗的艺术性，约有下列几个特点：第一，是典型化的手法。

他善于选择并概括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现象，有名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便是通过典型化的手法而收到惊人的艺术感染力的。

同时，他还善于选择和塑造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他往往从许多同一类型的人物里面选择并着重描写一个人物，通过这一个个别人物的塑造来反映一般，反映全体。

例如《兵车行》只写那一个“行人”的谈话，但所有的行人的命运也就显示无遗。

我们不能太天真，以为诗人杜甫当时交谈的只是那一个行人，不，他是把和许多行人交谈所得的情况集中在那一个行人身上，集中在那一个行人口中的。

李白也写有反对穷兵黩武的诗，如果拿他的《古风》“胡关饶风沙”一首来和《兵车行》对照，就不难看出他们之间的区别。

在李白诗中只有大刀阔斧式的一般性的反映，如“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

但不曾从这36万人中塑造出一个典型人物，只有一般，而无个别，所以不如《兵车行》具体、深刻，更为感人。

《兵车行》外，《前出塞》和《后出塞》都是只写一个士兵的从军过程，同样也是用的典型化的手法。

第二，是对现实的客观描写。

所谓客观的描写，并不是客观主义的描写，而是把自己的主观意识融化在客观的具体的描写中，让自己的主观倾向从客观事物的叙述中流露出来，而不是明白地说出。

有时明白说出，但也是借用人物的口或者说通过人物的口来说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