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迁移 odlin

合集下载

影响母语正迁移的外语言因素探讨

影响母语正迁移的外语言因素探讨

影响母语正迁移的外语言因素探讨[摘要]二语习得研究表明语言正迁移对二语习得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除了语言因素外,还受到外语言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如语言意识因素、社会语言因素、心理语言因素、发展期因素和媒介因素等。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和研究影响母语正迁移的外语言因素,有利于对语言正迁移进行全面认识并提高对二语习得本质的理解,对学生和教师进行启迪。

[关键词]母语正迁移外语言因素二语习得[中图分类号] h31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2095-3437(2012)10-0051-03一、导语odlin在对二语习得研究的基础上,给语言迁移下了一个确切的定义:迁移是指目标语和其他任何已经习得的(或者没有完全习得的)语言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所造成的影响(1989:27)。

odlin认为语言迁移有正负迁移之分。

前者是指已有的语言知识对外语学习产生积极影响,其效果是正向的;而后者是指已有的语言知识对外语学习产生干扰或抑制作用,其效果是负向的。

母语迁移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和一种心理过程。

人类总是试图利用现有的认知结构去认知新事物,利用先前的经验和认知结构通过观察、判断和思维来解决新问题。

根据乔姆斯基提出的普遍语法理论,普遍语法是人类每一种语言特定语法的基础。

语际共性使得母语对目的语的正迁移成为可能。

始于20世纪中期的迁移研究受各个时期的语言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权威理论的影响,历经了诸多发展过程。

其中,人们对母语迁移促进作用的认识从过分轻视和过分夸大两个极端逐渐走向客观和理性。

母语正迁移主要表现在语义迁移和语用迁移,具体表现在母语与目的语在语音语调、词类、基本句型、语言功能的共性(委婉语:死亡,上厕所等)、文化以及学习策略的正迁移等方面。

全面认识和理解促进有效迁移的各种条件是科学运用迁移规律,实现有效迁移的基础。

我们该试图从多个视角研究母语在什么情况下、如何影响二语习得,也就是母语迁移受哪些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从而对语言正迁移进行全面、完整的认识,并提高对二语习得本质的理解,对学生和教师进行启迪。

二语习得中母语正迁移现象研究述评

二语习得中母语正迁移现象研究述评

二语习得中母语正迁移现象研究述评摘要:语言迁移的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受行为主义理论和对比分析假设的影响,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普遍认为第一语言在二语习得中起决定性的负面作用,称之为“干扰”。

长期以来语际的相似性一直被人们忽视。

近年来的一些研究表明母语在二语习得中起着积极的作用。

发现并分析两个语言之间的相似性能够促进二语习得。

语言教师不仅要关注负迁移更要重视正迁移,并充分利用语言的相似性促进语言习得,同时减少甚至避免负迁移。

本文着重讨论母语在二语习得中的正迁移作用和制约正迁移发生的相关因素。

关键词:二语习得迁移正迁移中介语对比分析一、语言迁移的定义对语言迁移这一现象的研究一直是二语习得研究和二语教育工作者的热点话题之一。

在二语习得研究领域中,研究者对“语言迁移”有着诸多不同的说法。

odlin(1989:27)指出迁移是指目标语和其他任何已经习得的(或者没有完全习得的)语言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所造成的影响。

迁移不仅仅指来自学习者母语的影响,它还可以指学习者已经习得的任何其他语言的知识对于新语言习得的影响。

odlin提出迁移不仅仅体现在学习者的错误上(负面影响),即负迁移,还体现在促进作用上(正面影响),即正迁移。

二、语言迁移研究迁移概念是对比分析(ca)时期首先提出的。

在对比分析理论指导下,语言迁移现象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学习者的母语和目标语之间存在的差异上。

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的主要观点是:母语干扰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学习者的母语干扰会引起语言错误。

当时二语习得研究者把第二语言学习中所遇到的困难都归结为母语和目标语之间的习惯差异。

lado(1957:2)认为:“如果目的语中的知识与母语相似,那么学习者学起来会感到很容易;如果与母语不同,则学起来会很困难。

”70年代,一些学者(nemser(1971),selinker(1972),corder (1978))开始把二语习得的研究重点放在学生自己产生的语言上。

语言迁移的双向性探析

语言迁移的双向性探析

母语规范的事例”,也就是后来所谓的“语 迁移的现象进行举例说明。
给自己更多的小费,所以出现了“卖萌”这
言迁移”,温瑞克关于双语的研究表明语言
(一)汉语对日语的迁移
个词语“,萌”就自然而然地被引申为可爱
迁移的影响是双向的。
1.母语正迁移。
的意思。
1989 年,奥德林(Odlin)完成了一部
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有人开玩笑
语言迁移的双向性探析
◎李一民
一、语言迁移的双向性理论
虽然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属于不同的语系, 发芽的样子。在漫画界中,这个词指极其喜
“双向迁移”或“语言迁移的双向性”在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日语属于黏着语系,但 爱某登场人物。在日本有很多地下女团,这
二语习得文献中并非新鲜事物。早在 1953 是日本至今仍在使用中国传过去的汉字, 种女团平时没有固定的收入,经济来源主
对母语的影响,多指词汇层面,即第二语言
母语负迁移对于学日语的人来说是 于 2012 年收录到了现代汉语词典里面,说
词汇进入母语,造成母语逐渐耗失,在结尾 很常见的现象,主要表现在汉字的书写方 明这些词汇已经被大众所接受,可以纳入
的部分他还建议应该继续加强对比研究。 面,中日两国虽然都是使用汉字,但是经过 到汉语的词汇体系当中。这其实大大地丰
唐使和僧人来中国学习时带回日本。公元 家里的男男女女,来自于日语词的“御宅”, 式向前发展。那么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在面
9 世纪,日本人在汉字基础上创造了假名。 并且在汉语中还有一些发展,比如“技术 对各种各样的语言对汉语造成的影响,我
假名分为平假名和片假名,平假名是由中 宅”。再比如萌,在微信等各种社交软件中, 们该如何应对?或者面对这种现象我们应

英语正迁移在西班牙语学习中的应用

英语正迁移在西班牙语学习中的应用

- 199 -校园英语 / 语言文化研究【摘要】根据语言迁移理论,一个人已习得的语言会对其新语言的学习产生迁移影响。

西班牙语和英语是两种语言类型距离较近的语言,对于已习得英语的中国的西班牙语学习者来说,在学习三语即西班牙语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初级阶段,很容易发生二语即英语对目标语的迁移。

本文借用语言迁移理论,从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方面,宏观概述并举例说明英语对西班牙语学习的正迁移影响。

【关键词】正迁移 英语 西班牙语一、语言迁移理论美国语言学家Odlin 在其1989年出版的学术专著《语言迁移:语言学习的语际影响》中如是解释:迁移是目标语和其他任何已经习得(和可能尚未完全习得)的语言之间的共性或差异性所造成的影响。

在2008年,Jarvis & Pavlenko 两位学者共同出版了《语言与认知的语际影响》,他们用更为简洁的方式对语言迁移做了如下定义:一个人关于一种语言的知识对他另一种语言的知识或使用产生的影响。

从迁移的影响效果来看,语言迁移分为两种:正迁移、负迁移。

正迁移,即已习得语言与目标语之间的相似性能够促进目标语的学习。

相反,如果已习得语言对目标语的学习产生障碍,则是负迁移。

二、英语对西班牙语学习的正迁移Williams&Hammbarberg(1998)的研究结果表明,学习者在三语产出的过程中,第二语言比第一语言更容易被激活。

Hammarberg 认为,所有非母语语言在多语学习者脑中存储在一起,与母语存储在不同的地方,因此二语比母语提取更快,对三语的影响比母语更大。

语言研究表明,母语、第二语言同时对三语习得产生影响。

母语多为隐性的,而第二语言则为显性迁移。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对于学习西班牙语的中国学生来说,已习得的第二语言英语,会比其第一语言即母语汉语,更容易对西班牙语的学习产生迁移。

另外,英语和西班牙语都属于印欧语系,在字母、发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

Cenoz(2003)对母语西班牙语、二语巴斯克语和三语英语的学习者进行了研究,发现学习者的母语西班牙语和目标语英语非常相近,很容易发生正迁移。

非英语专业学生口语母语负迁移错误分析

非英语专业学生口语母语负迁移错误分析

非英语专业学生口语母语负迁移错误分析摘要:根据二语习得的有关理论,母语迁移是二语习得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通过对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英语口语中的句法和两种语音典型错误及原因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学生在口语表达中出现的错误受母语负迁移影响较大,阐明了对今后英语口语教学的一些看法和建议,以供大家参考。

关键词:负迁移错误分析口语教学1 引言母语迁移是影响二语习得的重要因素之一。

Ellis把“迁移”定义为“对任务a 的学习会影响任务b的学习的一种假设”。

Odlin则认为迁移是“由目标语和已经学过的语言之间由于相似或相异而产生的影响” (Odlin, 1989: 27)。

在外语学习中,母语负迁移是指母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差异而对目的语的习得所产生的干扰作用。

2 非英语专业低年级学生英语口语表达常见母语负迁移错误分析据二语习得有关理论,我们知道学生在习得外语时经历了一个从母语到中介语逐渐向目的语靠近的再创造过程。

Lado在1957年的著书《跨文化语言学》中指出:语言学习者倾向于把母语的特点转移到自己所学习的外语上,所以学习的潜在困难就在于母语和外语的差异。

而汉语和英语是两种不同的语系,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语言迁移总体上是负迁移大于正迁移。

Ellis(1994)调查研究的结论也曾表明“汉语为母语的学生学习英语时受母语干扰的错误占51%”。

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由于掌握的英语还未达到熟练程度,在英语学习和运用活动中常借助母语知识,母语的负迁移作用尤为明显。

以下就非英语专业低年级学生英语口语表达常见母语负迁移错误进行分析。

2.1句法结构的负迁移(1)I very like my mother.(2) English is hard. If exam, I don’t know to do.(3)My roommate is tall, honesty, friendly, easygoing.(4)I think they play too much video games is not good.从以上病句可以看出,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不仅在语序上直接套用汉语句式,而且动词缺少必要的形态变化,形容词和形容词之间没有连接词,甚至出现词性混乱的情况。

language transfer语言迁移

language transfer语言迁移

Culture
--Lado, in his Linguistics Across
最新课件
3
Definitions
l Transfer is the influence resulting from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any other language that has been previously acquired (and perhaps imperfectly acquired). ----Odlin(1989)
最新课件
13
2. It can lead to differential learning rates :
l either delay, when learners whose L1 contains a particular form spend longer at that stage of development than L1 learners or learners whose L1 does not contain that form.( e.g., Spanish negation is realized by "no" + verb. Children learning English as L1 use "no + verb" form for negation before they learn "auxiliary + not" form; many foreign learners appear to go through this stage, but Spanish learners tend to stay there longer).

语言迁移研究新视角

语言迁移研究新视角

UG视角 4.1 UG视角
最小树(Minimal Tree)理论 最小树(Minimal Tree)理论 (Vainikka & YoungScholten 1994, 1996a, 1996b, 1998)
认为只有一语中的实义语类和中心语方向性(head directionality)会迁移到二语的初始状态中去,而功能 语类C和I 都不能迁移。因此,二语的初始状态是一种 只有实义语类而没有功能语类的语法。在该理论中, 二语初始状态的最大投射(maximal projection)是动词 短语VP。由于表示VP的树形图比表示IP和CP的都小, 因此,该理论被称为“最小树(Minimal Tree)理论”。
二、语言迁移研究简要回顾
5.语言迁移不仅从L1向L2迁移(顺向迁移), 也能从L2向L3迁移(侧向迁移)(如: Ringbom 1978b),还能从L2向L1迁移(反向 迁移)(如:Jakobovits 1970; 参见Weinreich 1953)。 6. 在某一语境下,跨语言影响和其他因素一起 决定某一结构迁移的可能性——可迁移性 (transferability)。
语言迁移研究新视角
俞理明 常辉
上海交 通 大 学
一、语言迁移的概念
• 语言迁移又称“语际影响” 语言迁移又称“语际影响”或“跨语言影响” 跨语言影响”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 Gass 和Selinker 编著的 《语言学习中的语言迁移》 语言学习中的语言迁移》 learning> <Language transfer in language learning>一书的不完 全的统计, 语言迁移”至少有17 17种说法 全的统计,对“语言迁移”至少有17种说法

语言迁移理论研究综述(全文)

语言迁移理论研究综述(全文)

语言迁移理论研究综述(全文) 【摘要】语言迁移理论在二语习得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通过梳理语言迁移理论的各个发展阶段,论述了不同的语言学家的观点。

对当前语言迁移理论研究中的的可迁移性,迁移方向以及概念迁移三个方面进行综述。

【关键词】语言迁移二语习得可迁移性迁移方向概念迁移一、语言迁移语言迁移又被称为“语际影响”或“跨语言影响”,后来美国语言学家Odlin在其1989年出版的学术专著《语言迁移:语言学习的语际影响》中如是解释:迁移是目标语和其他任何已经习得或可能尚未完全习得的语言之间的共性或差异所造成的影响。

(OdlinT,1989,p27)。

在2000年,这一理论被Cummins扩充到不仅是母语本身的迁移,还包括对旧知识的迁移。

之后在2008年,被简洁的定义为“一个人关于一种语言的只是对他另一种语言的知识或使用产生的影响”。

(JarvisS&PavlenkoA,2008,p1)二、语言迁移理论的发展语言迁移理论在20世纪40至60年代兴起,始于美国的众多语言学家的讨论,他们认为母语最大限度地影响了第二语言习得。

在发展初期,语言迁移在二语习得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和当时盛行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紧密相连,共同成为对比分析的理论基础。

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随着错误分析的深入,学习者所犯的错误被看作是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并非语言迁移的作用,许多语言学家著书立说批评了语言迁移之说,迁移理论的研究进入低谷。

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十年间,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发展,母语影响成为外语学习者构建过渡语的有利条件。

此时,迁移成为语言学习中的一种重要策略,一个复杂且受诸多因素影响和制约的认知过程,人们从心理、语言及社会的视角去全面探讨迁移在外语学习中的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语言迁移在二语习得中的地位被迅速承认,并形成了较为全面的理论。

Ellis在1994年提出:“一个关于迁移的理论很可能就是一个关于外语习得的一般理论,因为母语的作用很难与影响外语发展的其他因素分割开来”。

科学运用迁移规律,提高英语教学效率

科学运用迁移规律,提高英语教学效率

科学运用迁移规律,提高英语教学效率作者:张长美来源:《中国校外教育·基教(中旬)》2012年第06期在语言学习中,迁移是指母语对目的语或者旧的语言知识对新的语言知识的影响。

在英语教学中,掌握迁移规律在英语教学中的运用艺术,巧妙利用正迁移,对提高英语教学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语言学习迁移规律英语教学一、语言迁移的定义著名的二语习得者Odlin给语言迁移下了一个简明而精确的定义:由于目的语和其他任何已经习得的或尚未完全习得的语言之间存在共性和差异,由此而造成的影响被称为迁移。

而这种影响又有正负之分,因而也就有所谓的正迁移(positive transfer)和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

母语对英语能够起促进作用,产生积极影响的迁移称为正迁移;反之,母语对英语学习起干扰或阻碍作用的,产生消极影响的称为负迁移。

正迁移会有助于语言学习者更快地理解目的语,而负迁移则会妨碍学习者对目的语的掌握。

二、常见语言迁移现象及规律语言迁移影响到语言学习的方方面面,不同的情况发生在不同人的身上,所产生迁移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在英语教学中,语言迁移影响着语音、词汇、语法、语篇等方面。

1.语音迁移(Phonological Transfer)汉语和英语在读音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汉语中没有辅音结尾的现象,这是一个特别要注意的问题,在学习英语语音时往往受母语影响,常出现词尾加元音或拖音的情况。

产生语音迁移以及迁移程度大小与以下几个方面有关:发音相似;发音差别较大;汉语中有而英语中无的音;汉语中无而英语中有的音。

这些差异的存在,便导致了程度大小不同的正迁移和负迁移。

2.词汇迁移(Lexical Transfer)人们开始第二语言学习时,会自然地运用大量的母语词汇去帮助理解第二语言的词汇,使这些单纯的,抽象的符号变成具体的、有含义的概念。

英文中有些习语和汉语的词语意思比较接近,如“second hand”(二手的)、“hand in hand”(手拉手)、“white snow”(洁白如雪)、“black list”(黑名单)等。

语言迁移对大学生写作的影响

语言迁移对大学生写作的影响

语言迁移对大学生写作的影响一、本文概述语言迁移是一个在语言学和教育学领域广泛讨论的现象,指的是学习者在掌握第二语言或外语时,受到其母语或其他已掌握语言的影响。

这种影响可能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篇章结构、语用习惯等多个层面。

对于大学生来说,他们的写作技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语言迁移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既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也可能存在负面的干扰。

因此,本文旨在探讨语言迁移对大学生写作的具体影响,分析其中的机制,以期为大学生的写作教学和自我提升提供有益的参考。

我们将首先回顾语言迁移的相关理论,理解其本质和类型。

然后,我们将从大学生的写作样本中分析语言迁移的具体表现,探讨母语对英语写作在词汇选择、句式结构、篇章逻辑等方面的影响。

接着,我们将讨论如何正确看待和利用语言迁移,提出在英语写作教学中如何有效地利用母语的正迁移作用,同时减少或避免负迁移的影响。

我们将给出一些建议,帮助大学生在英语写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母语优势,提高英语写作水平。

二、语言迁移理论概述语言迁移是一个在语言学和第二语言习得领域中广泛研究的概念,它指的是学习者在掌握第二语言(L2)的过程中,受到其母语(L1)的影响。

这种影响可能表现为语言形式的借用、语言规则的误用,或是更深层次的文化、思维模式的渗透。

语言迁移理论自20世纪中叶起开始受到广泛关注,研究者们提出了多种理论和模型来解释和预测语言迁移的现象。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之一是Odlin的迁移模型。

Odlin(1989)将语言迁移分为正迁移和负迁移两种类型。

正迁移指的是母语对第二语言学习的积极影响,如学习者利用母语的语法规则或词汇知识来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

而负迁移则指的是母语对第二语言学习的干扰和阻碍,例如学习者可能会将母语的语法规则错误地应用于第二语言,导致语言错误或误解。

近年来,研究者们也开始关注到跨语言影响(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的概念,它包括了语言迁移以外的其他因素,如认知、文化和社会因素等。

英汉词汇反向迁移分类及成因

英汉词汇反向迁移分类及成因

Vol.20No.4语言迁移(Language Transfer)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外语教学和文化交流领域所关注的研究课题。

奥德林(Odlin1989)提出的迁移定义经常被引用:迁移是指目的语和其他任何已经习得的(或者没有完全习得的)语言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所造成的影响。

在语言习得过程中,既有母语对目的语的迁移,也有目的语对母语的迁移。

前者被称为正迁移(Positive Transfer),后者被称为反向迁移(Backward Transfer)或逆迁移(Negative Transfer)(李柏令200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人们在经济、文化及互联网通信等方面的交往和交流频繁,英语交流的方式及场合变得多样化,这使得英语学习者和使用者也随之激增,英语对汉语的反向迁移现象日渐显现,甚至某些英语词汇通过各种媒介已经融入汉语词汇系统。

这种迁移现象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问题,还是两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问题。

长期以来,关于母语对目的语迁移的研究较多,而关于目的语对母语迁移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反向迁移存在于语言的各个层面,如语音、词汇、语义、句法、语用等。

本文单就词汇层面的反向迁移现象的分类及成因展开分析和阐述。

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和最敏感的部分,能间接或直接反映语言的变化。

近年受到英语交流和使用的影响,汉语词汇在以下四个方面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

一、英语音译词的反向迁移(一)英语音译词英语音译词是以英语词汇作为创造汉语词汇的依据,并进而直接用读音相同或相近的汉字来记录英语单词读音的词汇。

这种用于音译的汉字只保留其近似的语音,而不再具备英语原词的意义(周丽敏2010)。

英语音译词可以分为以下两种:1.纯音译词一个英语音节对应一个汉字,逐个音节翻译而成的汉语词就是纯音译词。

这些词汇大多在地名、人名、单位名称、化学名称、生物学名称或日常用语等中应用,如:伦敦(London)、巴黎(Paris)、肯德基(Kentucky)、谷歌(Google)、克隆(clone)、基因(gene)等。

二语习得中的语言迁移

二语习得中的语言迁移

二语习得中的语言迁移语言迁移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是影响二语习得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对于语言迁移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表述。

Corder把迁移看成是一种借用; Faerch和Kasper认为语言迁移是第二语言学习者激发其母语知识去使用中介语的一种语言心理过程; Schachter认为语言迁移是先前获得的知识对于语言学习过程中的一种制约。

在众多的表述中,Odlin的定义得到了最广泛的认可。

他认为语言迁移源于目标语和学习者已习得或未习得的语言间的异同,是一种跨语言影响。

语言迁移是有正、负之分的。

正迁移能够推动二语习得,负迁移则会妨碍二语习得。

所以,研究二语习得中的语言迁移对于二语习得者以及教学者是非常具有指导意义的。

负迁移对二语习得的干扰主要体现在语音、语义、句法和语用等方面。

下面我将以我们中国二语习得者为例来进行分析,假定第二语言是英语。

从语音层面来看,英语和汉语属于不同的语音系统,有着不同的发音规则,可是二语习得者普遍倾向于用汉语的发音去代替英语的发音。

所以在这些习得者中,语音负迁移是比较突出的迁移现象。

例如,很多习得者会把英语中的[θ]发作是[s]。

从语义层面来看,习得者常常将汉语搭配习惯迁移到英语中去,认为汉语和英语的词汇是一一对应的,从而产生许多词汇负迁移错误。

例如,“look at”意为“看”,那么在翻译“看电视”的时候,习得者可能就会按照汉语的搭配习惯翻译成“look at the TV”,而实际应该翻译为“watch TV”。

从句法层面来看,那些对句法规则掌握不是很牢的习得者常常会套用汉语的句法规则,从而产生句法负迁移现象。

例如,“你是要去动物园吗”,习得者可能就会翻译成“ You’re going to the zoo”,而实际应该翻译成”Are you going to the zoo”。

之所以习得者会犯错,就是因为他们套用了汉语的主谓宾结构。

从语用层面来看,习得者往往会因为文化差异而产生语用负迁移现象。

从心理语言学视角解读语言迁移现象-文档资料

从心理语言学视角解读语言迁移现象-文档资料

从心理语言学视角解读语言迁移现象一、引言“迁移”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指的是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已有的知识或技能对新知识或新技能的获得的影响这一现象。

迁移理论主要的提出者是Skinner和Lado,他们认为在母语和要掌握的第二语言(即目标语)之间进行比较,找出二者的异同,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两种语言的相似可以促使从母语向第二语言的正迁移,而二者的不同则容易产生负迁移。

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的差异会导致第二语言的学习困难,而二者的相似性却有助于第二语言的习得。

然而,大部分语言迁移的研究旨在对二语和母语的语间差异进行解析和归类,以解决语言教学、学习中的实际迁移问题,而对其深层的内部形成机制缺乏探讨。

语言迁移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语言层面,更应探究其深层心理激发依据和形成原因,才能真正理解语言迁移现象,从而积极利用迁移在二语习得过程中的影响。

本文从语言心理学角度出发,简单介绍语言迁移对二语习得的影响,重点分析迁移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和认知过程,并给出相关的切实可行的学习应对策略。

二、语言迁移及其理论发展语言迁移是指由于目标语与此前所习得的任何一种语言之间的异同,而对目标语学习产生的影响(OdlinT3)。

语言迁移一般分为两大类:正迁移,即目标语与母语(已习得语)之间的相似之处有利于目标语的学习;负迁移,即由于目标语与母语(已习得语)之间的差异干扰目标语的学习,语言迁移的影响体现在语音、词汇、语义、句法、语用、文化等多层面。

而在我国的特定语言环境中,语言迁移指的是学习者的母语——汉语在英语学习中的作用,即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所受到得汉语习得经验的影响。

从语言习得的心理机制上看,从语言资料的输入、储存、转化和输出,母语能力以及生存环境赋予输入的母语思维模式和知识类型都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也使得学习者利用母语和母语思维学习目标语(英语)的学习策略成为一种必然。

语言迁移理论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CharlesFries,RobertLado等人在对比分析假设模式框架下的研究,此时期的迁移研究受到了行为主义的影响,夸大了母语的干扰作用;70年代由于受乔姆斯基普遍语法观点的影响,基于对比分析假说的语言迁移理论受到质疑;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认知心理学视角的语言研究兴起,对迁移有了新的阐释:母语迁移不再被视作机械的行为迁移过程,而是语言学习中的一个重要策略,受到心理、社会、语言、认知等多层面的语言迁移。

浅析二语习得中的语用迁移研究

浅析二语习得中的语用迁移研究

浅析二语习得中的语用迁移研究作者:张力丹来源:《汉字文化(教育科研卷)》2018年第14期【提要】在二语习得中,学习者往往会利用母语来弥补因二语知识的欠缺而出现的表达困难,将母语中的语用知识迁移到目的语中。

本文梳理了语用迁移的各项概念,并指出当前语用迁移研究主要集中在英语学习者,针对日语学习者的语用迁移研究相对较少这一现状。

【关键词】语用迁移正向迁移负向迁移一、引言语言迁移普遍存在于二语习得中。

Odlin(1989)认为,语言迁移分为借用迁移和基层迁移。

借用迁移是指后习得的语言对先习得的语言(最典型的是母语)的影响;基层迁移是指先习得的语言对后习得的语言的影响。

语言迁移分为正向迁移和负向迁移,两者的区分,受迁移所产生效果的不同而决定。

所谓正向迁移,是指母语语法或者语用习惯在与目标语通用的情况下所产生的迁移;所谓负向迁移,是指母语语法或者语用习惯在母语与目标语不通用的情况下,母语知识对目标语产生的影响(清水2009:176-177)。

二、语用迁移语用迁移属于语言迁移的一种,理论上可分为语用语言迁移和社会语用迁移。

语用语言迁移,是指母语特定的语言素材所具有的语言内行为或者待遇表现,影响学习者对目标语形式与功能的对应关系的认识或产出;社会语用迁移,是指学习者在理解和表現目的语的言语行为时,其对该语言行为的社会认知受主观上等效的母语语境的影响(Kasper1992:209)。

语用迁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考察具体言语行为,研究在具体言语行为中因母语迁移造成的语用失误,促进学习者语用能力的提高;二是考察语用迁移与二语水平的关系。

Takahashi& Beebe(1987)认为,随着学习者二语水平的提升,语用迁移相应增加;Takahashi& Dufon(1989)则得出了相反结论,认为由于学习者二语水平的提升,语用迁移随之减少。

学术界在二语水平与语用迁移呈正相关、负相关或者并不存在相关关系上,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有哪些因素会影响语言迁移的发生

有哪些因素会影响语言迁移的发生

有哪些因素会影响语言迁移的发生作者:吕思莹来源:《青年文学家》2017年第14期摘要:语言迁移是二语习得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也一直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一个颇受关注的问题。

在二语习得中,充分考虑影响语言迁移的因素,尽可能地利用正迁移、规避负迁移,才能促进语言习得。

关键词:二语;迁移;因素作者简介:吕思莹(1994-),女,汉族,山东省潍坊市人,山东科技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0-0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4--02一、语言迁移的含义(一)从交际的角度Corder将语言迁移看成是交际的一种策略——借用(Ellis 206),他认为借用不是学习的一个过程或者语言的某一结构特点,它仅仅是一种行为,发生在交际的过程中以促进良好交际的形成。

但这种观点缺乏科学依据,因为交际中的迁移并不能解释中介语受母语影响的某些结构的石化现象(截炜栋,王栋 3)。

(二)从心理的角度Faerch和Kasper把语言迁移看作是一种语言心理过程(Ellis 206)。

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者会激发自己的母语知识去使用和发展中介语或理解外语。

它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交际中迁移,即迁移只作为一种交际过程存在;另一种是学习中的迁移,其在学习者说话和理解话语之前便已经固化在学习者中介语中。

(三)从认知的角度Schachter将语言迁移现象看作语言学习过程中的一种制约作用(Ellis 206),她认为学习者学到的语言知识都可能在二语习得中发生迁移,并对目的语进行假设时产生一种制约。

到目前为止,美国应用学家Odlin对语言迁移的定义应当是被广泛接受和认可的。

他指出:“语言迁移是一种语际影响,这种影响源于目标语和其它任何已经习得的(或没有完全习得的)语言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性。

”学者对迁移的各种不同的理解和产生的争论将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它的研究。

二、语言迁移的影响因素影响语言迁移的因素有很多,有学习者自身的因素也有社会因素,有语言因素也有非语言因素,深入研究识别语言迁移发生的条件,能帮助我们了解学习者母语的作用。

语用迁移

语用迁移

在二语习得过程中, 人们受社会环境和个体差别的影响通常把母语中的语言规则和文化历史背景带入其中, 这种原有知识对新知识的影响语言学称之为语言迁移现象(Language Transfer Phenomenon)。

语言迁移分为正迁移和负迁移。

正迁移指母语(L 1) 的语言规则和文化习惯同第二语言的语言规则和文化习惯相似或相同, 学习者可以将这种相似或相同运用到二语学习过程当中, 起积极的促进作用;负迁移指母语中的语言规则和文化习惯同第二语言有着根本的不同, 如将这些规则和习惯运用到二语习得中去就会对新知识的学习产生消极和干扰作用。

本文主要分析汉语在英语学习中的迁移现象及影响迁移的非语言因素.一、常见的英汉语言迁移现象在英语学习过程中,语言的迁移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不同的情况发生在不同人的身上,所产生迁移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在英语教学中,语言迁移影响着语音、词汇、句法、语篇,语用等方面。

现简单说明如下:(一) 语音层次英语和汉语这两种语言完全属于两个不同的语系,在发音和规则上及形式上是有着根本的分歧的. 汉语的韵母19个,生母21个,英语的元音20个,辅音28个,其差异性主要表现在1)汉语中没有象英语中那样的辅音群,汉语的声母之间总存在一个韵母,学生在读英语时,总习惯在辅音簇之间加一个元音; 2)英语单词常以辅音结尾,而汉语单词则主要以韵母和n/ng结尾,因而中国学生读英语单词时习惯在辅音后面加上一个元音。

而两种语言中的一致性或相似性,则有利于学生正确的发音。

由于汉语中也有诸如/p/和/b/以及/ t / 的音,他们就很容易学会发英语当中的/p/和/b/以及/ t / ,但是老师也应强调这些音在英语和汉语中并不能等同起来。

(二)词汇层次由于两种语言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两种语言的词汇意义也有很大差异,其中绝对等值的词除专用名词、科技术语等之外,为数不多。

母语词汇的干扰表现得比较突出,我们着重从词义方面把握,主要有以下几点:1)某些词汇在汉、英语中内涵或外延不一致而造成负迁移。

语言迁移的研究历史、成因及研究意义.doc

语言迁移的研究历史、成因及研究意义.doc

语言迁移的研究历史、成因及研究意义近年来,概念迁移理论日益成为国内外语言迁移研究领域的关注热点并已取得一定的发展。

概念迁移理论不同于以往的语言迁移理论,它是从概念层面研究语言习得中的语言迁移现象。

Ogden 和Richards 在其《意义的意义》一书中指出,一个语言符号和它所指的具体事物之间没有直接联系,而是以概念作为中介,当学习者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时,或多或少都会将对母语概念系统的理解向外语学习中迁移。

本文拟通过对概念迁移理论的研究分析,旨在探讨语言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语言迁移现象,从而推动外语教学研究,帮助学习者更有效的学习语言。

一、语言迁移的研究历史二十世纪50年代,二语习得领域引入了母语影响的概念,语言迁移理论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研究此理论的早期语言学家是Robert Lado.受Lado 等学者的影响,对比分析假设理论逐渐形成,到了二十世纪70年代,受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和普遍语法的影响,学者们逐渐对对比分析假设产生了质疑,Selinker(1972)提出了中介语理论,90 年代以来迁移研究逐渐超越语言知识层面,开始探索其认知基础。

一直以来,虽然有一些学者也曾经从概念层次探讨语言现象,但从这一视角出发的研究真正开始是以概念迁移术语的正式提出为标志。

1998 年,宾夕法尼亚洲Temple 大学的Pavlenko 在其论文中,首次使用了概念迁移(Conceptual transfer)这一术语,同年,美国Ohio 大学语言学主任Scott H. Jarvis 出版了Conceptual Transfer in the InterlingualLexicon 一书,Conceptual Transfer这一术语首次出现在研究语言迁移的专着中[7].2008 年,Jarvis 和Pavlenko 合着的《语言与认知中的语际影响》一书对当前概念迁移研究的新动态进行了总结回顾与思考。

他们认为每种迁移现象都可以从十个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解,分别是语言使用的领域、方向性、认知层级、知识种类、意向性、模式、渠道、形式、表现和结果十个角度。

英语写作中母语负向迁移的实例分析及对策

英语写作中母语负向迁移的实例分析及对策

英语写作中母语负向迁移的实例分析及对策作者:王霞来源:《教书育人·高教论坛》2012年第12期Odlin(1989)给语言迁移所下的定义是:迁移是指目标语和其他任何已经习得的(或者没有完全习得的)语言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所造成的影响。

Odlin提出,迁移不仅仅体现在学习者的错误(负面影响),即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上,还体现在促进作用(正面影响),即正迁移(positive Transfer)上。

正迁移指学习者在学习第二语言过程中正确使用了已有的语言知识,负迁移指的是使用这些知识并且出现了错误。

学生习作中的“中国式英语”就是负迁移的一种体现。

据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和雅思托福考试调查发现,中国学生失分最多的是写作部分,而写作是英语最终水平的终极体现。

或者说,如果一个人的英语写作水平很高,就必然预示着他的英语水平很高,此外,逻辑思维也很强,结合中国教育制度缺乏对创造力的关注这一问题,科学的写作教学即是辅助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能力,可谓响应号召,一举两得,既得专业知识,又得创新能力,以期为我国培养出色的外语人才。

写作课的教学是一门学问,然而这门课却无法离开学生的参与,离开了学生的习作,写作课就等于是无源之水。

本文即是在研读大量学生习作的基础上,在负向迁移和二语习得理论的指导下,对学生习作加以科学的分类整理,使对这一话题的研究和论述更为直观和科学。

一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本研究的语料来源于商丘学院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的习作。

本文通过写作中出现的错误分析,对汉语负迁移在写作中的体现进行分类,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对策。

本项研究采用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为辅的方法,将所收集的167份写作中的错误分为两大类、14种常见错误进行分析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汉语对大学英语的写作存在明显的负迁移现象。

二负向迁移的表现分类一般来说,影响语言迁移的因素可分为两种:结构因素和非结构因素。

结构因素包括语言形式与功能的关系,如语音、句法等;而非结构因素则是指语言以外的因素,如文化、价值等,另外,学习者的年龄,对语境的了解程度,语言的共同性,语言距离(语际之间的相似程度),类型性,标记性等也会影响语言迁移。

大学英语写作中的母语负迁移现象及对策(全文)

大学英语写作中的母语负迁移现象及对策(全文)

大学英语写作中的母语负迁移现象及对策XX:1672-1578(20XX)03-0034-011 母语负迁移的概念Odlin(1989)认为语言迁移是一种跨语言的影响,这种影响来自于母语和学习者已经习得或尚未习得的目标语之间的异同。

母语迁移可划分为正迁移和负迁移。

所谓正迁移,是指在外语的语境下由于受到母语的影响而借用母语的某些表达形式,而刚好这种借用符合外语的习惯,因而对外语习得产生有益的,积极的影响,能促进学习者对外语的掌握与运用;负迁移,则指借用的母语形式不符合外语的习惯,或者不被使用该语言的本族人所理解和接纳,因此对外语习得产生不利的,消极的影响,能阻碍学习者掌握和运用外语。

2 母语负迁移现象在大学英语写作中的表现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而显著的差异,因此,以汉语为母语的ZG学生在进行英语写作时,不可幸免地会受到汉语负迁移的影响,导致所写的英语文章中频繁出现有悖于英语表达习惯的错误。

总体来看,大学英语写作中的母语负迁移现象主要表现在词汇、句法和语篇这三个层面上。

2.1词汇层面首先,英汉词汇在词义上可分为完全对应、不完全对应和完全不对应三种情况,其中学生在使用中最容易出错的是不完全对应的词汇。

不完全对应不仅体现在某个词的多义现象,还体现在同一义项的内涵差异上。

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在进行英语写作时都是用汉语进行构思,然后翻译成英语,并且他们认为每一个汉语词都能找到对等的英语单词来表达,致使他们将英汉两种词义机械性地联系却忽略了所用的英语词的语体色彩是褒是贬、是书面还是口头、正式或是非正式等。

此外,学生在使用英语词汇时容易混淆词性。

汉语和英语中都有一些词可以用作不同的词性,但是英语中的单词在转换词性时,通常词形上也会有所变化,不过汉语的词尾没有表示词性的词缀标记,同一词汇用做不同词性时,在词形上并不发生变化。

ZG学生总是把汉语词汇在词性上的这个特点迁移到英语词汇的学习过程中,从而造成词汇词性应用上的错误。

  1.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2.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3.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Cross Linguistic Transfer in Word Order: Evidence from L1 F orgetting and L2 A cquisitionLudmila IsurinOhio State University1. Introduction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bring together the evidence on possible cross-linguistic transfer in word order from two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 transfer as an apparent obstacl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a transfer as a cause of attrition of the native langua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ame two languages in a contact situation was investigated. Since the majority of studies on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were done in either of these two fields, there was a challenge to incorporate two studies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same research and not to damage its integrity. The paper is structured as follows. After an account of the literature on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as it is reflected in both fields, recent findings on word order transfer are reported. A brief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word order in Russian and English is followed by the results of the longitudinal case study. Then findings from the experimental cross-sectional study are presented.2.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studies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The role of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CLI), or linguistic transfer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has been a field of extensive research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Ellis, 1994; Gas and Selinker, 1994; Kellerman, 1995; Larsen-Freeman and Long, 1991; Odlin, 1989; Selinker, 1992). Transfer is a traditional term from psychology of learning which means imposition of previously learned patterns onto a new learning situation.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knowledge of the native language (L1) in acquisition of a foreign language (L2) can indeed have a facilitation or inhibition effect on the learner’s progress in mastering a new language. Traditionally, facilitation effect is known as positive transfer, while inhibition is considered negative transfer. Erroneous performance in L2 ascribed to certain constraints existing in the native language can be the simplest example of negative transfer. The latter seems to be of concern among scientists working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LA).The question of what is more likely to be transferred from L1 to L2 and how the mechanism of transfer works has given rise to different linguistic models and hypotheses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One of the earlier hypotheses on CLI, the Con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sis (Lado, 1957; Stockwell, Bowen and Martin, 1965) tried to predict the likelihood of linguistic transfer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based on the similarities as well as differences between various aspects of L1 and L2. That is, similarities in linguistic structures in two languages will result in positive transfer, while differences will create an interference which is known as negative transfer. However, the survey of the recent research on CLI shows that the Con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sis fails to find significant support and its validity has been questioned by many scholars (Gas and Selinker, 1983; McLaughlin, 1984).Another theory underlying language transfer is a theory of markedness (Eckman, Moravcsik, and Wirth,1986; Seliger, 1991). The core hypothesis of markedness theory concerns correlations, i.e. pairs of “marked” (least distributed) and “unmarked” (more distributed) structural entities in the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is theory, those linguistic phenomena in the target language which are more marked than the corresponding phenomena in the native language will be more difficult to learn. However, there is a problem to apply the markedness principle to cross-linguistic analyses, which makes it problematic to predict which structures in L2 would be more likely substituted with the corresponding structures in L1.Aside from the above purely 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CLI, there is an array of theories pertaining to a psycholinguistic view on language acquisition. This view has been always shaped by dominant psychological frameworks, i.e. behaviorist or cognitive. Within a behaviorist framework, which was particularly popular in 40s-50s (Fries, 1945; Lado, 1957), transfer was seen as a direct result of the influence imposed by L1 structures on corresponding structures in L2. Over the last twenty years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transfer, as well as to other psycholinguistic phenomena, has prevailed in the field of SLA .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ndings of the time was that L1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influences L2 acquisition. Indirect influence, in turn, reflects underlying organization principles of the language and the learner’s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of that knowledge.The most revolutionary linguistic theory of the past few decades within the cognitive framework was that of universal grammar proposed by Chomsky (1965). In the light of this theory,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must be predetermined by certain innate constraints existing in any natural language acquisition. According to Chomsky, the learner must take a very limited input in L2 and construct a clean grammar of the language being learned. The final product would be the language in which redundancies will be minimized at all costs.The universal grammar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he major linguistic fields, inclu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have attracted a lot of scientific attention over the last three decades (e.g. van Buren and Sharwood Smith, 1985; Corder, 1992; Flynn, 1986; White, 1992). However, it has also become an issue of debate and has been opposed by the connectionism theory (Gasser, 1990). Rather than focusing on innate constraints, connectionists try to look at the ways in which the learner extracts regularities from the L2 input.In addition to models and theories which were briefly discussed above, different psycolinguistic factors, like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processing demands, language proficiency, etc., have been reflected in studies on CLI. Studies on these aspects of CLI, albeit infrequent in the field, were mostly concerned with compensatory strategies that L2 learners use to perform different linguistic tasks (Bialystok, 1990; Faerch and Kasper, 1983). In this respect, the L1 role in L2 acquisition is viewed not as a developmental factor but as a strategy of using the second language (Kellerman, 1995).3.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studies on first language lossHowever,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can affect not only the performance in a second language, but also cause deterioration of linguistic skills in a native language when a speaker loses contact with his (her) language community or have a limited exposure to the native language due to extensive exposure to the second language. Thus, the research on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has recently broadened to the field of study known variously as language attrition, language loss, or language forgetting (Seliger & Vago, 1991).A distinction should be made between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2 acquisition and L1 forgetting. If the influence of L1 structures in the acquisition of a foreign language can be predicted and interpre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 hypotheses and models, L1 forgetting in individual speakers can take a different path or not occur at all (Seliger, 1996). In addition, L1 forgetting still remains a phenomenon not broadly explored or theoretically explained. Thus most studies on L1 forgetting were focused on gathering empirical data on the process rather than on attempting to develop a model which would help to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processes of L1 forgetting in individual speakers (Ammerlaan, 1997; Burling, 1978; Berman, 1979; Fantini, 1978; Hakuta & D’Andrea, 1992; Isurin, 2000; Jaspaert & Kroon, 1992; Kaufman & Aronoff, 1991; Klatter-Folmer, 1997; Kravin, 1992; Levine, 1996; Leyen, 1984; Liu, Bates & Li, 1992; Mayor, 1992; Merino, 1984; Olshtain & Barzilay,1991; Schaufeli, 1996; Schoenmakers-Klein Gunnewiek, 1997; Segalowitz, 1991; Silva-Corvalan, 1991; Soesman, 1997; Turian & Altenberg, 1991).In the absence of any specific model accounting for L1 forgetting, there were attempts to view first language forgetting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same models which are used in studies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For example, Seliger & Vago (1991) and Seliger (1996) offer the concept of markedness for the explanation of the grammar replacement that might happen in the process of L1 forgetting. According to this notion, the bilingual may create a new rule for L1 in those areas of the L1 grammar where the L2 rule is less marked in some ways. For example, if two grammatical categoriesare brought into contact and the L2 category is less marked than the corresponding L1 category, there is a likelihood that the L2 category will replace the corresponding L1 category.Also, the universal grammar principles and the issue of cognitive processing found reflection in some studies on L1 forgetting. L1 forgetting within the same psycholinguistic environment was viewed as an example of simplifying the cognitive burden by a speaker in order to avoid redundancies caused by duplication of rules and structures in the two languages (Seliger, 1996; Levine, 1996). According to Seliger (1996), “forgetting within L1 is not random forgetting but guided by a principle of arriving at the most parsimonious grammar that can service both languages” (p.617).Two studies reported in the present paper attempted to further explore CLI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first language forgetting. The evidence from cross-linguistic transfer in L2 learners and L1 attriters given that the target language (L2 and L1, respectively) is the same might shed additional light on the phenomenon in question. The possibility of CLI in the area of syntax, particularly, word order, was examined in the reported studies.4. Evidence on word order changes from earlier studiesStudies on language transfer in SLA were predominantly carried out in the field of syntax (Gass, 1996). One of the major concerns of those studies was to see how word order in L2 might be influenced by the structural differences of the word order in L1 (Fathman and LoCoco, 1989; Odlin, 1990; Rutherford, 1983; Sharwood Smith, 1990; 1986; Zobl, 1986a; 1986b).There has been a conflicting evidence relating to the influence of L1 on the L2 word order in production. Some studies reported that L2 acquisition is affected by the SVO (subject-verb-object) ordering in L1 (Zobl, 1982), others suggested that the production of simple declarative sentences in English is not strongly influenced by the structural nature of L1 (Fathman; 1976; Fathman and LoCoco, 1989). Furthermore, there was a controversy as to whether an L1 basic word order can be transferred to L2 where such word order is not used at all. Rutherford (1983) found no evidence of such transfer in Japanese learners of English (i.e., Japanese uses SOV order, while English uses SVO). Zobl (1986) supported that finding but suggested that such transfer can occur in case a language makes use of more than one basic word order (e.g., Dutch). Another evidence suggested that the initial word order acquisition is guided by universal principles rather than by the specifics of the contact languages (Klein and Perdue, 1993).However, Odlin (1990) argued that there is no universal constraint on the transfer of basic word order and the infrequency of such transfer can be explained by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An example of metalinguistic constraint in the use of L1 varying word order patterns while speaking L2 with a fixed word order comes from Trevise’s (1986) study. It was noticed that in the formal classroom setting, French speakers learning English were extremely conscious in choosing the right word order in English. The author suggested that the possibilities for native language influence might be constrained by the consciousness-raising which occurs in formal instruction.Word order transfer has been also a concern in studies on language forgetting. Transfer of basic word order can occur not only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but also in cases of first language forgetting (Odlin, 1990: 115). Although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first language forgetting has not been as extensive as it was in SLA, there were a few studies which are relevant to the present discussion.Merino’s (1983) study on L1 forgetting/L2 acquisition showed deterioration of the performance on word order in Spanish (L1) with an increase in performance of the corresponding category in English (L2). It also reported an evidence on L1 forgetting in production with comprehension remaining intact. The latter was argued by Liu, Bates, and Li’s (1992) study where late English-Chinese bilinguals demonstrated a transfer of English like word-order strategies in interpretation of sentences to Chinese. Word order information in L1 comprehension was found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when there was a phonological similarity between L1 and L2 verbs used in grammaticality judgment task (Altenberg, 1991).An interesting study that might be relevant to the present one was done by Schaufeli (1996). The experimental design incorporated two groups of Turkish speakers in the Netherlands and a control monolingual Turkish group. The L1 sentence production was tested by a story telling task. The subjects were asked to pretend that they were telling the story (Frog, where are you?) to their child ora grandchild, or to a younger brother or sister. The semi-spontaneous language was then recorded and analyzed. The two tasks employed in the experiment brought about contradictory results. From the cue-validity experiment it appeared that the immigrant groups tend to be more rigid in interpreting sentences, whereas in spontaneous speech they show more variation in the use of word order patterns. Moreover, in the perception task, the immigrant group was found to rely on word order in sentence interpretation, whereas the control group did not take word order into account. There were two explanations offered by the author for the registered changes in word order patterns: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from Dutch and language internal pressures. The former concerns a strategy to adopt word order as a clue when interpreting sentences, which is common among Dutch speakers and might have been transferred by the Turkish immigrants into Turkish sentence interpretation. The latter concerns language internal restructuring towards a more consistent pattern. For example, the more common word order in L1 might become the only word order used by an L1 speaker living in the L2 environment, and this change might be independent of whether this word order pertains to L2 or not. The evidence came from the preference shown by the Turkish immigrants to stick to the canonical SVO order. The conclusion was that the language changes were partly induced by L2 interference and partly caused by universal intra-language processes, or what was defined earlier as language internal pressures. The latter is also known as ‘language internal universal principles’. According to this principle, “an ongoing word order change will always move towards a consistent basic word order pattern, in terms of the general Head-Modifier order” (Schaufeli, 1996, p. 156).To conclude, the major syntactic changes reported in the previous studies on first language loss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oncerned the possible effect of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of one language on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of another. CLI can indeed be a reason for a deterioration of the native language skills and an obstacle in the acquisition of a second language when two languages are brought into contact.The present paper reports on findings in two studies. Both studies were aimed at testing word order changes in production. First study reports on the so far unpublished results from a longitudinal study on first language forgetting (Isurin, 2000), second study i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on L1 forgetting/L2 acquisition given the target language is the same.A brief comparison of the word order patterns in the two languages will precede a report on findings from the longitudinal study.5. Word order in English and RussianIn English, an important aspect of basic semantic differentiation of sentences is carried by word order. In general, for a given meaning in English only one word order is possible. That is absolutely irrelevant in Russian. Thus, if we take an English sentence “The boy is reading a paper” and give all possible Russian equivalents in various permissible word orders, we will end up with English non-sentences (2, 3, 4, 5, 6):(1) Mal’chik chitajet gazetu (SVO)A boy is reading a paper(2) Gazetu chitajet mal’chik (OVS)a paper is reading a boy(3) Chitaet mal’chik gazetu(VSO)is reading a boy a paper(4) Chitaet gazetu mal’chik (VOS)is reading a paper a boy(5) Malchik gazetu chitaet (SOV)a boy a paper is reading(6) Gazetu malchik chitaet (OSV)a paper a boy is readingFor this reason, Russian is often referred to as a “free word order language”. What this means is that differences in word order do not affect the basic semantics of the sentence. By contrast, English is a “fixed word order language” with the subject-verb-object (SVO) arrangement. In such a language, differences in word order carry different meanings, and some word orders are not possible at all (Comrie, 1979).However, the visible flexibility of the Russian word order does not imply that there are no dominant word order patterns. Jakobson (1966: 268-269) says that “the idea of dominance is not based on the mor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a given order….For example, of the six mathematically possible relative orders of nominal subject, verb, and nominal object - SVO, SOV ,VSO ,VOS, OSV, and OVS - all six occur in Russian .... yet only the order SVO is stylistically neutral, while all the ‘recessive alternatives’ are experienced by native speakers and listeners as diverse emphatic shifts”.Thus, as it follows from the above statement, the dominant word order pattern in Russian will be the same as it is in English. It makes the problem of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what might have transferred from English and what might have changed due to other forces (e.g., internal generalization pressures in the language) even more problematic. When languages present potential ambiguity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ir syntactic similarity or difference, it might be appropriate to compare the subjects’ syntactic performance at one point in time with that in another point of time (i.e., longitudinal case study), or to compare the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with those of control ones (i.e., cross-sectional study) to investigate a possible syntactic transfer in the contact situation.It should be also acknowledged that typological analyses are usually focused on the subject-verb-object arrangement (SVO) and there is a controversy whether the word orders with indirect objects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Since in the longitudinal case study on language forgetting, the main concern was to see all possible changes in the Russian word order, it was decided to (1) to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word orders with direct objects and word orders with other sentence structures, e.g. indirect objects, adverbial modifiers, etc., which are going to be referred to as “O” and “X”, respectively, (2) to focus on subject-verb position within any permissible word order, whether it involves a direct or indirect object, and (3) to consider two-member sentences (subject-verb) as complete sentences.6. Study 1: Case study on L1 forgettingThis study was based on a year-long monitoring of a Russian girl placed in a strictly English-speaking environment where no Russian input was received. The major findings of the study concerned vocabulary decline (Isurin, 2000), but a few syntactic changes have not been so far reported.6.1 SubjectA Russian orphan, S., was 9 years old when she was adopted by an English-speaking family and brought to the US in May 1997. Her Russian (L1) had been well developed by that time and her fluency in Russian paralleled that of her Russian-speaking peers. An assessment of fluency in the native language was based on records from the Russian school and the orphanage. Her English (L2) was non-existent at the time when she entered the US. Over 13 months of monitoring the child, the exposure to Russian had been limited to the researcher’s brief monthly visits (about 30 min. each) and occasional telephone conversations at the early stage of the child’s adaptation to a new environment. At that time, the author had to act as an intermediate communicator between her, speaking no English, and her parents, knowing no Russian (about 30 min. a month). This roughly constituted about an hour in all for S.’s monthly exposure to Russian. Three months after she came to the US, help over the phone was no longer required, i.e., another 30 minutes of contact with Russian were eliminated. Beyond the session, S. did not feel like speaking Russian to the author. Other than that, there was noexposure to the first language. Accidental contact with Russian speakers was hardly possible due tothe absence of a Russian-speaking community in the city where the study was conducted.In September 1997, S. started the third grade in a regular American school, and by the end of the first semester, her English proficiency was evaluated at the first grade level. This means that it had notyet paralleled that of her English-speaking peers, but demonstrated great progress in L2 acquisition.By the end of her first academic year, her English proficiency almost met the third grade requirements. The child’s attitude to languages had dramatically changed, from initial reluctance to accept English asa dominant language to the final unwillingness to speak Russian to the author a year later, when S. started to admit that she had already forgotten Russian.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reported in this paper was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over the one-year monitoring period.6.2 MethodThree tasks, i.e., semi-spontaneous speech, picture description, and story telling, were aimed at testing the possible syntactic changes, particularly, word order changes, in L (Table 1).Table 1.Schedule of tasks reported in the longitudinal study.No Date Task 1June, 1997 picture descriptionstory tellingsemi-spontaneous talk2 September, 1997 picture description3 December, 1997 N/A4 January, 1998 N/A5 March, 1998 picture descriptionstory telling6 April, 1998 picture description7 May, 1998 semi-spontaneous talk8 June, 1998 picture descriptionsemi-spontaneous talk The semi-spontaneous speech task was offered three times during the monitoring period (session1, 7 and 8). The picture description task was offered 5 times (sessions 1, 2, 5, 6, 8) and was based on three colored pictures from a children’s book showing both objects (e.g. house, swings, trees, barn, path, fence, pets, children, dolls, etc.) and actions (e.g. chasing, fighting, flying, hanging, lying, playing, crying, etc.). Two pictures were repeated, i.e., picture 1 was presented in session 1 and 5, picture 2 in sessions 1 and 6, and a new picture 3 was introduced in the last session 8 to test the levelof syntactic control a year since the L1 input ceased. Such a long interval between the presentation ofthe same pictures was used to minimize any possibility of better retention due to repetition of the material. Also, the data obtained from the use of the same testing material was thought to be less confounded.The story telling task was based on the well-known “Little Red Riding Hood” depicted in the book written in Hebrew. The latter would eliminate any possibility of child’s reading the story insteadof telling it. The same story was offered twice (session 1 and 5). The data obtained from all three tasks were tape recorded and later transcribed.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the data relating to word order changes is given below.6.3 ResultsThe results from the semi-spontaneous speech are not reported on here due to the insufficient data obtained at the later sessions when the subject was reluctant to get engaged in any spontaneous Russian conversation.6.3.1 Picture description taskThe analysis of the data gathered from the picture description task where the same pictures were used with an interval of nine months between each presentation, was aimed at comparing possible word order changes with time.Table 2 illustrates a word order change as it was recorded in speech samples referring to the same picture objects.Table 2. Word order in picture descriptionsession 1 5Na dereve visit malchik (XVS) On the tree is hanging a boyMalchik visit na dereve (SVX) The boy is hanging on the treeTam sidit devochka (XVS) There is sitting a girl Devochka sidit na balkone(SVX) A girl is sitting on the balconyThe comparison of the sentence samples referring to the same objects and recorded at different intervals (Table 2) shows how the L1 XVS word order has changed into the SVX, which remains acceptable in both languages and the only possible choice in L2.A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data gathered in the picture description task was based on comparing the same number of complete sentences referring to the same part of the picture in two sessions (1 and 5) The following data was received:session 1 - 12 sentences: 4 (SVO), 4 (SV), 1(SVX), 2 (XVS), 1(XSV);session 5 - 12 sentences: 8 (SVO), 2 (SV), 2 (SVX).The analysis of the above results shows no VS sentences in the later session. Also, the number of the SVO sentences has doubled in the later session.6.3.2 Story-telling taskThe analysis of the data from the story-telling task was based on the same principle as in the picture description task. The same Little Red Riding Hood story was offered twice, i.e., in session 1 and, nine months later, in session 5. Then a comparison between speech samples in both sessions was made.It should be mentioned that the VS word order is commonly used in Russian story-telling discourse, e.g., it would be more acceptable to use a sentence like:(7)Poshla devochka navestitj babushku (VSO)Went a girl to visit her grandmarather than:(8)Devochka poshla navestitj babushku (SVO)A girl went to visit her grandmaThe analysis of word order in story telling was based on 18 complete sentences recorded in each session. It has revealed the following distribution of word order arrangements in each session: Session 1: 6 (SV), 2 (SOV), 2 (SVX), 4 (SVO), 2 (VS), , 1 (VSX), 1 (XSV) sentences.Session 5: 9 (SV), 4 (SOV), 2 (SVX), 2 (SVO), 1( SXV).In other words, there were 3 sentences with the VS arrangement in the first session and none of such sentences were found in the later session, when the same story was offered for the second time.Also,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ice that a great amount of the story content had been lost by the time it was offered for the second time and the lost parts were either made up at this time or their recall was cued by the researcher. However, neither original parts nor made up parts in the story had sentences with the verb-subject arrangement.6.4 DiscussionThe data obtained from two tasks used in the present study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change in the word order preference registered over nine months of the observation period.The analysis of the data from the picture description tasks has demonstrated a shift to SVO word order preference.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peech samples referring to the same pictures registered a change in the word order use, which can be indicative of the L2 influence.The analysis of changes in word order in the story telling task provided further evidence of possible L2 interference into the L1 syntactic structure. The absence of the VS word order, typical of any Russian story-telling discourse, in the later session of the monitoring period, could be only partially explained by the loss of the story content noticed at that time. It could be hypothesized that word order generally used in story-telling and less typical of everyday discourse might be encoded with the content. The loss of the content information might have also caused loss of syntactic information and the new content could have been decoded in accordance with a more dominant SVO order. But it does not explain why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story, still well preserved in S.’s memory, does not have, at least, one opening sentence with the VS order which was registered in the first session and which is pre-requisite in Russian story-telling discourse. It contradicts the hypothesis made earlier in this section that surface syntactic information might have been encoded with the content. The only plausible explanation of this syntactic loss can be found in a possible language transfer which might have occurred from L2 into L1 and caused the VSO word order, that is unacceptable in L2, to be replaced by the SVO that is more acceptable in L2 and yet common in L1.However, another interpretation of this finding can be offered. The new word order preference did not violate the acceptable word order pattern in Russian, rather it resulted in using more common word orders at the expense of abandoning less frequent orders (e.g. the VS arrangement). This can 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markedness hypothesis and support the finding in the earlier study (Schaufeli,1996), that word order change will always move towards a consistent word order pattern in a language.To conclude,the word order change registered in the present case study might be attributed to the possible transfer from L2 as well as to the internal generalization pressures in L1 in a unique attrition situation where L1 input ceased and only L2 input was received.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 dominant word order patterns in both languages makes it hard to separate pure transfer from any inner-language forces which may eventually produce the same syntactic change.7. Study 2: Cross-sectional study on L1 forgetting/ L2 acquisitionThe findings in the reported above longitudinal study encouraged the further investigation of possible word order changes in subjects who moved from the L1 environment, had a relatively long exposure to L2 with a limited L1 input, and as a result, might exhibit signs of their L1 change. Moreover, there was an attempt to look at word order chan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相关文档
最新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