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货币政策框架的演变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货币政策框架的演变在清华大学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七十三分钟的演讲中，周小川以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为切分点，阐述了各国的货币政策前后不同以及出现的新名词，通过穿插评论的方式向台下听众详解相关名称的由来，同时引申提出中国在下一步改革开放中，人民银行所要做的事情。

周小川：货币政策出现了很多新的名词。我就用一个这样的方式将新名词串联起来，然后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从演变的过程来说，我会讲到一些国际情况，其中会夹杂着对国内货币政策框架改革发展演变过程一些评论。

我们说危机以前和危机发生以后，货币政策框架有很多新的变化、新的名词，如数量宽松货币政策、零下界、前瞻性指引等内容。我想说我们既不是研究性也不是普及性的讲演，我想把这些新的概念串联起来。

首先，危机以来，货币政策的目标出现复杂化。在危机之前，有二十多年时间，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是保持低通胀，即通货膨胀目标论。而且是越简单越好，这样大家的理解、与央行的沟通越好，使得效果越好。所以，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央行制定一个目标—通货膨胀，一个利率—政策利率。

但是后来发现情况变得复杂。总的来讲，应对未来的复杂形式，央行制定了更多的货币政策目标。例如美联储将目标定为保持低通胀和充分就业。也有很多国家制定了很多不同的目标。

总之单一的目标，对应对危机略显不足。中国的货币政策历来是四目标：低通胀、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创造适度的就业机会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这就是说中国已开始实行多目标的货币政策。对于中国的多目标，有些人评论认为第二个、三个目标有可能比较重叠。这个说法也是有道理的，但不是100%的准确。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各个国家的做法不同。有的国家认为，如果你是已经采纳了自由浮动的汇率机制后，国际收支平衡不是太重要的目标，央行可以不管理他。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国际收支平衡是我们一个非常难对付的要点。

我们要花很多精力观察和研究这个事情。这里也有很多政策是依此来筹划的。因此，这个目标是正确的。

那么，大家除了说这种经济指标的目标以外，大家还有一个议论就是央行到底负不负责金融稳定。当然在很多国家，微观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分开，因此与货币政策关系不是那么紧密。但是也有一些国家强调金融稳定的目标，应对金融危机，保持金融稳定成为一个内容。

从中国来讲，我们逐渐分设了证券业、保险（放心保）业和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此同时，我们成立了金融稳定局。一开始，我们就把金融稳定作为央行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认为它与货币政策有一定的协调关系。此外，中国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改革发展。一些成熟、发展较好的国家，他们没有改革发展的任务。但是中国作为一个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一个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任务。我们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是和转轨是否有成效、转轨进入哪个阶段有关系。因此，央行把改革发展也作为央行的重要目标。

当然，我们也说央行的多政策目标还不是货币政策目标，后者更窄一些。但是，有些工作又有联系。因此，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一个目标问题。

我记着我们跟伯南克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大意是我们不能讲我们不关心这些目标，但是我们说美联储现在关心的这个两个目标，在当前阶段是一致的。因此我们也会说我们不能保证他，因此目标之间会有冲突和摩擦。如果说，在中国的多目标下，事情就会复杂，因为多目标是一个比较难以理解的问题。那么，一个目标有多个目标函数的话，那么他们究竟是一个线性的目标函数还是对数线性的目标函数。这个目标函数加权是怎样。你能不能给大家交代清楚说，这个事情是什么。虽然时间有限不能展开说，但是应该说中国人民银行坚持多目标函数，我们是有一套办法来考虑目标函数、多目标函数加权问题。

第二点，我们回顾一下过去货币政策，在危机之前的主要说法。首先，涉及到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过去危机前二十多年的进展，让央行更加关注价格型政策，同时认为数量型政策与价格型政策是一回事。我们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他们是一种线性的对偶关系。具体来说，以中国为例，价格型货币政策是利率，数量型是提高准备金率。那么有些人说，你把存款准备金提高0.5%相

当于利率提高0.25%。如果降低0.5%存款准备金率相当于利率降低0.25%。这大致上是线性的对偶关系。反过来说，你不针对什么也相当于调整了流动性。

因此，你不管怎么动实际上是一回事情。在中国来讲，多年来的教育，特别是老的教科书都是货币数量说。这就是说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应该和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相适应、基本上一致，否则多了的话就是通货膨胀，少了就可能抑制经济增长或者是通货紧缩。但这理论在危机之前就发生了很大转变。大家更多注重货币存量，即广义货币与金融资产之和，已经远远大于社会中年度的货币和商品供应总量。这也就是说实际上可以转换成为购买力的货币数量是相当大的。所以保持低通胀是要稳定预期，以这个角度来做的。

也就是说，中国比较流行货币数量说，但是从全球角度来说，在危机之前更多关注货币政策的价格工具。此外，危机之前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口头干预。如果需要什么事情就口头干预。因为，不管是价格还是数量工具都有台阶性。在台阶之间有些事情可以通过口头干预。

此外，还有一个使用口头干预的事情就是资产价格。如果房地产、股票或者其他的一些资产方面出现一些变化。应该说全球的央行并没有完成对规律的掌握。也就是说你并不知道这些政策对资产价格的时间特性，也就是说资产价格的周期会长一些。你并不知道货币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会对它起到作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候需要口头干预。这就像是我们说格林斯潘看到股票涨得太快时提出“非理性躁动”。口头干预也是一种对预期的引导。那么，应该说口头干预的效果和货币政策干预的效果是密切相关、可以替代的。这也就是说，你在危机之前可以用口头干预说，需要改变一下大家的理解和预期。你也可以实际上调整你的利率或者是流动性，你就让公众、经济学家去解释，他们的解释可能与你的调整结果是一样。这就是说，有些话你可以自己说也可以让别人去说，中间也是有转嫁关系。

我们说危机之前，对中央银行利率掌握最主要的依据还是“泰勒规则”。它主要是认为央行所掌握的政策名义利率应该和产出缺口、通货膨胀缺口相关。这也与基数有关系。现在谁也不会将通胀目标定为零，因为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