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 (张腾斌)

学年学期：2013-2014第二学期科目名称：佛教与中国文化院系：化学与环境学院任课教师：李宜静年级班级：化学（师范）6班学生姓名：张腾斌学号： 20112401025专业：化学（师范）读«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探讨佛教流传与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及影响【摘要】«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学养最深和最受尊敬的佛教学者方立天教授的大作，也是“当代中国人文大系”系列丛书之一。

自从印度佛教东传至中国之后，便拉开了佛教在各个朝代发展的篇章，而佛教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本书从佛教东传概况、佛教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入手，呈现对佛教各方面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佛教东传发展政治伦理佛教相关问题一直以来就是学术史上的研究热点之一，为人熟知的著作，如聂静洁的«20世纪西域佛教史若干问题研究述评»、杨明的«佛教伦理及其中国化发展»等，都对佛教东传及由于中国本土化而产生的一些文化现象有过一定的研究，但在佛教与中国政治的关系上相关学术研究占比例较小。

“本书如果能够对于宗教学工作者、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外交统战工作者，以及导游和旅游者，提供各自需要的某些佛教知识，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安慰了。

”可见，作者撰写这本书，是为读者了解“中国佛教文化与传统文化”提供基础知识。

作者也明确表明，我们应当借助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性根据，克服、消除宗教心理来推倒神的虚构威严。

这充分表现了作者虽是在研究宗教学，但其自身秉承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神”的存在根本上是要树立人的尊严。

因本人对宗教史的知识较为感兴趣，我挑选了«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这本书作为阅读书目且参考了部分学术文献，本篇文章将从印度佛教东传概况、佛教在中国各朝代发展情况及佛教与中国社会各方面互相影响的角度出发，梳理佛教与传统文化的知识线索，并提出个人对部分观点的看法和体会。

一、印度佛教东传概况在苦难与压迫的印度现实社会中，印度佛教萌发了。

佛教的外传始于公元前3世纪的阿育王统治时期，而关于佛教传入我国内地的确切时间则有着不同的说法，最主要有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传入说和西汉安帝时传入说。

最后综合两种说法，佛教初到内地大约在公元一世纪。

佛教在中国流传、发展了2000多年，逐渐适应、调整、融合到了传统中国文化中。

书中提到，佛教传入中国内地路线有两条：一是陆路：从中亚细亚地区传入我国新疆，再继续传入内地；另一条是海路：从斯里兰卡开始，经爪哇、马来半岛、越南后到达广州。

而一些学术观点则认为，“有关佛教传入中国汉地所经由的路径的观点有陆路传入说、海路传入说和川滇缅印道传入说。

”①自汉武帝开通西域以来，陆路便成为东西交通的要道，这条陆路又包括了南北要道。

印度来华的僧人多数通过这南北两道抵达中国内地。

另外，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后并不是只在本土发展，它也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而流传到邻国。

公元4世纪佛教传入朝鲜，在这之后，朝鲜新罗僧人不断来华与唐交流学习。

“他们的来华，不仅为韩国佛教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而且，他们还用精深的佛学知识反哺中国佛教，为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并以此铸就开放的中国佛教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②中朝的佛教交流互相促进双方佛教文化的发展。

自20世纪50年代后佛教成为朝鲜最大的宗教；公元6世纪，佛教又从朝鲜南部传入日本大和皇国，至今影响深刻。

“日本佛教在中国佛教的帮助下发展起来，同时日本佛教本身的发展又为中国佛教资料的保存和思想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③中日关系也随着佛教文化的交流而得到进一步加强。

公元2世纪中国广西将佛教影响至越南地区；藏传佛教也传入西伯利亚并在近代被沙俄政府扶植；近代佛教又从中国沿海传至马来半岛等东南亚国家。

从书中描述我们可知，中国与邻国因佛教而加大来往，佛教外传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良好机会。

二、佛教在中国各朝代发展情况及影响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后，受当时社会现实和政治统治等因素影响，在各朝各代①«20世纪西域佛教史若干问题研究述评»，聂静洁，«西域研究»，2005年3月②«论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贡献»，王德朋，«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六期③«中日佛教交流概述»，刘富胜，«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二期中渐渐发展。

在中国，佛教的传播与佛教的经典译介同步进行。

三国两晋时期，佛教信仰开始流布到民间，佛典翻译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译经惯于用道家术语来表述佛教思想。

至东晋十六国时代，南北两地的多数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都大力提倡佛教；而由于长年战乱，民不聊生，社会的苦难也使劳动者愿意从求神拜佛中获得心灵上的安抚。

这便为佛教的兴盛提供了天然的社会环境，也汇合成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这个阶段中，佛典翻译取得重大成就，西行求法运动兴起，净土思潮和般若学等教义形成。

南北朝则形成了独立的寺院经济，虽然在此期间有过统治者灭佛的现象。

隋唐之后，政治统一、安稳，国家经济繁荣，国际文化交流活跃，佛教也渐渐演变成若干新的宗派。

隋唐统治者也十分重视对佛教的整顿和利用，佛教在此期间到达鼎盛状态，在各方面都创造了显赫的成就。

此鼎盛时代终结于而后的安史之乱和会昌灭佛。

五代十国时期，国家对佛教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佛教在衰微中延续。

中国佛教的另外一支——藏传佛教，却随着蒙古族统一中国而复扩大其影响，成为元代国教。

佛教从印度而来，却在中国本土的环境中得以发展，这与其强大的适应性和融入性息息相关。

佛教的传入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伦理、哲学、文学艺术、民俗等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些影响仍持续到今日。

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至今也可从民间习俗、思想、文学艺术作品、旅游建筑等各方面窥见。

三、佛教与中国政治相互关系首先中国政治对佛教具有决定作用，而佛教对政治具有反作用，这只是从史实中概括出的较为基本的关系。

东晋以前，佛教还不足够强大，未形成一种社会力量。

统治阶级中个别人信奉佛教也只是为了个人去灾得福。

而东晋时佛教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日益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开始成为统治阶级实行专制统治的一种工具。

在这一时期，北方十六国和南朝统治者为了利用佛教以巩固其统治，重视名僧，名僧参与政治的情况也时常出现。

而佛教的基本教义所主张的“无君无父”与儒家纲常名教形成尖锐矛盾，“沙门拜俗”问题之争也以王权和儒家胜利而告终。

北朝二武灭佛事件，也是由于佛教势力膨胀，影响了政府兵源，这表明当佛教的发展影响甚至有威胁到统治者统治的倾向时，遭到打压的原因十分清晰。

到隋唐时期，一方面，统治者大都将佛教作为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因而共同扶持、全面利用佛教，泯灭人们的斗志，使人们安分守己，防止农民起义。

诸如隋文帝宣传“我兴由佛法”，说自己当皇帝是秉承佛的旨意；隋炀帝也利用佛教经典来神化自己，为自己杀害父兄的行为辩解；唐高祖曾下诏在过去的战场上立佛寺，给死者超度，以收买人心；武则天则用佛教来维护自身女皇的宝座，证明政治上所享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文人、官吏也对佛教持不同立场，有的从佛教不利于巩固社会统治秩序的角度反对佛教，有的则认为因果报应理论可以稳定社会秩序而提倡佛教，还有自身因仕途失意而在佛教中寻找精神寄托。

元代时期，藏传佛教与政治密切结合，名僧也参与元代立国活动。

宋明时代佛教也被农民领袖利用来倡导和组织农民起义，如明清时期，宋太祖赵匡胤反前代政策，采取保护佛教来加强自身统治力量；明太祖朱元璋曾参加以“弥勒降生”为号召的红巾军农民起义，后来又竭力防止佛教滋蔓。

在明清时期，佛教也因统治阶级实行民族政策和成为对外结交的纽带而发挥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佛教是受到支持或是遭到排挤，是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决定的。

佛教若能顺应统治者意图，则被扶持而得到发展；若其发展威胁或与统治有了矛盾，则只能遭到打压。

中国佛教一直都是被政治利用的工具，但又因具有特殊教义，佛教在其渐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在统治阶层及劳动者中分别起到不同的作用。

汉至西晋时期，佛教的政治作用并不明显；东晋南北朝，佛教的各种思潮尤其是因果报应思想可以麻木并控制下层劳动者的思想，从而维护了基层政权统治；隋唐时期形成的宗派所宣扬的理念都直接或间接地消弭人民的革命意识，逃避现实，放弃斗争；而宋元明清时，佛教思想一部分被宋明理学所吸收，通过理学发挥政治作用。

而一部分进步思想家如李贽、龚自珍等又借助佛教来批判礼教和宋明理学，呼吁社会变革专制制度；近代资产阶级改革家如梁启超、章太炎等试图借佛教思想来改造国民道德和专制社会，在一定条件下起到改造国民道德的作用，但其局限性也决定了资产阶级难以通过此完成事业。

佛教反作用于中国政治，对于不同的对象所起的作用也不同，对于统治阶层大多是巩固其统治，对下层劳动者通常是麻痹消除其抗争意识，另外也不乏被进步人士或起义者所用来反抗专制统治。

总的来说，佛教虽然对历代中国政治产生不同的影响，但在佛教之上还有统治者统治人民的最主要思想工具----儒学思想，因此佛教影响水平有限，佛教终究是受到政治统治的限制。

四、佛教与中国伦理相互关系“佛教不仅非常懂得‘入乡随俗’的重要性，而且它本身有适应环境的内在机制，因此，在它传入中国以后，就以‘随机’、‘方便’为理论依据，十分注意与中土原有的思想文化相适应。

”④在伦理观上，佛教是以“孝道”为核心，吸收、调和儒家道德伦理来改造和充实自己，基本上是作为儒家伦理道德的配角而发挥其社会效能的。

佛教的伦理观念的重心即“孝道”，由于“孝”的观念适应于中国传统宗族家族社会，其倡导的一系列传统，如盂兰盆节、扶救双亲等民俗和观念深入民众，因此也成为维持家族组织结构和维护专制秩序的重要力量。

早期汉译佛典倾向于适应中国儒家伦理，对于有关人际关系，尤其是男女关系、夫妻关系、家庭关系、主仆关系的内容，译者均为了适应儒家伦理道德而做出调整，其中印度佛教认为这些关系的人都应该互相尊重，自由对待，而调整后的伦理则认为他们之间应有支配关系、隶属关系。

但儒家和佛教对待人生社会的看法存在根本性的不同，儒家重人事，重现实，佛教重解脱，重出离。

佛教思想的流传必定会动摇和瓦解儒家主导的传统伦理观念，因此儒家学者开始发起对佛教的攻击和批判以维护其正统地位，“如佛教徒的出家，与父母断绝关系，是不孝之举；僧人削发，违反了违反了将身体发肤完整归于祖宗的孝道要求；独身无后，是大不孝；不拜父母，是违反尊亲的原则。

”⑤佛教为了能适应在本土的生存，又不得不对这些抨击采取辩解、调和和妥协的态度，各朝代僧人信徒等都会对佛教的信念加以修改以适应儒家提倡的伦理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