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行宪法之公民基本权利

论中国现行宪法之公民基本权利山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思政一班叶玲慧内容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公民也越来越深刻体会到宪法所赋予给自己的基本权利的重要性。

因此不断加强和完善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体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一些案例对我国现行宪法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存在的问题做出了简要的分析，提出一些应当纳入宪法之中的一些权利。

关键词宪法尊严权利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大法，规定拥有最高法律效力。

现行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是自由公民的大宪章。

宪法规定的权利叫基本权利，它决定着公民在国家中的法律地位，是公民在国家和社会中最主要、最根本和不可缺少的权利。

这些权利理应也必须得到充分的保障，否则将对宪法的权威以及尊严造成极大的挑战。

同时也会阻碍我国依法治国，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

目前我国现行宪法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不够周密，体系也不完备，许多基本的公民权利并没有被列入宪法典之中，虽经多次修宪但始终为能触及筋骨。

所以针对一些案例，对此问题做出一些分析。

首先我国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采用的是列举的方式，使公民基本权利的种类更明确，保护起来更方便，可以根据宪法进行立法或者直接适用对基本权利加以保护。

但是，由于历史和社会现实等原因，我国宪法对基本权利种类规定还有不足之处，与其他国家宪法和世界公约相比，我国宪法对一些基本权利还没有规定，因此在宪法中增加一些公民基本权利很有必要。

记得2009年十大宪法案例中有个“躲猫猫”事件。

大致是说24岁的玉溪北城镇男子李乔明死在了看守所，死因是“重度颅脑损伤”。

晋宁县公安机关对此事件的解释是，李乔明受伤是由于其与同监室的狱友在看守所天井里玩“躲猫猫”游戏时，遭到狱友踢打并不小心撞到墙壁而导致。

结论遭网民一片质疑，后经调查系被牢头狱霸殴打致死。

对于这件事，可以反映出一系列宪法本身存在的漏洞。

第一，是关于人犯的生命权、健康权等基本权利的保障，包括宪法保障、法律保障。

因为根据《看守所条例》的规定，看守所仅仅是依法羁押人犯的机构，它的任务就是羁押并且保证犯罪嫌疑人的安全和合法权益，人犯一旦进入看守所以后，他的生命、健康、人格尊严等等都应该受到保障。

李荞明仅仅是一个犯罪嫌疑人，即使法院宣告他有罪，他的生命权、健康权仍然要受到保障，而保障人犯的生命权是监管部门不可推卸的责任。

《宪法》第38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人格尊严权存在具有普遍性，不能因为公民触犯了法律而丧失，也就是说即使是罪大恶极的犯罪人也不能够剥夺其基本的人格尊严权，然而李荞明只是受犯罪嫌疑暂时被羁押而已，他涉嫌盗伐林木的行为是否确实构成犯罪都没有确定，却遭到了非人的待遇，乃至死亡，其依据宪法所享有的人格尊严，已经在“躲猫猫”事件当中被践踏殆尽。

按照云南省检察院新闻发言人的说法，李荞明是被看守所的一个牢头、狱霸，以玩游戏的名义殴打致死，《看守所条例》明文规定，看守所里，有24小时值班制度，值班人员应该坚守岗位，随时巡视监房。

怎么会出现严重的伤及、危及他人生命健康的游戏呢？所以其中反映出坚守工作中暴露的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集中的问题是政府的责任担当。

比方说，管理层的疏松，以及玩忽职守，基宁咸看守所的管理既不严格，也不文明，而且漏洞很多，缺乏人性化的管理，助长了牢头狱霸的这种恶性事件的出现，而且据说牢头狱霸是我们国家监狱、看守所一个普遍的产物。

同时按照《看守所条例》的规定，人犯在羁押期间如果有犯罪行为，看守所应当及时将情况通知相关机关依法处理。

但是当时看守所发生此事件后，却回避责任，没有在第一时间将事件报道，而是谎称李荞明受伤是由于玩“躲猫猫”游戏，并不小心撞到墙上致死的，以此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缺乏起码的责任感和道德感。

另外据云南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杨建平的透露，晋宁县看守所一些监管设备损坏达半年，因为监视镜头损坏半年，看守所没有进行修理，所以无法提供监控录像，这样就使社会和公众永远无法明了事件的真相，无法还原事件的原貌，也许真正的死因也随之被埋没。

一个活生生的人在看守所的死亡，所引发的对特定主体生命权的保障问题，虽然与某一个看守所有关，但反映出我们国家目前现行宪法与法律对这一权利保障的盲点。

比如说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保障人权，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以及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但是缺乏对犯罪嫌疑人特殊人权的保护。

同时也缺乏相关法律对这一特殊群体的一个具体保障问题。

第二，“躲猫猫”事件涉及看守所条例合宪和合法问题。

已经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非常明确，看守所显然与宪法、法律的规定相抵触。

首先是违法的、无效的。

关于合宪性的理解，《看守所条例》首先将依法逮捕、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界定为人犯。

什么是人犯？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人犯了罪，这里显然是存在一个先罪后定的问题，是由罪推定的一个体现，违反无罪推定的法治原则与人权保障。

第二，既然将人犯界定为犯了罪的人，当然除了羁押以外，《看守所在条例》明确担当起对人犯进行管理、教育、生活、生活、保障、侦查、起诉、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

那么看守所应该对人犯进行法制、道德，以及必要形式的劳动教育，同时组织人犯进行适当的劳动等等，集羁押、侦破、教育、奖励于一身的多功能职能，具体涉及到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监狱管理权集权的机构。

在权利过分集中的地方，权利就失去了保障，因此看守所定位的混乱和权利的集中，不仅使看守所自身的管理无法法制化，同时也是我们国家刑讯逼供这种现象直接诱发的一个原因。

犯罪嫌疑人一旦进入看守所，就好比关进一个黑洞洞的房子里，他们的基本权利很难得到保障。

由此可见，在目前情况下应该实现羁押与侦查分离的原则，目的就是约束公安机关的权利，最大程度保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从而使看守所的管理走上法制化的轨道。

宪法人只有活着才能够享受应有的权利和自由，没有生命其他的一切权利根本无从谈起。

因此生命权是人的首要权利，也是最高的权利。

任何人不得用任何非法手段致其死亡，剥夺其生命权。

作为确认和保障基本权益的根本大法宪法，应当也必须将生命权确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

将生命权入宪有助于保护我国公民的生命，完善我国宪法，同时也是我国实施国际公约的需要在宪法上设定生命权一方面意味着当有非法侵害生命的行为或危险发生时，公民有权采取防御措施，防止侵害生命的结果发生。

同时也意味着当公民的生命遭受非法侵害时国家有义务对公民的生命进行救济。

建议宪法对于生命权条文可以如下表述：“公民享有不可剥夺的生命权，任何人不得以非法手段剥夺公民的生命，国家有义务保护公民的生命。

”还有就是中国现行宪法中对公民出版自由的保护，公民出版自由的合理限制方面做的也不够充分。

例如被评为2010年十大宪法案例之一的谢朝平出版作品遭刑事拘留案。

事件回放：2010年8月19日，55岁的谢朝平被陕西渭南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罪”从北京家中带走。

“非法经营”是因为谢朝平自费在《火花》杂志出版了增刊1万本纪实文学《大迁徙》，其中记录了三门峡移民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渭南地区的移民是作品主角。

2010年9月17日，陕西渭南检察机关对谢朝平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谢被取保候审。

对此事件，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上官丕亮教授对此做出评说说第一，渭南警方因谢朝平在作品中揭露了真实的情况和腐败的问题，就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对其进行追捕和拘留，仅凭这一点就足以断定，警方明显侵犯了谢朝平的出版自由权。

第二，渭南警方因为谢朝平的作品披露了真相，批评了当地的公务员，就对作者进行打击报复，这明显侵犯了谢朝平的批评、建议等监督的权利。

第三，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也有很多限制人身自由的程序规定，渭南警方没有遵守这些规定，超期羁押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

国家工作人员一定要有宪法意识，应当按照宪法的精神来理解法律的规定。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法律在执行中不与宪法相抵触，所有的部门法中的“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才不至于成为一句空话。

而我国宪法也该对这类特殊言论自由做出保护。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屡屡发生的“因言获罪”、“因言治罪”的冤案不再发生。

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中国的现行宪法是从1982开始实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的漏洞，所以需要修改一部分宪法，以适合时代的发展。

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法治应该包含两方面的涵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这句至理名言提示了法律的本质要求：即良法至上。

纵观世界上法治建设比较成功的国家，不论他们人口多寡、地域大小以及历史文化概貌有多大差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有一部良法并赋予其至高无上的权威。

而宪法权威的确立又有赖于宪法规范的稳定性和适应性的动态和谐。

宪法必须保持足够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

如果频繁的行使修宪权和制宪权，就无法保持宪法的应有稳定性和连续性，从而损害宪法的权威。

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宪法的稳定性与宪法的权威不一样,后者是绝对的,而前者则只能是相对的。

”所以宪法规范又必须有适应性。

“经验知识告诉我们，法必须受到人民的尊重，然后才有尊严，然后才会发生作用，但‘法’也唯有能够适应和满足现实社会的需要，然后才会为人们所遵守。

”换言之，即科学的宪法是宪法权威确定的前提。

一部科学的宪法能够完整的反映人们的宪法观念和价值追求。

而使宪法科学性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修改宪法。

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宪法必须随着时间和社会情势的变化而变化，宪法不在变化中自变,就会因其不变而为社会所推翻。

在这种情景下，更不能奢谈宪法权威和法治。

因此建立一套完善的宪法修改机制并保障修宪权的恰当行使，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我国现代宪政建设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