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与社会变迁

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与社会变迁

——对外开放影响下的中西方小说“杂交”

引言

1978年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而改革开放不仅使我国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和社会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也使我国的文化面貌发焕然一新。从1980年起，中国先后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省的厦门和海南省分别建立了五个经济特区；1984年进一步开放了大连、秦皇岛等14个沿海城市，随后，一系列的开放政策使我国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地区相结合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格局。在此影响之下，一种“一元指导、多元共存”的文化生态开始初步形成。其主要表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全面渗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草根文化众声喧哗，互相激荡。在多元、开放的文化生态环境中，中国本土小说与西方小说相互杂为我国小说创作的繁荣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格局。

一、开放初期——改革小说的困顿

新时期，许多作家开始把创作目光由历史拉到现实，一边关注着现实中的改革发展，一边在文学中发表自己关于祖国发展的种种思考和设想。这就是风骚一时的'改革文学。1979年后，土地承包和生产责任制的实行在农村掀起了一次经济和精神上的巨大变革。许多敏感的作家便抓住拥有土地支配权后农民的新状态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如蒋子龙的中篇小说《燕赵悲歌》、贾平凹的中篇小说《腊月．正月》、《鸡窝洼的人家》等。然而实际上“改革文学”的路数基本一致：虽然官僚主义问题很大，但是英明的主人公基本上能克服重重困难，并取得阶段性胜利，即使要面临更大的风雨，也要强调主人公那种打不倒的顽强精神。

这种小说对“胜利”基本上充满了不屈不挠的热情，在创作手法上，仍然是走大众文学的路子，比如打造乔厂长、李向南等典型人物时，注意插科打诨，并突出了他们的英明果断，处理不合作、捣蛋人士时，仍然有脸谱化的毛病。他们小心地不脱离群众，谨守“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训令，有选择地批判过去。

虽然“改革文学”，所含的“希望”是新鲜大胆的，它表明了与过去决裂的勇气与决心，安慰那些劫后余生的心灵，对官僚制度进行批判，为打破体制僵局营造了强大而积极的舆论，但从总体来看其思维方式仍然是陈旧落后的。一时新鲜过后，摆脱不了文化大革命遗毒的改革小说陷入了困境。

二、外来文学影响——寻根小说的兴起

八十年代中期，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寻根派的文学主张是希望能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劣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而这种原始情结的出现既有作家自身的原因，也与外来文学的影响有关。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深，西方的现代文化思想也与其他经验和技术一起进入中国,如何应对这些思想,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在经济起飞之际应该把自身的文化传统作为接受场,来检验、吸收西方现代文化,以求发展自己的现代化。这正好可以被用来批判文革时期泛滥成灾的政治专制主义。但是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实际生活中研究如何建设现代化的命题时就不能不注意到，对现实的改造必须利用好自己的文化传统。于是重新研究认识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一种既是客观的需要,也是主观上的要求。到了1985年前后,文化领域兴起了一股规模不小的寻根文化热。其小说代表作有阿城的“三王”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郑义的《老井》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等。

因而从总体来看，文化寻根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向传统复归,而是为西方现代文化寻找一个较为有利的接受场：在对于西方现代文学历史和作家的状况有了较多了解之后,迫切要求文学“走向世界”的作家意识到,追随西方某些作家、流派,即使模仿的再好,也不能成为独创性的艺术创造。在他们看来,以“世界文学”的视镜从中国文化寻找有生命力的东西,应该是中国文学更为可行之路。

三、西方现代主义与先锋小说

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对外交越来越频繁，在一些西方小说流派的影响下，一批先锋小说开始在国内兴起。先锋小说吸纳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观念和技巧，通过新的价值取向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发生决裂。“先锋小说”是中国本

土小说与西方现代小说的“杂交”产物带来了一次小说创作的热潮。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属于资本主义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文学不主张用作品去再现生活，而是提倡从人的心理感受出发，表现生活对人的压抑和扭曲。运用象征性、荒诞性、意识流去表现荒诞的世界里异化的人的危机意识。在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人物往往是变形的，故事往往是荒诞的，主题往往是绝望的。

魔幻现实主义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物。它指的是20世纪中期拉丁美洲小说创作中的一个流派。魔幻现实主义是通过“魔法”所产生的幻景来表达生活现实的一种创作方法。魔幻是途径，表现生活现实是目的。用魔幻的东西将现实隐去，展示给读者的是一个循环往复的、主观时间和客观时间相混合、主客观事物的空间失去界限的世界。在现实描绘中引入大量超自然因素，奇迹、幻觉、梦境甚至鬼魂形象出现于小说情节中，时序关系常被打乱，叙述富于跳跃性，有时场面带有象征色彩，显示出鲜明的地狱和民族特点。它堪称是“移植”和“寻根”相结合的成功范例。它既是对现实的深刻开掘，又是对历史的严肃反思；既有对本大陆传统文化的寻本探源，又有对欧美现代主义的广泛吸收。先锋小说就在二者结合的基础上初步形成。

最初，先锋小说表现为对旧有意义模式的反叛与消解，作家的创作已不再具有明确的主题指向和社会责任感，在文学观念上先锋小说颠覆了旧的真实观，一方面放弃对历史真实和历史本质的追寻，另一方面放弃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在文本特征上先锋小说体现为叙述游戏，更加平面化，结构上更为散乱、破碎，文本意义的消解也导致了文本深度模式的消失，人物趋于符号化，性格没有深度，放弃象征意义模式，通常使用戏拟、反讽等写作策略。“先锋派文学创造了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方法和语言经验，并且毫不夸张地说，它们改写了当代中国小说的一系列基本命题和小说本身的定义。”

四、“中国式”现代派小说形成

中国本土文学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新时期文学基本上是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为主，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出现多元化并进，这实际上是权威崇拜以及集体主义在新时期文学的某些延续——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这些已被认同的文学思潮，整个文坛的创作大体是一致的。群体意识的制约必然使文学创作走向单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