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文人宦游的文化情结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浅谈中国古代文人宦游的文化情结

摘要

文章对“宦游”这一中国旅游文化中的特殊现象的定义、特点、类型以及其出现的思想根源分析了“宦游”对中国旅游文学的影响，肯定了古代宦游文人性格中坚韧和积极乐观的方面。

关键词：宦游旅游文化诗歌

从《诗经》中的远游思念到《离骚》中屈原的故国之思，从李白的“不知何处是故乡”到刘禹锡、柳宗元的“二十三年弃置身”。那份离乡的哀怨就一直萦绕在中国古代的文学史上。从马致远的“古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刘长卿的“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再到李商隐的“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这份哀怨愈加直白明显。

中国历来讲究安土重迁，然而当古代文人有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后，他们注定有朝一日将毫不犹豫地远走高飞，去历练，去宦游。他们游学、做官、升迁或者被贬流放……历经沧桑，从此，故乡成为他们永远的牵挂，庙堂之高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地方。他们伤感、哀怨、游移……然而，他们的一生，最终将由他们的诗词记录，让世人来见证那段有他们参与的历史。

何谓宦游？由先秦的游说之旅复兴流变而来的宦游是指士人为谋取一官半职，离乡去国；或奔赴京都；或直谒宫门，毛遂自荐；或拜谒权贵，借力晋身；或广交朋友，沽名钓誉所形成的旅游。我国古代的宦游历史悠久，有官吏依赖就又关于宦游的记载。《诗经》所云：“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实命不同。”古代宦游目的明确，虽为游历，但是中心目标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许多文人士大夫的游记文学中，往往以优美的文字描述自然风光，游赏之乐，但在其结尾处往往明确的表明心中抱负或借景抒发自己怀才不遇渴求被重用的心情。如王勃的《滕王阁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等。

为什么宦游？什么样的信念使着这些多愁善感的文人倔强的抑制自己还乡的冲动，是什么样的力量阻挡着他们回乡的车船？正如高适在《送蹇秀才赴临光朓》中所云：“帐望日千里，如何今二毛。犹思阳谷去，若厌陇山高，倚马见雄笔，随身唯宝刀。料君终自致，勋生在临朓。”又如李白曾云：“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或许还如辛弃疾说的那样：“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为天下需要每一个读书人的才华和力量去治理，为在史书上留下一个可以供人瞻仰的名字。在他们心中，自然分得清个人愁苦与天下兴亡孰轻孰重，可是，他们又是如此多情。家乡的温情，父母的叮咛，还有妻儿的期盼，尤其当他们遇到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他们被打击，被贬谪，被流放……所有他们的经历，他们丰富的情感体验使得他们的“宦游文学”成为中国文学力度放异彩的一支艺术之花，而那些他们用生命谱成的无韵离骚则为中国记录了点滴。

宦游的产生是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经时济世，学以致用”、“格物致知”和道家“无为”、“逍遥游”思想共同的结果。孔子在《论语》中谈到士子应该“学而优则仕”，提倡士子积极入世，为辅佐君主，匡扶社稷做贡献。同时，孔子本人历时十余年率弟子游历齐、魏、郑、曹、宋、陈等多个国家，对后世的文人宦游起到了重大的影响。道家学说提倡“无为”、“逍遥游”的观点。道家思想认为旅游是不带任何功利意味的游戏游乐，旅游者应该以从中得到精神上的自由和满足为目的。这一观点，对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宦游活动影响也十分深远。当他们仕途失意的时候，往往寄情于山水之间，他们会追求率性自由，参悟人生真谛，化解心中的郁闷无奈。正如苏轼在《赤壁赋》中写的：“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带着这种心境，他才能在黄州的人生低谷时唱出“羽化而登仙”“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这样昂扬的调子。可以说，文人的这些羁旅诗歌不仅是他们人生的写照，更是当时所处时代的投影。

可以说，中国的古代文学因为文人宦游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历代名人的宦游使得此后旅游主体以及旅游观念有了变化和更新。人们开始承认旅游具有个人审美和调适的功能，具有文化色彩的文人宦游还发展了游览艺术和旅游审美意识。旅游文学愈加丰富多彩，如王维“空山新雨后”、“山色有无中”的虚实写法，“声喧乱石中，色静深山里”的动静写法，“白云回望合，青霭人看无”的光色的细致体察和描述。旅游文学推动着旅游业的发展，而这些名篇游记更是将名山明水推向大众。

纵观中国的旅游文学，因宦游而成的羁旅的诗歌创作，其情真，其意深。常常是文人由眼前所见抒发感想，又在对于人生亲历、思考之后转向积极上进的人生态度。时间与空间，人生归宿与国家政治，眼前之景与故国之思，满腹情愫扭结升华，构成一片特有的历史气象。宦游文学也反映着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的民族心理、在家与国之间漂流的中国文人，尽管有不尽的忧愁，有不尽的痛苦，但是他们为了心中的信念自觉抑制思乡之痛，忍受流离之苦的精神，值得我们对其产生敬意。